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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你说这故事，我倒觉得专诸的母亲比专诸更武士道。她的死，意义比专诸重得多，专诸是直接对公子光做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报答，他只完成了这么一个目的；但他母亲，却不但完成了这个目的，还完成了更高的目的。”
“你所谓更高的目的是——”
“第一、她为了使儿子完成一个目的，竟然用一死，并且先死，给儿子看，使儿子不再为矛盾所苦，没有牵挂，坚定决心，去完成那个目的。第二、在行动上，她不能同儿子一起去完成这个目的，也不需要她参加，但她一死，为这个目的而先死，虽没参加，等于参加，使她儿子知道行动时一点也不孤单；她的赞同儿子的行为，一点也不是空口叫别人去干，她自己先走一步给儿子看。第三、她儿子去行刺，事实上不一定必死，事成不成未可知，人死不死也未可知，并非没有生的机会，但是这位母亲却先把自己推到毫无余地、毫无侥幸的地步，更显出她精神的崇高。”
可儿长说完了，转过头，问桃太郎有什么意见，桃大郎想了一下，最后说：
“你说的我认为都成立。另外最令我注意的是这位母亲死的手法，她说得很少，你指出这三点，都是事实，但都是留给人解说、她自己不做任何解说。但她也不完全不说话，她告诉专诸，说该为公子光而死，这是个重点，必须交代得清清楚楚，她不交代清楚就死，会使儿子有疑虑。重点交代以后；她就不再用任何拖泥带水的方式、画蛇添足的方式来诀别、来预告。来暗示，而一死了之。她死得真是洒脱之至！我觉得她是大侠客，高不可攀，太高了。”
“还有一个高的，”平山周接过来，“那就是林权助说的中国武士道另一个型——荆轲型。荆轲的时间比专诸晚，是在秦国将要灭亡六国前，燕国太子丹想用刺客要胁或刺杀秦始皇的办法，来兔于亡国。于是太子丹去拜访一位老侠客，叫田光，请田光执行这个行刺计划。田光说千里马年轻的时候，一天可跑千里，可是老了以后，一匹差劲的普通的马都可以赶过它，你太子丹听说的我、仰慕的我，其实是年轻时代的我，现在我老了，没办法执行这个计划了，但我有个朋友叫荆轲，他可以担任。太子丹于是请田光去找荆轲，并嘱咐田光不要向其他人泄漏这个计划。田光见到荆轲，得到荆轲同意后，就叫荆轲直接跟太子丹接洽，他自己就自杀了。田光的死，也像专诸的母亲一样，死得很高，第一、士为知已者死，太子丹求他帮忙，他愿意献身救国，可是太老了，行刺计划他答应下来，死的自然该是他本人，他认为理论上他该死；第二、他请荆轲替他，是叫荆轲去玩命，叫朋友到秦国冒险送命，自己却在燕国，他认为说不过去，情谊上他该死；第三、荆柯去行刺，死不死还有待最后确定，但田光自己：却先示荆轲以他不等待任何生机，以给荆轲激励，效果上他该死。这三点，他的手法和专诸的母亲都很像。不同的是他告诉荆轲他要自杀，自杀的理由是他故意强调了的，他说他是长者，长者的行为是不容别人怀疑的，太子丹嘱咐他不要向其他人泄漏，他愿一死来配合这一点，这显然是不使荆轲为难。荆轲也高，他居然不劝田光也不拦田光，他知道像田光这样壮烈的性格，用先自杀来给这件行刺计划做一道序幕，是很自然的事。他要劝田光拦田光，反倒远了、俗了。荆轲后来去行刺，失败了，他是笑着死的。他从燕国出发前，大家就感到成功的希望不多。太子丹和知道这个机密计划的人，都在易水河边，穿白衣戴白帽送他，唱的歌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家的心情，由这首歌就看出来。
“这两个刺客故事，最动人的部分都不在行刺本身，而是两个自杀的老人，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桃太郎，你看是什么？”
“是老。”
“老是一般现象，不能算特色。”
“自杀是特色的结果，也不能算特色。”
“那是什么？”
“共同特色是‘可以不必死，但他却要死’。他们的最大最伟大的品格，就表现在这里。你注意到了吗？他们若不死，并不算错；可是死了，却突然显得更对。他们若不死，并不少什么；可是死氏却突然显得更充实。我的意思，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说清楚，甚至可能还有点矛盾。但我真的感觉到，他们不这样做，并不低；这样做，就更高。不这样做，并不渺小；这样做，就更崇高、伟大。”
“我感觉到你的感觉。”
“英雄与凡人的分野就在这里，你感觉到的，是一个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
