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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有何患？’只要我不考虑到我自己的生命，我就一”切超脱起来，这种超脱，就是佛门中的身无定相，在身无定相下，《庄子》所说的‘小言詹詹’也就聊以遣悲怀、破邪道了。正由于自身已无，再回过头来务实一下，所以虽然无欲心而行事，一如《楞严经》所描写的味同嚼蜡，其实也是不无滋味的，大可跟着《楞严经》所列的‘十种仙’一块儿上天下地一番呢！”
“十种仙”是什么？梁启超记不清了，他下了床，在书架上取下《楞严经》，查了一下。原来是：
地行仙、飞行仙、
游行仙、空行仙、
天行仙、通行仙、
道行仙、照行仙、
精行仙、绝行仙。
“好，现在再研究第二首。”梁启超自言自语，“佛门说三世转生；是谓三生。《集异门论》说三世是过去世、未来世、现在世。白居易诗有‘世说三生如不谬，共疑巢许是前身’。谭复生写‘无端过去生中事，兜上朦胧业眼来’，自然是指前生之事，无始无终的，忽然显现此生。佛门所说的生死轮回，是由‘业’决定。‘业’包括行动上的‘业’，就是‘身业’；语言上的‘业’，就是‘口业’、‘语业’；思想上的‘业’，就是‘意业’。业有善有恶。由‘业’生出的是‘业力’，是指善恶报应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业因’，达成‘业果’、‘业报’。‘业因’是前世给今生的报应。由于前世有‘业因’，所以前世的无始无终的许多事，在朦胧之间，尽入眼底。西太后和小人们，逆天行事，歌舞升平，只是想盘据高位，位三公而对三槐，满朝行尸走肉，一如《庄子》所指的‘髑髅’，祢衡所指的‘坐者为冢、卧者为尸’，总该把他们清除。贾岛的诗说：‘撞钟饮酒行射天，金虎蹙裘喷血斑。’在小人在位、违反天意的时局里，我跟他们，展开一场苦战，悲歌慷慨，动地而来，但这又算什么？生在鼎食之家，我的一切都得自吾土吾民，我不是我，我只是一具枯骨，今天在尚有血肉生命时候，我要仟悔、我要发愿牺牲自己：愿我的肉体化为枯骨、枯骨化为灰烬，为吾土吾民献身。”
梁启超又进一步自言自语：“这诗的整个意思落在最后‘徐甲傥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上。是用晋朝葛洪《神仙传》的典。徐甲是老子的佣人，跟了老子许多年，可是从没拿到薪水，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向老子算总账，说老子欠他多少多少。老子真行，他一言不发，把徐甲化为枯骨一具。这时徐甲恍然大悟：他清楚知道，原来自己只不过是一具枯骨，他的血肉生命怎么来的，还不明白吗？区区人间小事，还计较什么？于是他忏悔了。谭复生引徐甲的故事，当然是说我们要粉身碎骨去为大目标奋斗，只有这种大目标，才有意义；其他人间小事，都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第三首，”梁启超寻思着，“就更沉郁哀艳了。佛门言死生流转，在人经历无量度数的轮回后，跟自己心上的人怀念的人，本已无法相值交会。不料，在天翻地覆的乱世里，我跟我心上的人怀念的人却又巧遇了、相逢了。但是，前世的因缘，已杳然难寻，欲寻还休，我也以无情解脱自喜。自古以来，从燕宫归怨、到吴宫离愁、到入间的雁行折翼，本有着大多的离情别绪，纵使入间因缘，像羊叔子那样，本是李家七岁坠井而死的男孩的后身，且有金环以为物证，但是，又怎样呢？死生又流转了，再世相逢，最后空空如也，还如一梦中。”
“最后一首也有情诗成分，”梁启超心想着，“不过，它综合了前三首，把对生命、对国家、对人情的一切，都串连在一起。这首诗写人间柳絮飘萍，本寄迹水面，各自东西，虽然今天堕水成离，他年却会化泥成聚。目前，纵有着屈原《离骚》的痛苦，却可展现庄周随缘的无垠。佛门以波旬魔王常率他的眷属障碍佛法。《楞严经》有‘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我此说，即波旬说’之语，足征天亦有亲而魔亦有眷之外，魔眷与魔，又同为与佛说打对台的魔说。虽然如此，这只是一时的。《佛国记》有‘喝言菩萨从三阿僧抵劫苦行，不借身命’的话，阿僧抵劫是数目的极限，是无数的意思。纵使成佛也摆脱不掉天亲魔眷的拦路。但是，从自己终期于尽、归于死亡看，一切也都是阿僧抵劫的历程，人生的千变万化，看开了，不过如什”
梁启超在烛光下，勉强把这四首诗解释出来了，在烛影摇晃中，感到一股逼人的鬼气。“潭复生真是奇男子、奇男子。”他喃喃自语，“他的诗，沉郁哀艳，字字学道有得，这种得，全是积极的、奋发的。佛法的真义告诉我们：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可取，而我们犹现身于世界者，乃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为度、无有已时之故。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干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又以大小平等故，与其侧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凄然出世而又浩然人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华严经》谈‘回向’，说以十住所得诸佛之智、十行所行出世之行，济以悲愿，处俗利生。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圆融、智悲不二，而回向菩提实际。佛法的真髓、佛法的真精神，正在这里啊！这些啊，才是佛法的实际。其他那些吃斋拜佛。手写‘大悲’、手数念珠的动作啊，全是假的！”
