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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3年第1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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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中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盆盆罐罐错错落落排了一地,听水声叮叮咚咚,作画也如有万泉滋润,实在韵味无限,于是为画室命名“叮咚堂”;棚子里夏天奇热,我经常赤膊作画,又称之“赤膊屋”。冬天是最美的时光,头上煤球炉子的铁烟筒盘旋,身边烤白薯的热香缭绕,边画边咽着口水,如此“薯香斋”让我画完了总有享受,不觉就画他个风息雨止,暑消热退和腊尽春回。第二间画室搬到了单位底楼阳台上,名曰“三透斋”。那阳台三面破窗,透风,透雨,透雪。雨天共沧浪歌吟水天一色,风日听十面埋伏刀兵鏖战,雪后看纸里纸外精白世界熠熠生辉,说不尽的美意,偶尔有楼上冲墩布,水泻画室,淋得我一头污水,洗净就是。只可惜那人造的黑龙飞瀑泼污了不少画作,吁嘘一番,接着再画。最后的画室确实是画室了,又亏得姓蒋的领导“可怜见儿”,腾了一个办公室给我,我就在这里放肆。一日画马,画得银蹄翻飞,红鬃飘扬,兴之所至,题《八骏图》,辞曰:“半生文场似疆场,春来秋去总匆忙,魂魄狂奔旅程远,心儿系在鞍鞯上。口衔马铁凝血痂,身受鞭笞伤叠伤,一声嘶鸣逐鸟翅,几笔飞白自画像。”画完了,题完了,真的学几声野马咴咴嘶鸣,神畅气舒,险些不知天高地厚。于是自命画室为“嘶鸣堂”。 
  出自这三间画室的十年之作,毁起来很快的,莫非是我有了觉悟,“觉今是而昨非?”不,今日也未必能称“是”。今日之“我”,不定哪天,自己又看着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该撕碎了。也许艺术就是如此这般的殉道,艺术生命的过程就是干了毁,毁了干,直至垂下疲惫的双手?明明是十分悲怆惨烈的撕扯,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这才是世间真正美丽的悲剧和神圣的宿命。我们这些人总是去追随想望中美人香草的踪迹;总是为了“那一个”,否定“这一个”,见异思迁。我想,在这寂寂无声的夜里,我撕碎了自己的从前,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也不妨自诩为是凤凰涅,是为了艺术生命的重铸和再生,坚决地洗心革面,扔掉昔日多余的行囊和赘肉,往前看,往前走。忽然又觉得今夜的“自残”和“自毁”,可以比做城市的旧房危房的拆迁,但愿拆过了,铲平了,能盖起一座梦中的宫殿。我就是用梦来证明自己还喘气儿,就是为梦才活着的。 
  我在奋力撕扯自己作品的时候,腆着肚子,还真弄出了点儿“孤注一撕”的“英雄气”来。有些画看看再撕,有些看也懒得看了,抓过来就扯。单宣纸薄,好撕,一撕到底,声音响脆明亮,速度极似磨快的厨刀割开皮肉。皮纸坚韧,要费些气力才行,我的两手扯着纸边,如扯带血的筋肉,声音嘶哑,绵软,颤颤的,好像画儿也在呻吟,在叹息。裱褙好的,强了骨骼,有时需要刀剪来帮忙。剪了口子,咬牙切齿地去撕,有断臂裂骨之势,咔咔折断的声音撼人心魄。无论撕画的时候怎样声如击磬,势如裂帛,疾似闪电;无论抛落的纸屑如何做天鹅之舞,我都没有快感,快不起来。这一个晚上撕了几麻袋,就急着去找把火烧一个干净。等到完事儿了,我顶着满头纸灰,独坐画室,对镜看着两鬓的白发,不免心中一阵阵茫然和惆怅。我就这样在顷刻之间,把十年的岁月撕了,把年轻的生命撕了,把自己的“孩子”撕了,把昨天的“自己”撕了?可是明天呢?明天的梦能涂在纸上保存下来吗? 
  我默默地为自己祈祷。 


漂在重庆
巴 一 
  清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酣梦中的我。 
  “喂,我找巴一。”一个听起来并不清脆的女中音。 
  我忙说:“我就是。你谁呀?” 
  “连我你都听不出来啦?”电话的那头,显然有些惊异地提高了嗓门:“我在你的楼下,下来接我吧。”是谁呢?我一时诧异地张大了嘴巴。朦胧的睡意荡然无存,放下话筒便去抓衣服。可我又犹豫了,脑海里“大弦嘈嘈如急雨”般搜寻着关于这声音的记忆。无论如何,我都对回响在耳际的这毫不客气的语句感到陌生。 
  确切地说,我来重庆整整十个年头了。从夹着个破手提包到处跑医院推销药品,到如今坐在富丽堂皇的“总经理”室决胜千里,结识了不少的好朋友,自然有男有女。生意场上的,行政机关的,文学圈里的,用不着通报姓名,哪怕是咳嗽一声都能分辨出他们活生生的音容笑貌来,怎么突然间对刚才电话里的声音就没有一点记忆呢? 
  莫非是我安徽老家来的人?不可能,他们不会说这么标准的重庆话。谁呢? 
