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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香港家书”
《香港家书》是一个请香港学者、议员、官员及社会人士，以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述个人感受的节目。
2001年2月13日，曾荫权出席香港青年协会的活动，与900多名中学生对谈，当有学生问他，如董建华邀请他出任政务司司长，他会否婉拒时，他道出了一个小“秘密”：董建华找他商量政务司司长人选时，自己三次表示希望留任财政司司长现职。
两天之后，董建华正式宣布，中央政府任命曾荫权出任第二任政务司司长。
事后有人指责曾荫权事前的声明“口不对心”。但曾荫权否认说，“过去34年，做过20个职位，经过19次调动。每次调动，从未试过老板叫我调任，我会拒绝、婉拒或者反对。”曾认为这是公务员最重要的守则。
一位香港资深政治新闻记者告诉本刊，在三十多年的官场沉浮中，从不违逆上司，是曾荫权的一个特色。他秉承政治中立的政策，忠于上司的施政方针和理念。媒体对他的评价是一个非常“官僚”的人：即谙熟公务员体制的行事规则，又公事公办。
但政务的处理上，曾给人的一贯印象是作风硬朗，不会议而不决。在西九龙娱乐区单一招标事件中，虽然受到媒体和公众的非议，曾仍强力推行，并多次对文化界代表表示，西九龙问题，谈不拢不如“一拍两散”。
香港社会最敏感的话题就是政制改革。去年5月1日，曾荫权透过香港电台《香港家书》节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曾荫权在这个节目中说，“面对当前的局面，我们最要紧的，不是只顾各自为自己的政治见解呐喊，而是冷静下来，清晰及认真地考虑，如何在社会意见纷纭当中，理出一个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头绪来，建立共识，好让香港政制继续稳步向前发展。”
7．与“星爷”惺惺相惜
在2005年1月17日晚，他与周星驰接受电台访问时，两人互送高帽，曾荫权更认为星爷的经历，与港人有共鸣。
星爷与曾荫权做电台节目时，两人惺惺相惜甚为投契，迟到五分钟的星爷，抵达后即马上冲入直播室，一番寒暄后，曾荫权就大赞星爷，连赠送高帽，笑指得知要与星仔做节目，随即谢绝一切应酬，以免错失机会。
曾荫权还透露数年前曾看过星爷一个访问，谈及当年在儿童节目《430穿梭机》中学会耐性及耐心，所以时刻也在等候机会，曾荫权认为这些与港人很有共鸣，当时已开始欣赏他，所以才看了看他的《少林足球》及近日的《功夫》。 谈到现正上映的《功夫》，曾荫权大赞片中情节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相当成功，星爷闻言即笑不拢嘴，指影片仍有不足之处，要求指点，曾荫权便说：“缺点就不敢讲，不过能做到抽离现实，不断回味就已经不错。”对于获曾荫权赞赏，星爷事后表示深感荣幸。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四节、曾荫权评价同事
在1967年，曾荫权加入政府工作，先后出任多个重要的政府职位，处理的工作包括财政、贸易以及与香港前途有关的事宜。1995年9月，他获港英政府委任为财政司，打破只由英国人担任财政司的传统。而香港回归后，曾荫权亦担任财政司司长，至2001年升任为政务司司长。事实上，曾荫权因为曾在不同部门工作，令他熟悉政府部门的运作，亦使他在上司和同事中甚“吃得开”。
曾荫权用了他的口头禅“好阴功”，来形容他口中的上司董建华先生。他说，作为生意人的董建华认为上街见人不是做特首工作一部分，结果频频被批评。
他指董先生跟港督彭定康很不同，董先生认为上街是“做Show”，很多说话以为放在心里便行了，“中国人嘛，做事方法始终不同”，现在董先生终于知道，上街见人是特首工作之一，现已大大改善。
面对董特首这最高掌门人，曾荫权绕了一个圈来说自己是会驳上司嘴的下属，包括驳董先生嘴。“董先生时常找我饮咖啡倾偈，他想‘搞掂’我，我都想‘搞掂’他。”面对董先生，他说会道出自己意见。
“我跟陈太最不同的地方？她是女人我不是。”这一句话似乎是给记者的话，又可能是他的真心话。她认为陈太人际关系真的很了得，对于他来说，这方面是他的“死症”。
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曾遇过一些很“牛皮”的同事，曾荫权怎样劝也劝不动，陈太向他说：“Konald，你用错方法劝他。结果由陈太出手，果然一劝便成功。”但当我知道她是以一些女性的道理来说服对方时，我实时话：“我讲唔出口啫。”
