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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曾子所说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十分正确的理想，即使误以为是孔子的话，也不至于太过离谱。然而，研究儒家的人所要分辨的，正是这些细节。
首先，“君子”是指谁？一是有官位者，如封建社会中的世袭贵族子弟；二是有志于修德讲学者，如孔子的众多弟子。曾子此言所指，若是有官位者，未免期许过高，希望他们以文会友，而不要计较利害得失。事实上，官场的友谊未必靠得住，更谈不上以友辅仁了。
因此，曾子应该是在期许“有志于修德讲学者”。大家既然立志求真求善，当然应该以“文”表达人生体验，广结益友。但是，“文”可以代表文章学问，也可以代表仪节修饰；若是仪节修饰，未免徒重外表；若是文章学问，就须痛下工夫。无论如何，我由此联想到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其中反映的是知识分子以“文”自豪的得意神情。
以文自豪，无可厚非，因为人总需要自我肯定。但是，文章是否可以表达心志呢？“舞文弄墨”会不会自欺欺人呢？一旦真正“以文会友”，见了面之后，也许感慨“见面不如闻名”，宁可知其文而不知其人。
孔子认为曾子“鲁钝”，其实换个角度来看，正好显示曾子的忠厚诚朴。他所说的“文”，必定是心志之真实反映。果能如此，以文会友就是可以企及的理想了。何以说是理想？因为它必须假设别人也同样的忠厚诚朴。但是，以此为条件，多少人合格呢？
友谊的基础在于两个人的心肠和灵魂有着最大的相似。——贝多芬更难做到的是“以友辅仁”。试观孔子对朋友的看法，其中不仅有“益友、损友”之分，有“匿怨而友其人”的批评，同时还劝我们与朋友交往时，多言无效之后，就不必再说，以免自取其辱。这是合乎经验与常理的教训，亦即朋友与自己同样都是人，都有优缺点，不宜太过勉强，或者期许过高，导致不欢而散。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朋友是“相为谋者”，所谋的是“仁”。“仁”是指人生正途，也就是“道”。总之，不论能否以文会友，我们都要努力以友辅仁，朋友之间互相勉励成为“益友”，在人生正途上互相扶持，以实现大家向善的心志。结交什么样的朋友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我这几年在交友处世上，常以这句话为座右铭。先谈负面的小人，所谓“同而不和”，是指意见一致，无法容忍不同的声音。那么，必有一个意见领袖，大家异口同声全力拥护。意见领袖若是以名利权位为其后盾，则同声呼应的必定有所求、有所待、有所畏；意见领袖若是天纵英明、智虑超人，则大家不妨一心顺服，也不必在乎君子小人了。但是，后面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尤其在理性昌明、教育普及的今日，更是如此。
第三部分 第28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8）
若以君子自许，如何才是“和而不同”，又何以必须“和而不同”呢？
“和”，以比喻来说，有如“五味调和、八音和谐”。又如金庸笔下，《射雕英雄传》里的江南七侠，他们的武功与性格各异，但是却在立志行侠仗义这一点上相“和”。交友之道可以由此引申。
儒家谈“交友”，兼顾两面：一是志同道合，二是互相责善。就志与道而言，是指尚未实现的理想或正在努力的方向，因此同归而不排斥殊途。既是殊途，又要相和，目的就是为了“责善”，要以“善”来互相期许、要求。
孔子说：“朋友切切偲偲。”（《子路》）十分生动地描绘为了求善求真而互相批评的神情。平日各自埋首于工作，以思考及读书增益心得，聚会时各占一方，轮番上阵畅谈己见，争辩越激烈，真理也越清晰。这是人生一大乐事。
我对朋友感到愤怒；
我说出这愤怒，它消失了。
我对敌人感到愤怒！
我没说出，它滋长了。——布莱克不过，朋友毕竟不像亲人，无法不受缘起缘灭的影响。由于人生际遇有别，朋友之间的劝诫未必都能生效，分道扬镳的憾事也难免出现。这时只有随缘了。孔子说：如果对朋友劝诫太过频系，交情就会疏远了。于是，我们面临一个难局：或是直言无隐而伤害友谊，或是为了维持友谊而保留批评。每次翻开相簿，回忆随着一张张朋友合照而复现时，就会陷入沉思：我们如何相遇相识，又如何渐行渐远，不知大家今日如何？是另外找到互相责善的人，还是忘了初衷，各自谋生去了？
回到孔子的立场，可以证实“一以贯之”的见解。他肯定“益友”的条件是：友直、友谅、友多闻。所谓“直”，表示大家各有所见，否则一呼百应，还需要什么直呢？所谓“谅”，表示大家要互相包容，由此“调和与和谐”。至于“多闻”，更是保持活泼生动的友谊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和而不同”成为交友原则。做到这一点的，是君子；也只有君子，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四海之内皆兄弟
