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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玫瑰 作者:北岛-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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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克的邻居。那时艾基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帕斯捷尔纳克早已是举世闻名的大诗人。两人相差四十四岁,尽管民族语言文化背景不同,却成了莫逆之交。在帕斯捷尔纳克和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Nazim Hikmet)的鼓励下,艾基改用俄文写作。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奖后,受到官方的猛烈围攻,甚至面临驱逐出境的威胁。1959年,由于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特殊关系,艾基被高尔基文学院开除。
  艾基在1993年接受英国杂志《审查制度索引》(Index Censorship)的采访中说:“……1958年以后,由于反帕斯捷尔纳克的事件,我被逐出文学界。我的生命受到威胁,不能回到楚瓦土。因而留在莫斯科,既无许可证也没有钱,只能在火车站过夜。幸运的是,在1959年我遇见一批地下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这下子救了我。我们分享共同的关切与志趣。”
  作为地下作家,日子艰难,艾基主要靠翻译为生。他并未直接卷入持不同政见的运动,而是与那些地下艺术家为伍,坚持写作。从六十年代初起,他的书先在东欧,随后在法国和德国等地陆续出版。而国外的名声不仅没有得到苏联作协的认可,其诗作出现在海外侨民刊物上更是雪上加霜。直到1987年,楚瓦土报纸《青年共产党人》副刊以小册子的形式,首次用俄文和楚瓦士文发表了艾基的诗。不久他的诗选在莫斯科正式出版,由半官方的诗人叶甫图申科作序。叶甫图申科在序言中称他为“楚瓦士的孩子”。艾基的名字才终于在国内为人所知。
  艾基转向俄文写作,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使他和全世界的读者的交流更容易了。他曾有意拉开自己和楚瓦士文化的距离。年轻时他曾说过,之所以避开楚瓦土民间传说,是因为和现代主义大师之作相比,其形式过于原始。而他后来开始转向,尤其自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贴近自己祖传的文化,推崇在今日世界其持久的价值。这种回归,首先是他分别把法国、波兰和匈牙利诗歌译成楚瓦士文,使同胞获得更广阔的诗歌视野;同时把楚瓦士民间传说与诗歌整理并翻译成若干欧洲语言。
  对于很多俄文读者来说,艾基的涛太神秘,过于忽视俄国诗歌的正常模式;这也让不少西方读者感到陌生,似乎与欧洲大陆的现代诗歌相距甚远。
  艾基的诗歌更接近睡眠。他在1975年关于诗歌的札记《睡眠与诗歌》中写道:
  “虽然如此,‘让我们跃人黑夜’(卡夫卡)。
  “在那里有人。那里,在睡眠深处,有生者与死者的交流。
  “而正如我们不用‘社会的’或‘民族的’来描绘死者的灵魂,那么,若只在睡眠中,让我们信任生者的灵魂,——为此让我们愿自己睡眠清澈,睡眠似乎忘掉了我们。
  “除了诗歌,谁会许自己这样做呢?”
  七
  2003年9月的一天,我开车去芝加哥机场接艾基夫妇和他的英译者皮特·佛朗斯。皮特先到了一个钟头,他是从伦敦飞来的。我们坐在机场酒吧,边喝啤酒边聊天,等待来自莫斯科的艾基夫妇。皮特瘦而有神,精明强干。他是爱丁堡大学的退休教授。我问他怎么开始翻译艾基的诗。他说是因为他先翻译帕斯捷尔纳克,为了解其生平去采访艾基,从那时开始喜欢上了他的诗。你怎么开始学俄文的?我刨根问底。他笑了笑,说:“你知道,由于冷战,英国培养了很多窃听专家。我由于喜欢俄国诗歌,后来转了向。”真没想到阴错阳差,西方的间谍机构和东方的地下文学竟这样挂上钩。
  艾基夫妇终于出现在门口。他见老了,花白的头发像将熄的火焰不屈不挠;他发福了,在人群中矮墩墩的。相比之下,戈林娜比他高出半头。我们紧紧拥抱。艾基的拥抱是俄国式的,热情有力,他的胡子硬扎扎戳在我腮帮上。
  屈指一算,我们有十一年没见了。在我的推荐下,新方向出版社不久前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孩子与玫瑰》(本文开头就是我为该书作的序)。当我和同事约翰·若森沃德(John Rosen…wald)筹划在我们执教的柏洛依特学院举办国际诗歌节,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这是他们头一次来美国。开车回柏洛依特的路上,艾基夫妇感叹:这儿多么像俄国。“你看,那片树林!那块坡地!”艾基惊呼道。
  我把他们带进完全不像俄国的旅馆套间。除了烧煤气的假壁炉外,卧室的双人床边是个巨大的旋水浴盆。戈林娜完全呆了,既兴奋又束手无策。“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浴盆!”她叹息道。
  与会者陆续到了。由于学校的经费有限,国际诗歌节规模很小,连我总共只有六个诗人,来自俄国、土耳其、日本、中国、墨西哥和美国。其实这样的规模很合适,诗人们之间能真正交流。
  第二天我请艾基和皮特到我的班上去,我当时正好在教艾基的诗,学生们对他的诗很感兴趣。和我同住一个小镇的美国朋友丹(Dan)专程为诗歌节赶来,他特别喜欢艾基的诗,也跟着旁听。艾基朗诵了几首自己的诗,然后回答学生们的问题,由皮特翻译。他谈到苏联地下诗歌时,丹插进来问:“那样的处境是不是很危险?”艾基突然生气了,脸憋得通红,喃喃说:“多讨厌。”他过了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舒了气说:“危险?那是可以描述的吗?”看来是丹的话,触动了他那段经历的痛处,这是一个普通美国人难以预料的。
  一个女学生问他为什么很多诗都献给某某,那是些什么人。艾基回答说,主要是他的朋友,大多是普通人。既然普希金把许多诗献给王公贵族,他怎么就不能献给普通人呢?他开始谈到俄罗斯的诗歌传统,谈到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谈到官方话语和韵律系统的关系,以及诗人如何才能打破这种无形的禁锢。
  八
  张枣:谁都知道,用韵律写作的俄文诗歌是人类最美丽的最伟大的精神冒险。而您几乎不用韵,这是为了反抗官方话语美化生活的企图吗?
