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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下了命令，给四个小臣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军机章京是军机处中四品官以下的官，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军机处的首领是军机大臣，都是三品以上的官，都被西太后扣得紧紧的，皇帝无法说了算，只能自己任命四个章京来分军机大臣的权，把他们特加卿的头衔，点名参预新政，这种安排，是很费苦心的。四个章京中，小臣杨锐、小臣刘光第是张之洞的学生，小臣林旭是康有为的学生。他们三个人，都参加过康有为召开的保国会，很早便与康有为认识了。可是最后一位小臣，不但没参加保国会、也没参加强学会。就跟康有为的关系来说，是后起之秀。这个人籍贯湖南浏阳，生在北京，三十三岁，身分是江苏候补知府；他的父亲是湖北巡抚，这位巡抚是翁同龢朋友，翁同龢见过老友此子，在日记中写道：“……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桀傲者也。”可见他的气派。军机章京在皇宫里分成两班，这个人分到与刘光第一班。第一天上班，他“桀做”地走进了内廷外面，御史问他、太监们问他，他一言不发，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了三个大字——“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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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回向
北京的十月已经转冷，可是冷的时候，忽然有一股暖的感觉，那就是俗说中的“温雪”。”温雪”就是开始要下雪了。
半夜里梁启超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无法成眠。他索性点起蜡烛，拥被看起书来。书是一本讲北京古迹的小册子，叫《京城古迹考》，作者是奉乾隆皇帝之命，调查北京古迹，写了这本书的。书中说北京城内城本来是十一个门的，后来改为九个门了。梁启超心里想，一般说“九门提督”，是掌管北京城治安的将军，若北京没有变小，“九门提督”岂不该叫“十一门提督”了？九个门也好，至少他这广东人记起来，要方便一点。接着他就一边用指头计算，一边背背北京的城门。北京城门一般说是“里九外七皇城四”。有的城门，由进出的车，就可看出特出。“里九”是内城的九个城门，南面城墙中间是正阳门。走的是皇轿宫车。正阳门东边是崇文门，走的是酒车，烧锅的多在北京东南，就这样走进来。东边城墙中间是朝阳门，走的是粮车，南方的粮食都由北运河运到通州，再由通州走大道进朝阳门，所以朝阳门附近的仓库也最多，像禄米仓、南门仓、北门仓、新太仓等都是。朝阳门北边是东直门，走的是木材车，附近大木厂也最多。北面城墙接近东直门的是安定门，走的是粪车，附近地坛那边有许多粪场，把粪晒干，卖给农民当肥料。安定门西边是德胜门，走的是兵车，德胜两字是讨个古利，当然打败之事，也不在少。西面城墙接近德胜门的是西直门，走的是水车，玉泉山的水，装在骡车上，运到皇宫。西直门南边，也就是北京西面城墙中间那门，是阜城门，走的是煤车，附近有门头沟、三家店等煤矿。再转过来，转到南面城墙，正阳门西边的，就是宣武门，走的是囚车。宣武门外有大名鼎鼎的刑场菜市口，死刑犯都由内城经宣武门游街到外城，然后在菜市口行刑……梁启超数到这里，想到宣武门外这片北京西南地区，算是他们广东人最熟悉的。这片地区里，有南横街的他们的会馆，是上北京的广东老乡的大本营。对梁启超自己说来，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他是更常去的。因为南海会馆是老师康有为的居留地。他随老师一直住在那里。强学会成立后，他就搬到后孙公园，以便照料会务了。
梁启超的留守强学会，原因是康有为南下。那是一八九五年。这一年在北京，康有为上书给皇帝，失败了；办报纸，失败了；组织救国团体强学会，也在失败边缘。康有为离开北京前夜，查禁这个会的风声，愈来愈浓了。这个团体是政党的雏形、也是学校的变相，由于当时气氛太保守，所以只好用这种不伦不类的团体来过渡。但是，不论怎么过渡，保守势力还是要铲除它。康有为南下后，北京京城的步兵统领衙门带来了人马，所有的图书、器材都给没收了。连梁启超私人的一些衣服，也在被没收之列。梁启超给扫地出门了。
