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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上层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位有声望的犹太画家、哲学家，母亲是钢琴家，他的家庭是莫斯科当时一个有名的艺术中心，帕斯捷尔纳克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十月革命前，他已经出版了两本抒情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1914）和《在街垒上》（1917），他早年参加过未来派文学团体。获奖那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原因是他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齐瓦哥医生》。这部小说由于表现出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的怀疑和反感，遭到国内舆论的严厉批评，当时的苏联 《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拒绝发表。不久，帕斯捷尔纳克将它弄到国外，1957年11月在意大利出版。不久、英、法、德、瑞典等许多国家翻印了这部作品，当这部小说流入苏联时，苏联文学界对其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批判。
与之相反，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奥斯特林对此书表现出异常的兴趣，他拿 《齐瓦哥医生》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说它有“一种强烈的爱国精神贯穿于全书，毫无空洞的政治宣传的痕迹”。他还说：“凭着这部作品的丰富的引证，强烈的地方色彩，以及直率的心理，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学创造力在苏俄尚未绝迹。我真难以相信，苏俄竟会禁止在它的诞生地出版。”一褒一贬，泾渭分明，差距竞然有天壤之别！
这部引起争论的 《齐瓦哥医生》，虽然是获奖人的杰作，可瑞典文学院所发布的赞辞中并未提及它，其评语这样写道：“瑞典文学院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苏俄作家波利斯·帕斯捷尔内克，由于他在当代诗以及伟大的俄罗斯小说传统两方面之卓越的成就”。
帕斯捷尔纳克第一次被提名是在1946年，被英国人所推荐。次年，一位研究斯拉夫文学的专家送上第一份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这样写道：“这位被提名的苏俄作家，在最具慧眼的西方批评家眼中，是苏俄的一位重要作家。在当代苏俄作家中，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最没有本国气质、最 ‘西方化’的作家——因此，他屡遭官方机构的斥责。”人们对这位获奖人褒贬不一。
帕氏在颁奖仪式举行之前，用法文发表了一份简短的电报给瑞典文学院：“由于考虑到我们社会对此奖的看法，我不得不拒绝此项奖颁赠于我，而我也不配荣获此项奖。请你们不必误会，并接受我本人自愿的拒绝。”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奖，但他的名字仍列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册之中。那年的文学奖奖金按规定存入诺贝尔的基金中。
帕斯捷尔纳克1960年5月30日在家中去世。“隐逸派”领袖受青睐
——1959年获奖者：［意大利］萨瓦多尔·夸齐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
1959年，意大利“隐逸派”诗歌流派的领袖人物萨瓦多尔·夸齐莫多终于以“由于他的抒情诗以高贵的热情表现了我们时代生活的悲剧经历”而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意大利自1934年皮蓝德娄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这个号称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被冷落了二十五年之久。夸齐莫多的获奖，被意大利人民称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文艺复兴”。美国纽约《时报》刊出一篇由波拉爵士执笔的文章，他称夸齐莫多为二次大战期间崛起的少数重要诗人之一，他使意大利“诗的语言得以复生”。
夸齐莫多于1901年8月20日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锡拉库萨附近的蒙迪克镇，父亲是一个铁路上的小职员。夸齐莫多有一个酷爱诗歌的姑母，幼年时就领他读但丁的《神曲》，15岁时开始写作诗歌。1929年，夸齐莫多在佛多伦萨结识了“隐逸派”诗人蒙塔莱和翁加雷蒂，并成为当时进步刊特
《索拉里亚》的撰稿人，193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水与土》，受到各方面的热烈赞扬。诗集以清新的格调、丰富的感情和用象征性的词句排列起来的给人朦胧神秘色彩的艺术特色而震动诗坛。从此，夸齐莫多成了举国闻名的“隐逸派”的领袖人物。促使夸齐莫多的诗歌从“隐逸诗歌”向“社会诗歌”转化的是蓬勃兴起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在人民抵抗法西斯运动的洗礼下，夸西莫多认识到：战争“摧毁了诗歌传统的内容”；诗人的使命不再是抒发个人的情感，而要写出代表人民呼声的“社会诗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创作了诗集《日复一日》、《生活不是梦》、《乐土》等。夸齐莫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翻译家。他先后翻译过荷马、维吉尔、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他的兴趣还涉及到电影、绘画、戏剧等方面，有这方面的文章多卷。
