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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家也比街头流氓不知要文明多少倍。人多势众、滥竽充数的心理则是一样的。这样的作家，别看平时不怎么样，一入了这个那个“军”，可就不一样了。就算当不上师长旅长，至少也算个上校团长吧。不一定真的有委任状，有这个感觉就美滋滋的了。想想吧，县长也不过是个正团级，还是地方上的！
至于各地作家机构的领导喜欢这一套，就不那么简单了。凡是进入这个机构当上这个官的，没有一个会认为自己不配的。有的是真的配，有的怕是真的不配。不管配的不配的，莫不以为自己是个帅才。为帅者不一定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胸中自有百万甲兵则谁也不会认为没有。甲兵再多，藏在胸中，眼睛再亮的人也看不见。拔根毫毛一吹便是千万个猴子，那是孙悟空的本事，可望而不可求，除非你也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上一回。这样一来，凡是自负的领导，莫不愿意自己帐下虎贲环列，一呼百诺。而要有这样的威风，就得把这块地面上的英雄豪杰悉数招致自己的麾下，收入自己的彀中。作家都是些自由散漫惯了的人。你让他东他偏要西，你让他来他偏不来。再生气也没辙儿。一旦组建起一个军，可就不一样了。你是军长，稍次点的就是副军长，再次一点的就是师长，以此类推，再平庸的作家也是个少校团副吧。金扣银镫，宝马快刀，也和醇酒妇人一样，从来就是人生的最高企求。这个奖那个奖的看不上，这个官那个官的也看不上，这么好又这么高的名头，怕没有看不上的。于是各路豪杰环列帐下，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屁股下舒适的是厅长处长的坐车，头顶上放射的是军长、集团军司令的光芒，上足以傲视省长，下足以睥睨同侪，去哪儿找这样的八面威风，十分荣耀。这还是在地方上的情形。到了参谋总部开军事会议，还有种种好处就不必说了。虽是推测，想来大致不差。从第一支地方军组建到现如今眼目下，总有二十年了，从未见一个省区的作家机构的领导公开指斥这种荒诞不经的名号与作法，就是一个谁也无法辩驳的最有力的反证。
（《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2期）
作家身影与文学声音李美皆：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
王小波在自己的时代很寂寞，在李银河的时代却又有点过于繁荣，他的身后繁荣几乎和生前寂寞同样不正常。李银河的炒作更加证明了王小波不是一种文学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现象。王小波是一个拙于面对媒体的人，而李银河恰恰在媒体面前风云叱咤、大放异彩。不得不承认，李银河在炒作方面天分奇高，很懂得利用现代传媒手段。
那么，王小波时代的王小波和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回答是：王小波时代的王小波是自由的、平民化的；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不再自由，也不再平民化了。
……
如果王小波生前的寂寞令人痛心的话，身后的哀荣则更加令人痛心了。王小波生前没有像别人期望的那样带来可利用的价值，现在，终于实实在在地带来了。王小波生前有一次把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拿去发表时说：这种有损尊严的东西，我以后再也不写了。写多了就成没滋没味的人了。我想王小波说的已经够清楚的了。可是这种没滋味的事，目前却正在发生着。
王小波生前的寂寞不仅是作品时运不乖的寂寞，而且还是内心的寂寞。在他辞世之际，学者崔卫平说：“他虽然写下那么多快乐的句子，但可能至死也没有完全摆脱他笔下提到的插队时的‘郁郁寡欢’。他可能仍然是寂寞的。我们因此而不能原谅自己。”现在，我想应该有更多的人因为王小波的寂寞而不能原谅自己了。因为真实的王小波现在还在寂寞着，不仅寂寞着，而且寂寞得不尴不尬无可奈何。
王小波生前是一个反对无趣的人，可是对于他的这种纪念，反讽是真的，幽默风趣却一点都没了。王小波生前主张特立独行，可是对于他的这种纪念，不仅一点都不特立独行，而且恰恰是对他的特立独行的反讽。
如果真爱一个人，就要尊重这个人的意愿，不要去做他不喜欢的事。如果尊重都谈不上，还谈何纪念呢？作家生前意愿被违背的事不是没有，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就违背卡夫卡的意愿，出版了卡夫卡的著作，但是对于这位朋友，我想全世界都会献上自己的敬意，因为他做的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我指的是文学和文化价值，而不是其他价值。
卡夫卡生前只是个小职员，这些作品如果不出，这个世界就永远不知道作为作家的卡夫卡了。可是，我们已经知道作为作家的王小波，这就已经足够了，还要搞这些俗不可耐的附丽乃至附庸干什么呢？它对于王小波到底有多大意义呢？只能有损于王小波作为特立独行的文化人的形象。