  “下楼来没得?我等起的哟!”她又打来了电话催我。 
  顾不上三七二十一,我趿着拖鞋跑向了楼下。当我的目光与面前这位短发齐耳面孔端庄的女性对视的刹那间,我一时竟喊不出她的名字来!“您好”两个字反复重复着,却十分窘迫地叫不出她的姓名想不起哪儿见过她。好像,她并没有觉察到我的内心活动,上下打量我一番说:“胖了,比原来胖了点!” 
  走进我的住室,她换了双拖鞋,微笑着环顾四周问:“夫人在吗?”我回答她:“没有。我一个人住。”她马上说:“那,可不可以参观?”我说:“如果不嫌太乱,请随便看吧。”她兴趣盎然,果真向一个一个房间里走去。 
  她是谁呢?我脑海里浮现着电影上一个个“女间谍”、“女神探”的美女来,不可能,这么一个清秀的女孩怎么可能是那些“反面人物”呢?我一次次否定着自己。尽管百思不得其解,还是礼貌地取出纸杯,给她泡上了茶水。 
  “你还是一个人在重庆啊?真不容易。”退出我乱糟糟的寝室,她坐在了我对面的沙发上。我应承着,尽量放松我紧张的微笑。终于,我憋不住了:“你能告诉我怎么知道我的住址的吗?” 
  “你猜呢?”她歪着头,两眼一眨不眨的。 
  我说我猜不着。她“扑哧”笑出声来。“还记得九年前那个冬天的早晨吗?你在招待所的七楼饿了三天,是我给你的方便面,知道了吧?” 
  就这么一句话,宛若一颗炮弹,顷刻间炸开了我封存多年的记忆;顷刻间使我的狂妄和虚荣灰飞烟灭。我颤抖的手燃着了香烟…… 
  那一年,我26岁,那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穿着藏青色的司法制服,神气十足地回到农村老家时,院子里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见我一脸的愕然,邻居们才告诉我:祖母已经死了。我扑向堂屋,父亲、二叔、三叔都跪在祖母的遗体旁嚎啕大哭。我明白了一切。握着祖母冰凉的双手,望着她已合上的凹陷的眼睛和干瘪的嘴唇,痛不欲生。在姊妹排行中,我是老大,从小学到中学,祖母几乎是天天晚上在煤油灯下陪我写作业,读大学和毕业分配后,祖母天天求神拜佛,祝福我能有出息,不再在村子里受欺负,不再像上几辈人那样枯守在农田里……祖母对我恩重如山,什么时候她患的病我都不知道。她怎么就突然间死了呢?擦着眼泪,我开始责怪起父亲来。父亲说,祖母患病后,她一直不告诉任何人,更不允许他们写信告诉我。待她病重晕倒在门口时,她才说请医生来看看。祖母的手勾着,面部斜向了一边,村子里的医生说祖母中了风,要花很多钱买很贵的药才能治好。听到这些,我父亲就和他的兄弟凑钱给祖母治病。可是,父亲把猪牛鸡全卖了,那点钱两三天就用完了。他们在村里到处借,可村里人担心父亲以后还不起这笔债…… 
  父亲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说,这些情况怎么不告诉我呢?父亲喃喃自语说,找你又有啥用?一个月40元的工资还不够自己用的,再说你读书时贷信用社的300块钱不知道啥时候才还得上,光利息也不知道长了多少…… 
  听完父亲的话,我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为了供养我,他们倾尽了全部心血,忍受着贫困的煎熬,巴望着我能比他们强。如今到了城里,还自己顾不住自己,经常带家里蒸好的馒头在宿舍里吃。我是他们的希望,如今却丝毫也帮不上他们……想到这些,我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的无奈…… 
  为了救治身患重病的祖母,为了改变父母因贫穷而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的状况,我决定辞去苦熬出来的“铁饭碗”,做生意去!“我要赚钱”的念头,恐怕比当年高玉宝喊叫着“我要读书”还要强烈…… 
  那个雪雨交加的晚上,我走向了离我们老家最近的漯河火车站,乘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 
  吭吭哧哧的列车,理直气壮地停在了菜园坝火车站。在拥挤着走出车站的旅客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人想到,我这个身上只有90元的安徽农村人,决心要在重庆干出一番事业来。 
  扑面而来的麻辣味,完全听不懂的重庆话,衣着时髦热情如火的重庆人,一下子激发了埋藏在我心底的渴望和追求。原来在书本里读到过的红岩村、渣滓洞,在电影里看过的江姐、小萝卜头等等,都已近在咫尺。激动和憧憬,时时都在撞击着我的胸怀。在两路口一家叫做“铁二招”的旅馆住下来后,我便开始了我的漂泊生涯。 
  我问过一个擦皮鞋的老太太:“我是哪里的人?像个干部吗?”老太太停住了手中蹭鞋的旧布,望了我一眼,慈祥地笑着说:“你是北方人。如果是干部的话,也不过是个小集镇上的干部。”老人的话,给了我很多的启示。至少,重庆人是见多识广见过世面的人,在他们面前,你装不了什么假相。我又问手里拎个捧捧衣着不太讲究的“扁担”:“你看我像是干什么的?”“扁担”先是摇头说“不知道”,而后说:“你在哪里干活的?”于是,我便知道我的形象和他们差不了多少。我苦笑着,暗自估量着我在举目无亲的重庆是几斤几两…… 
  至今,我丝毫不怨恨当初求职时将我拒之门外的一些人,因为我没理由责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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