当夸齐莫多得知自己荣获195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时，立刻向报界作了如下谈话：“我知道，由于我在欧洲诗歌领域内地位异常特殊，因此，我担忧会遭到强烈的反对。我的对手，也就是说，其他参加竞争的候选人，手中握着所有的王牌，我必须孤军作战。”话虽这么说，但他对于能有幸获得此项巨奖，还是非常高兴的。他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并用意大利语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讲演。第二天在斯德哥尔摩作了题为《诗与政治》的学术报告。
夸齐莫多1968年去世。
半个诗人半个外交家
——1960年获奖者：［法国］圣琼·佩斯（Ｓt·—John Perse）
1960年12月10日，一位有“半个诗人，半个外交家”之称的法国作家圣琼·佩斯在缀满鲜花的颁奖台上从瑞典国王阿道夫六世手中领奖时，与会人员莫不略感惊讶，这位卸任的外交官十分壮严，然而却没有佩戴任何勋章。大家都知道，佩斯拥有荣誉勋位，且曾经获得为数极为可观的各式外国勋章。可他一个也没佩戴，后来他向人们解释“因为那些勋章是我以外交家身份得来的，而诺贝尔文学奖则是以诗人身份得来的。
佩斯于1887年5月31日出生在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的法属瓜德罗普岛上，父亲是个律师。1913年从波尔多大学法律系毕业并取得法学学位，然后又去投考正在招收外交人员的法国外交部，经审查并由诗人兼外交家P·克劳代尔的推荐于 1914年5月被批准进入外交部任职。 1916—1921年期间，佩斯在法国驻中国大使任秘书，在此期间，他写作了 《进军》，并于1924年发表。从1925—1940年，他先后担任了总理外交办公室秘书和外交部秘书等职务。由于繁忙的外交事务，他停止写诗达十六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佩斯出于爱国之心，愤然离法赴美。在美国期间，他怀着对侵略者的愤慨，写下了抒发自己爱国激情的长诗《流放》、《雨》、《风》、《雪》，1957年发表的抒情长诗《大海》，不单是描写大海的本身，相反地这是一首关于人应该如何服从于大海，与大海相结合的象征诗。他该年创作的长诗《岸标》是标志着诗人思想和艺术高峰的代表作，《岸标》发表三年后，他终于以“由于他诗歌中的振翼凌空、令人感奋的形象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当代的场景”而荣获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佩斯早在1955年就参加过诺贝尔文学的竞争，一位瑞典文学院的院士起草了一份佩斯的诗歌作品的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分析流畅清晰，解释言简意赅，被称为研究报告中“模范之作”。这份报告较详细地分析了佩斯的诗歌和超现实主义、法国古典诗歌之间的联系。评价佩斯的诗歌在风格上，接近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克洛代尔。有意思的是，佩斯和克洛代尔有着相似的经历，既是诗人，又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佩斯在答复法新社的记者，请他谈谈获得此项殊荣时的感受，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因为我不愿意成为职业的奴隶。不过，有一点我很高兴，这些年来，诺贝尔文学奖一直颁发给诗人。”借此，他对整个诺贝尔文学奖作了一番褒奖。他说：“瑞典文学院这项决定完全符合此项奖创办人的心愿：他不是极渴望保护某种理想主义吗？我认为，颁奖给一个诗人，这本身就意味着力图要帮助复兴一种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正在受到现代科技发展的严重威胁，而且对人们的心灵构成了危害”。从这番简短的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获奖者的喜悦心情。
这位象征主义诗人兼外交家于1975年去世。
打破半个多世纪的沉默
——1961年获奖者：［南斯拉夫］伊佛·安德里奇（Lvo Andric）
时至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颁发了整整六十个年头，在欧洲的土地上，有一个国家至今仍没有问津过该项大奖，它，就是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南斯拉夫。这一年，一位年逾七旬的作家伊佛·安德里奇从拥有约五十名竞争者的队伍中脱颖而出，一举打破了这一沉默，使南斯拉夫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性的殊荣。
安德里奇于1958年首度与他的同胞、诗人克雷雅一并为南斯拉夫职业作家协会所提名。两年后，安德里奇由一名在瑞典学院中举足轻重的院士所推荐。可那一年的大奖给一位有争端的人物——帕斯捷尔纳克夺去了。二年后，安德里奇再次被推荐。有一份权威的研究安德里奇作品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是197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的瑞典作家雍逊起草的。雍逊在这份报告中以自己擅长的文学语言，盛赞安德里奇的作品。他以为，安德里奇那部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特拉夫尼克纪事》，其格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