“这不只是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这不只是英雄，这是圣者的英雄境界，这是圣雄。”
“你谈到圣者，使我想起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按照当时的法律，根本可以不死。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由原告和被告分别提出罚的方法，而由法官选择一种。当时原告方面是新当政者支持的群众，提出的罚法是死刑；苏格拉底如果请求怜悯，他们可以赦免他，但他不屑于这样，他愿意一死，所以他在被告提出的罚法方面，只肯出三十个小钱，数小得叫法官生气，所以被判喝毒药。后来他的朋友买通了每一个狱卒，他可以越狱，可是他不肯逃，甘心一死。最后他死得是那么从容，他喝下毒药，还告诉围在身边大哭的学生们要安静，因为‘男人要安静的死’。苏格拉底是圣者，但死得这么英雄，是圣雄。我觉得专诸的母亲和田光都是圣雄。”
“专诸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老人家，照你说来，平凡的人也可以成圣成圣雄？”
“当然。平凡人成圣成圣雄的时候，更来得难能可贵。像专诸的母亲，她的一辈子历史，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她的死，她死得真好。她一辈子平凡又平凡，她的一切，都化龙点睛在一个死上面，为成全儿子而死，甚至平凡得没有名字留下来，她的名字也跟儿子连在一起，她叫——‘专诸的母亲’。”
他们到达会馆的时候，谭嗣同不在，门房说谭先生一小时以前出去了，一个人走的，没说去哪里，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手里也没拿什么东西。等了一阵，只好留下“有急事，回来时务请跟我们联络”的条子，离开会馆。他们决定留条子而不留下人等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谭嗣同一回来，立刻可以离开会馆去找他们，这样也减少了他待在会馆的时间——会馆太不安全了。
四个人口到了日本公使馆，天已经很晚了。林权助不在，他们去看了梁启超，谈话间，使馆的一个日本职员走进来，说英国大使馆来消息，张荫桓家昨天来了十多个人，说抓康有为，却抓错了人，抓了一个姓戚的，证明了情况已经非常恶化。张荫桓与康有为是同乡，同情维新，但他不算康派，他自己是总署大臣，等于是外交部长，他的官做得已经很大，不需要另外跟这些新人结盟。他做过到美国、西班牙、秘鲁的钦差大臣，又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岁庆典的中国代表，他不赞成李鸿章的过分亲俄政策，使李鸿章对他不满；他跟光绪皇帝比较近，他见光绪，时间往往超过规定，引起西太后对他的猜忌。他是当时政府中最清楚外交的一个人，在外国住过，知道外国民情风俗，也知道中国必须现代化，才有前途。在康有为变法前一年，他就找人编成了《西学富强丛书》八十多种，以引起中国人注意。在变法这年春天，德国亲王来，在礼节方面，他主张清朝政府要合乎鞠躬握手等国际礼节，守旧大臣反对，可是光绪支持他。他的种种作风，使人认为康有为的变法和他是一气。八月五日是伊藤博文见光绪，由他带进宫，他照国际礼节，跟伊藤博文握手，挽伊藤上殿，被西太后在帘子后面看到，认为他勾结伊藤博文，那么亲热就是证据！所以这次大风波，他也被卷在里面。
夜深以后，浏阳会馆那边没有一点消息。大家决定明天清早再去看看。
八月九日．西历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城是一个阴天，平山周一夜没睡好，索性早点起来，五点钟他就叫醒了他们，穿好去外城。他们走进客厅，准备从容厅走出去，在客厅里，看到梁启超，一看那样子，就知道是一夜没睡。梁启超从怀里拿出三张写好的信，一个信封，交给平山周。
“我不能亲自劝他来，只好再写一封信，尽我最后的努力。信里面反复说明昨天他以赵氏孤儿的例子，来做他不走的理由，是很难成立的，麻烦你们看一下，转给他。谭嗣同是湖南人，湖南人外号是驴，有股驴脾气，很难听人劝，同湖南人办事，你最好提出资料、理由、暗示，让他自己想通，他自己想通了，他就认为是他自己的决定，不是你劝的结果，这样他的驴脾气，才不会弄糟事情。”
平山周接过了信，和三个人一起看了，放回信封。平山周说：
“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