梁启超这时只有二十三岁，一天早上，他拖着辫子、也拖着脚步，走到了北京宣武门外，走人了西砖胡同，走进了法源寺。那正是北国的冬天，晴空是一片萧瑟。法源寺天王殿前，从屋瓦延伸到三级台阶、从三级台阶延伸到前院，都盖上了一层白雪。看上去一片寒澈洁白，令人顿起清明之气。他久已听老师赞美过法源寺，可是，在北京住了这么多日子，却大忙特忙，一直未曾来过。两天前，强学会被封了，他被扫地出门，这回可闲起来了。趁机浪迹京师，岂不也好，北京可看的地方大多了，首先就想到法源寺。
梁启超站在雪地里、站在法源寺大雄宝殿台阶旁边第一块旧碑前面。，他对书法的造诣，赶不上他老师，但他对佛法的研究，却有青出于蓝的趋势。所以他端详古碑，不从书法上着眼，而从佛法上寓目。他本是神童，四岁起读四书、六岁就读完五经、八岁学作文、九岁就能缀千言、十二岁考上秀才、十六岁就考上了举人，而他考上举人后四年，他的老师康有为才以三十六岁的年纪考上举人。第二年正是甲午战争那年，他跟老师一起进京赶考，考进士，因为那时老师已名动公卿，主考官怕他考取，如虎添翼，所以全力封杀。在阅卷过程中，守旧之士看到一篇出色的考卷，断定是康有为的作品，故意不取它，结果放榜之日，康有为考取了，梁启超反倒没考取，原来那篇出色的考卷是梁启超的！守旧之士整锗了人。
虽然考场失利，但是追随老师奔走国事，受到各界的注目与赞叹，却也少年得志。但是，二十三岁就名满天下的他，却毫无骄矜之气。他志在救世，从儒学而墨学、从墨学而佛学。尝试为自己建立一贯的信仰。佛学的信仰是唯心的，寺庙本身却是唯物的，以心寄物，由物见心，寺庙有它的必要吗？梁启超站在石碑前面，思路一直在心物之间疑惑着。接着他走上台阶，走进大雄宝殿，仰望着乾隆皇帝那“法海真源”的匾额，他的疑惑更加深了。“法海真源”，应该源在无形的明心见性，岂可源在有形的寺庙之中？他摇晁着比一般人要大了许多的脑袋，喃喃自语，有点不以为然。
在宝殿中，另一个年轻人注意到他。那个年轻人三十多岁，刚毅外露，目光炯炯。看他在摇头晃脑，走了过来。
“看你这位先生的相貌，像是南方人。”那个年轻人先开口了
梁启超侧过头来、侧过身来，点了点头。
“你看对了。我是广东人。不过听你一开口就湖南话，你先生也像是南边来的。”
“是啊，我是湖南浏阳。你是广东——”
“新会。”梁启超补了一句，“咦，浏阳会馆就在这附近啊。”
“是的，就在这附近的北半截胡同。我昨天才从上海到北京，对北京并不熟。就住在我们浏阳会馆里。”
“你先生昨天才到北京，今天早上就到庙上来，一定是佛门人士吧？”
“也是，也不是。我对佛法有研究的兴趣，可是并没像善男信女那样对佛膜拜，当然也从不烧香叩头。”
“我也一样，我们是志同道合了。我对佛法喜欢研究，也喜欢逛逛寺庙。可是，总觉得寺庙跟佛法的真义，有许多冲突的地方。宋明帝起造湘宫寺，他说‘我起此寺是大功德’，可是虞愿却说了真话，他说：‘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像湘宫寺这种寺庙，古往今来也不知有了多少，可能寺庙盖得愈多愈大，离真正的佛门精神反倒愈疏愈远。当然，这座法源寺有点例外，它本来是唐朝的忠烈祠，一开始并没有这种大雄宝殿式的佛教气氛。”
梁启超的广东官话，说得很慢，口音有点奇怪，但是见解更奇怪了——在佛堂里，他没有诃佛骂祖，但他似乎根本否定了佛堂的意义。使面前的湖南人听了，备感好奇。湖南人说：
“你老兄的见解是很高明的，我们又是志同道合了。严格说来，寺庙这些有形的东西，除了有艺术的、建筑的和一点点修持的功能外，离真正佛门精神，诚如你所说，十分疏远。自佛法人中国来，演变得好奇怪，一开始就走入魔障，大家没能真正把握住佛门实质，反倒拼命在形式上做功夫，佛门的大道是无形的，可是自命为佛教徒的人，却整天把它走得愈来愈有形，盖庙也、念经也、打坐也、法会也、做佛事也……这些动作，其实跟真正的佛心相去甚远了。《华严经》有‘回向品’，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这种‘回向’后的舍身，才是真正的佛教。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只知出世而不知入世，只走了一半，就以为走完了全程。他们的人生与解脱目标是‘涅槃’，以为消极、虚无、生存意志绝灭等，是这种路线的目标，他们全错了。他们不知道，佛法的神髓，到这里只走了一半，要走下一半，必须‘回向’才算。谈到‘回向’后的舍身，佛门人物也干过，但那只是走火入魔。五代后期，周世宗就指出：‘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可见这种舍身，也只是把戏，并非真的为生民舍身。五代后期，全国财务困难，周世宗下令毁掉天下铜佛像，用来铸钱。他的理由是：我听说佛教以身世为妄，利人为急，如果佛本人真身尚在，为了解救苍生，一定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