梁启超、谭嗣同碰面后四个多月，他们就先后南下了。他们觉得北京难以发展，所以到南方去做扎根的工作。“梁启超先在上海办《时务报》、开大同译书局、发起不缠足会、并且创办了女学堂。后来发现湖南巡抚陈宝箴思想开通，他的儿子陈三立与手下黄遵宪、徐仁铸，都协助推行新政，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转到湖南，做时务学堂总教习。谭嗣同也去做了老师。在时务学堂里，梁启超亲自教育四十名学生，培养下一代的救国人才。他用的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师生打成一片，教育学生新思想、变法思想、民主思想。他每天上课四小时，课余办理校务、批答学生作文和笔记，每次批答，有的在一千字以上，忙得常常熬夜，最后累出了大病。这时候，湖南地方的守旧势力也正好检举梁启超他们，说他们非圣无法、妖言惑众，湖南巡抚也保护不了他们了，所以一一予以解聘。梁启超只好由学生扶着，登上轮船，东去上海。在学生中，有一位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六岁，他身体瘦弱，可是灵气过人，一直在梁启超身边，替老师整理行装。他很少说话，他和梁老师从认识到相聚，只不过短短的几个月，但是，梁老师的言教与身教，却深深影响了他。梁老师先用“学约十条”开拓了学生的眼界，十条里告诉学生：“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读一国之书。”要知道中国以外还有世界，了解世界才能为中国定位、才能了解中国，“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因此为学当“求治天下之理”。知识分子要求得此理而努力“成大丈夫”，“以大儒定大乱”，这才是读书上学的目的。那时候，中国的教育风气，都是教人把读书当敲门砖、当成考科举、谋干禄、光宗耀祖的工具，但是，梁老师却完全撇开这些，他用更高层次的目标，来期勉学生，使学生在入学起点，就进入新境界。这个十六岁的小男生，是四十个学生中最聪明的，名叫蔡艮寅，对这种新境界最为醉心。他在作文和笔记本中，长篇大论的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中国的前途，梁启超除了在上面批答以外，还把大家的作文和笔记都摊开来，互相观摩讨论，在讨论中，蔡艮寅不多话，但是每次发言，部能把握重点，见人所未见，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喜欢他。
蔡艮寅出身湖南宝庆的农舍，七岁开始读书，一边读书，一边种田。夜里看书，为了节省油灯的开支，他每在有月色的时候，就尽量利用月光来伴读。他在十岁以后，就感到无书可读之苫，他到处打听有可能借书看的所在，书是借不出来的，他每每一走几十里，到有书的地方去就地借看，做成笔记，带回来研习。十二岁时候，他已经读了不少书。这时候，他拜同县的樊推做老师。樊锥是一位思想高超、气魄雄伟的人物，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和《发铜篇》，感动了蔡艮寅，也召来了湖南地方守旧势力的愤怒。最后，樊老师被驱逐出境了。蔡艮寅为樊老师整理行装，直送老师上路。那是一个阴雨的清早，樊老师背着行李，提着书袋，走出家门，蔡艮寅背着另一书袋，跟在后面，在地方守旧人士的叫嚣下，师徒二人，默默走到马车边，马车大小，老师只分到一个座位，所以东西必须堆在脚下，有的要抱在胸前。樊老师上了马车，蔡艮寅吃力的把书袋推上去，教师接过了，从书袋旁挤出头来，向学生告别。蔡艮寅小小年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师被这样赶走，他含泪点着头、伸出胳臂，迟缓地招了手、招了手。马车逐渐远去，直到在阴雨中变成了一个逐渐缩小的黑点，那手才放下来。可是，心却没放下，他浮动的心，打定主意要离开这铜人心智的地方。三年以后，他只身到了长沙，进了时务学堂。运气真好，他碰到了梁老师，一位比樊老师更光芒四射的人物。樊老师使他知道中国、梁老师却使他知道世界；樊老师使他知道家乡以外有一片天、梁老师却使他知道天外有天。可是，因缘是那么容易破碎，梁老师也遭到被驱逐的命运。如今，他又背着书袋，送梁老师上船了。
梁老师被学生扶着，躺进了卧舱，他吃力地咳嗽着，蔡艮寅赶忙跑去找开水，一冲出舱门，跟一个人撞了满怀。抬头一看，原来是谭嗣同谭老师。谭老师扶住他肩膀，拍拍他，下了舱去。
蔡艮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