陈太这种强项，曾荫权说自己永远做不到，但他希望自己亦有一些陈太永远做不到的强项。他说不想将自己与陈太比较，唯一可比较的是，“陈太是一个面对过渡期的政务司长，曾面对很多困难；自己的使命有些不同，现在港人都认同一国两制，我是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政务司长。”
谈到梁锦松，他便脱口而出说一句：“他咐叻仔，唔使我教啦。”
当有人问，是否如阿松所言二人“火星撞地球”，日后合作会否出现问题时，曾荫权即以“老友记”来解释二人之关系。“其实我们好老友记，我们时常倾谈，但不是时常谈工作。”他说不明白阿松为何说二人火星撞地球，但他倒承认二人时有争拗：“有时闹两句，但不伤身的，之后便骑骑笑”。
曾荫权认为说到底，最重要是他跟阿松有相同的经济理念。他们在行政会议及金管局时，已有很多机会了解对方，“我怎样想，他很清楚。”他认为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格作风。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五节、曾有费尽心神烦恼时（1）
1．贷款泰国惹争议
香港稳定的财政基础，足以抵挡炒家狙击，更可向受金融风暴影响的亚洲国家施以援手。在狙击金融风暴期间，财政司司长曾荫权运用职权，从外汇基金拨款予泰国，挽救严重贬值的泰铢，金额高达十亿美元。不过，由于他的决定事先没有咨询外汇基金委员会，故惹来临时立法会议员批评。
九七年八月十二日，临立会财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港府对泰国的贷款安排，听取曾荫权汇报。他在会上解释，八月初国际货币基金会（IMF）行政总裁致函金管局，呼吁香港协助泰国解决金融危机的融资安排，“凑份”提供贷款。鉴于时间紧迫，他没有即时谘询外汇基金委员会，便在数天内作决定，并通知特首董建华。
此外，曾荫权重申供款不单可帮助泰国渡过难关，也可有效遏止其他亚洲国家受泰国经济危机的“传染”，向更多地方蔓延出去。对于有议员批评“财爷”没有先知会外汇基金委员会，他反驳自己身为委员会主席，绝对有权动用外汇基金，不能过分政治咨询，拖慢效率。
然而，曾荫权的“解划”，并不能平息议员的不满。代表金融界的议员詹培忠指出，曾荫权的决定俨如参与一场赌博，认为特区政府不应扮演“金融警察”的角色。至于自由党议员夏佳理，则对曾荫权将控制和使用外汇基金视作两回事，感到莫名其妙。
虽然议员倒彩连连，曾荫权运用外汇基金的果断做法，却受到经济学者纷纷支持。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呜表示，既然财政司司长同时是外汇基金委员会主席，在紧急情况下应该拥有最终判断权，否则便会落后于形势，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香港理工大学商业学系副教授刘佩琼亦指，特区政府借出这笔高昂贷款实在值得，更可让外界得悉香港仍有一定实力，成为地区金融中心，有助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结盟，赢取友谊。
然而，临立会法律顾问马耀添则指出，曾荫权未经谘询动用外汇基金，乃违反《外汇基金条例》，因为若以广义解释，条例中指委员会主席决定基金用途，是属于“控制”范围之内，需事先谘询委员会，财政司司长此举正是违法。但他又表示，由于过去没有类似情况，曾荫权是否真正“有罪在身”，还需法庭最终裁决。
2．有原则的让步
曾荫权每次的有力言论，尽管能有效稳定市民对政府的信心，却不能保证每次都能凯旋而归，尤其是面对立法局议员的质询，总有败北的时候。九五年十月底，立法局决定冻结政府十二项收费，以及增加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面对议员连番挑战，曾荫权坚持政府一贯立场，指摘议员的建议一点也不明智，反对加费与刺激经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一再强调，假如议员需通过否决各项加费，会令港府少收十二亿港元，相等于薪俸税一个百分点，将令他策划明年财政预算案时，无法考虑减税。
虽然曾荫权尝试力挽狂澜，仍摆脱不了失败。九五年十一月初，立法局就自由党提出的减税及刺激经济发展等建议，与代表港府的曾荫权展开激烈辩论，双方壁垒分明。期问，曾荫权力陈议员倡议的种种措施，全不能为目前经济放缓问题对症下药。但自由党议员田北俊提出的减利得税和薪俸税动议，得到自由党及民主党支持，以二十九票对十八票顺利通过。致力死守政府底线的曾荫权，面对议员的“围攻”也感到无奈，但为了尊重立法局的纪律，惟有表示接受。
有议员批评，曾荫权与议员就动议辩论的过程中，处处表现其“硬桥硬马”的姿态，跟议员针锋相对，毫不容让，会令行政与立法关系带来负面影响，更可能影响来年财政预算案的通过。但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