江湖人物讲究义气，行事未必合于常规，有时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恩怨情仇随之纠缠不清。纵然如此，从古代的侠客到今日的黑道，都喜欢标榜像“四海兄弟”之类的口号。这句口号来自《论语》，原文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暂且不管这种豪迈观念是否可行，值得留意的是它的各项前提要件。子夏向司马牛转述他所听到的说法：“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然后接着才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以平等之心视我为主体，彼此互相尊重。换言之，第一项要件是明白人生的限制与命运。不论得意失意，往往无法强求，大家各尽其力，成败归诸天命，对生死亦只能随顺？否则难免自寻烦恼。明白此一道理，心胸自然开阔，不再计较人我之间的小利小害。何不把大家当成兄弟，别人成功，我们与有荣焉；我们成功，不妨一起分享？
第三部分 第29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9）
光靠明白道理是不够的，还需要相称的行动配合。这就是“敬”与“恭”。敬是自我要求，以谨慎的态度与合宜的规范来约束自己。恭是待人的礼仪，由于尊重别人而表现虔诚的心意。做到这两点，则人际关系必然和谐。孔子曾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ｍò）之邦行矣！”（《卫灵公》）为何可以走遍天下？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是人，都有自我意识，都希望别人以平等之心视我为主体，彼此互相尊重。
因此，“四海兄弟”一词并非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也非主观愿望可以肯定的境界。它是种人生理想，源自我们明白“人类承受共同的命运”，再加上努力奉行“敬”与“恭”的准则，然后心中豁然开朗，可以欣赏人与人之间不分国界及地域，甚至不分古代与现代深相联系的亲密关系。若是接受此一理想，大同世界岂非顺理成章的结果？
然而，大同世界从未实现过，人类由于种族、血统、信仰、生活习惯的歧异，也从未停止争战。世界的未来仍在一片昏矇之中，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似乎只成了个人求其心安的手段，具体的成效微乎其微。
不必奢言世界大同，不必涉及政治上的中国统一，只须想到饱受儒家教化的台湾地区，竟然也被省籍意识所造成的情结，困扰了四十余年，并且尚无完全化解的迹象，我们就不禁疑惑：四海之内，真是兄弟吗？的确，若不先在观念上与行动上找到正确的指引，单凭几句动听的格言，是无济于事的。不愿给别人添麻烦
孔子与颜渊、子路谈论志向的一段话，值得传诵千古，原因是三人搭配得既自然又完美。首先，子路的“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敞之而无憾”（《公冶长》），代表“外王”的志业。其次，颜渊的“愿无伐善，无施劳”，代表“内圣”的工夫。既然内圣与外王都兼顾了，孔子还能说什么呢？毕竟是至圣先师，他标举天下大同的理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以上所述大体清楚，唯有颜渊的志向可以引申。所谓“愿无伐善”，是说“但愿做到不夸耀自己的长处”。那么，“无施劳”呢？一般译为“不表白自己的功劳”。这两句话的意思十分相似，区分不够明显，值得再作考虑。如果真如所译，则似乎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颜渊有许多长处与功劳，因此他必须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夸耀或表白。以此为志向，进而暗示了颜渊自视甚高。这又不合我们在《论语》所见的谦谦君子。
“无伐善”的问题较少，因为颜渊确有许多长处，为孔门众弟子所不及，如子贡就承认自己“何敢望回？”孔子也多次公开表扬颜渊之德性、固穷、好学、力行、安贫乐道等等过人的美德。既然有首座大弟子的成就，理当努力“无伐善”。
第三部分 第30节：傅佩荣《论语》心得（30）
“无施劳”则不同。颜渊大约四十岁去世，内圣工夫出类拔萃，外王成就却谈不上。死时家贫，颜渊的父亲还希望孔子卖马车为他办丧事。丧事办得不小，全靠同门兄弟出钱出力。因此，不宜说颜渊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需要自己警惕不去多作表白。
较合理的说法是：“不把劳苦的事推给别人。”“劳”字在《论语》多作劳苦或忧愁讲。如“有事，弟子服其劳”，“恭而无礼则劳”，“爱之能勿劳乎”，“信而后劳其民”，“劳而不怨”等。单就劳苦而言，则其范围由家庭到社会、国家，永远有事要做。何况颜渊家贫，“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换了别人，正是“人不堪其忧”，但是，“回也不改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