  艾基:不是几乎不用,而是从来不用。一种专制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求制度化、类同化,让每个词都穿上坚硬的装甲;它要的是没有生气的词和人,但诗人的内心是自由的,他表述的人和物得是活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用韵就像下象棋,尽管棋路千变万化,但它总是有一个极点的,到了极点就只有重复。诗的节奏和韵律发自一首诗内在结构的需求,只有在必需时,这些外在形式的东西才能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反叛。但一般来讲,韵律总是束缚思想、与自由相悖的。
  张枣:我们生活被每日的外部事件切割成碎片,再无内连续性了。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现在可以说是再无故事可讲,导演再无情节可戏剧化,画家也再无物体可描绘。早在本世纪初,一位俄国大画家,马列维奇,就倡导超越具体物态的艺术(Suprematismus),诗人也是因为丧失了真正的生活而再无韵可押吗?
  艾基:马列维奇在1919年就写过一篇诗论,他批评了整个时代的诗歌,他说诗歌在犯一个危险的错误,因为它只关注物态世界而忽略世界的精神性。重要的是,诗人应该将自身的精神性的能量传递给世界。这种能量是抽象的,只有通过抽象化才能精确地表现人的内心状态。确实如此,人再无故事可讲。
  张枣:同时艺术的形式也只存在于一种非形式中,也就是说,每首诗都在航向一个未知的、必须找到后才成为形式的形式,而每个形式又是一次性的,对创作者本人和别人同是如此。
  艾基:这种寻找就是我刚才说的对思想目录化的反叛。这个世界万象缤纷,我们直觉地或潜意识地认识到,一首诗最多只是这世界的一个小小模型而已,这已足够了。
  张枣:直到几年前,您在国内几乎一直没有机会发表作品,是您本人不愿意发表还是由于那个制度不容忍?
  艾基:这当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要知道,不平凡的词儿在哪儿都是令人不快的,这很简单。
  张枣:您曾与冲白斯捷尔纳克有过私交。您能谈谈与俄国先驱诗人的精神联系吗?
  艾基:马雅可夫斯基有许多特征像马列维奇和阿波里奈尔。他的诗才和思想太了不起了。重要的是,他的思考方式是雕塑型的,给俄国语言艺术带来了巨大的突破。他用的每个词都比平常重五倍,像一个真正的雕塑家、词在他手上可变得忽大忽小。但人们不能苛求他作智力的反思,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特长。智力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中变成树、面包、大局然,深具活力,有肉有血,他是一个伟大的识象。至于曼德尔施塔姆,他是精神忍受不可思议的命运时发自灵魂的疾呼。这种疾呼是俄国词语与俄国灵魂的完美结合。
  张枣:诗人能够既是政治动物又写纯诗吗?比如茨维塔耶娃?
  艾基:茨维塔耶娃是一个美妙的诗人,但就意识形态而言,她才幼稚呢。有一天她写了首《献给白军的神》的诗,一部拥护君主制度的作品,她丈夫,一名白军军官,回家后看了说,马丽亚,你什么都不懂,白军的神可真是天灾人祸。其实政治与纯诗,两者互不妨碍。今天在俄国,一个五岁的孩子就是政治家了,他知道在学校讲什么话,回家又讲什么话。您瞧,政治渗透每个人的生活,但无论如何,经历各种日常困境的灵魂都高于政治,它必须以人类的名义,以美好自由生活的名义来讲话。
  张枣:最后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破碎的时代,写作还可能吗?
  艾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断裂,它虽是一个文化与精神的地干线,在我看来都没有根。所谓根就是爱,它表现为历史、传统和未来。在这儿我想起叶赛宁的一句话:诗升不难,难的是度过完整的一生。人得学会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彼此了解对方的不聿和忧愁,人得与大自然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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