对于王小波的纪念已经运动化了，已经变成一波一波“向王小波同志学习，向王小波同志致敬”的运动。“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仿佛这是王小波生前为自己写就的一句话。纪念是必要的，但如果太过分，就会适得其反。如果王小波生前过冷的话，现在则过热了。一冷一热恐怕要让王小波感冒了吧？
不管冒泡的是不是王小波，王小波身后一直为泡沫所包围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泡沫已经掩盖了真实的王小波。
王小波正在被偶像化。偶像自身的可悲在于脸谱化，偶像对于他人的可悲则在于那常常是一个无效的寄托，鲁迅在《故乡》里就曾经为闰土的寄托于偶像而感到悲哀过。
对于王小波的纪念，已经变得很不正常，以至于不能不让人怀疑：到底是为了纪念王小波，还是为了别的什么？这些纪念虽然让王小波一茬一茬地收割着赞美与崇拜，但对于他的真正的研究和发现又有多少呢？
对于王小波的关注正在发生位移。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王小波的是什么？有人曾经说过，你吃了一只鸡蛋，感觉很好，那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关心那只下蛋的母鸡呢？可是目前对于王小波的关注不仅是盯住母鸡不放了，而且还搞得鸡毛乱飞。
王小波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卖点，王小波已经成为一个商业附庸。当年作品发不出去仍然关在屋子里执著地写的那个王小波的身影是多么重，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王小波的身影又是多么轻！王小波是否正在经历着失重的痛苦？又是谁使王小波失去了重量？
不能说全部是李银河的责任，但李银河至少应该反思一下。李银河编选王小波文集功不可没，但她对于王小波的这些纪念或者说炒作，又实在有点走火入魔了。如果她认为这是对王小波生前寂寞的一个补偿的话，那就错了，王小波并没有真正得到什么，得到补偿的与其说是王小波，不如说是她本人。她现在比王小波生前要风光得多，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小波。这样的结果甚至会令人怀疑：她到底在炒作谁、推销谁？
把自己与王小波捆绑在一起，为王小波造势的同时也为自己造势——李银河以为自己走的是一个双赢的策略，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双输的策略，因为往往单独一个王小波有其可爱，但一个与李银河连在一起的王小波却无论如何可爱不起来，这大概就是“厌乌及屋”吧？李银河可能因为王小波而一荣俱荣，王小波则可能因为李银河而一损俱损。既然一直作为王小波的未亡人在活跃着，李银河就应该明白，自己也是王小波的一面镜子，所作所为必须要为王小波负责，这既是出于自重，也是出于对王小波的尊重。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李银河的做法却好像担心自己一不提醒，大家就会忘了王小波似的。有多少人是因为那些对于鲁迅的纪念而记得鲁迅的呢？那些炒作性的纪念已经把王小波涂抹得面目模糊，甚至令人怀疑和戒备了。在一位记者的调查中，大多数的作家都不愿意去谈论王小波，究其原因，我认为王朔的回答比较有代表性，他说：“他已经红成这样了，我就不说什么了吧！”任何纪念热过了头都容易引起冷的感觉，就像人发烧一样。这就是炒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对于一种炒得吓人的东西，真正有独立品格的人总是会自觉疏离的，甚至唯恐避之不及。鲁迅被抬得太高的时候，也有人反对鲁迅，实际上，他们真正反对的并不是鲁迅，而是那些“傍”鲁迅的人。
李银河曾经表示，王小波之后，她不可能再爱别人了。有一个女人爱自己到这种地步，王小波可以幸福和骄傲了。但是，如果李银河为王小波“守节”的代价就是这个的话，作为局外人，我倒真希望她赶快结束自己的状况了。不知道这是不是王小波的希望。
李银河对于王小波的纪念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呢？王小波去世的时候，李银河是不在身边的，而且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分别好久了。短相思与长相思、短别离与长别离加在一起，给李银河造成了巨大的悲痛、遗憾和心理亏空。情感骤然失衡，并产生了一个不能超脱的情意结，这个情意结一旦转移到纪念王小波这一事业上，便发生了升华，变成了无尽的动力。这是真正的化悲痛为力量，并一发而不可收。李银河被自己神化王小波的欲望彻底打动了，在激情的驱使下，像陀螺一样再也停不下来了。如此地不能自拔，除了因为这是一种良好的精神寄托外，还因为这是有回报的，王小波的折光已经照亮了李银河。
就算出于真诚的爱意，如此“纪念”也已经有损于王小波的清名，何况，这里面还有一些含混复杂的东西。对于种种的纪念，王小波的读者之所以如此有耐心，全是因为对王小波的感情。如果李银河就仗着这点而当仁不让、没完没了的话，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