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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身伤痕。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一节、清贫警察世家出身（3）
曾家的孩子，对父亲怕极了。父亲命令他去拿藤条，他明知自己要倒霉了，还得乖乖地将藤条拿过来，然后胆战心惊地交到父亲手上。邻居家打孩子，孩子们大胆，往往敢反抗，或者伸手将藤条以及棍子之类抓住，或者是趁着父亲没有下手前逃掉。可曾家兄弟不敢，他们知道，如果反抗，只会惹来更为严厉的惩罚。挨打时，他们跳着叫着，却不会哀求。父亲说，哀求的人一定不是好人，没有男人的骨气，是胆小鬼。因此，他会打得更厉害。
曾荫权回忆说，父亲的教育方法非常简单，也有效，只要孩子做错了事，结局都是一样的，挨上一顿打。父亲让他去买东西，比如买豆腐，可他分不清豆腐是当时出的还是隔夜的，那些小贩见他是个孩子，便将隔夜豆腐卖给他。他拿回家之后，父亲发现了，立即将他打一顿。让他去买面包，他也不认识是新出炉的还是已经有几天的，买回来的往往都是隔了好几天的，结果又是要挨一顿打。他说，那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挨一两次打。作为长子，他挨打是最多的。
小时候的曾荫权，对父亲非常畏惧，长大之后，他也很理解父亲的教育方式。他说，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传统教育方式就是棍棒教育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后来做事很理性，一切按部就班，有条有理，除了性格之外，大概与父亲的藤条教育方式也不无关系。
曾荫权当年还在念小学三年级时，经常见到楼下停泊了一部部簇新警车，等待装卸。有一次，他跟四个弟弟及小妹，偷偷溜进其中一辆警车的司机位，尽情玩耍，竟然连车内的仪表板也拆下来玩，结果不单连累父亲扣薪赔偿，还少不得捱一顿打。
其实，受父亲“严打”，已经成为曾荫权与弟妹们童年时的“必备节目”。当时父亲长期驻守偏远的粉岭，难得周末放假回家，但若发现孩子们在学业或行为上有任何行差踏错，总会看不过眼，对孩子们“大刑侍候”，以皮肉痛楚教导他们做事要认真及负责任，以及律己以严。就算父亲平时不在家，母亲也会手持“二合一”滕条，对孩子们边打边教，一点儿也不留情。
当差的父亲，对儿子的要求甚高而且严格，孩子倘有差错，父亲便“大打出手”。曾荫权说，打的内容包括：百厌要打、累弟妹受伤更要打、买错面包一样要打。而弟弟曾荫培更有一次难忘的经历。
一次他带弟弟出外玩耍时，弟弟不慎撞倒，头破血流，要入医院缝针，回家后曾父即以“大刑侍候”。这是曾爸爸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曾荫培现时仍记忆犹新。
“藤条炖猪肉”，就是文武一哥的父亲曾云的教子方程式，曾荫权称，童年时每星期至少被父亲打一次，弟弟曾荫培也下例外。
B、服从严格的训练
虽然父亲如此，但他们兄弟还是服从严格的训练。“打”，并没有损害曾荫权兄弟对父亲的尊重，反而培养了兄弟的待人接物、处事认真，性格谨慎的态度，成了走上青云路的修身独步单方。
时移势逆，曾荫权对昔日“藤鞭式训练”，已有另一番体会。曾荫权说：“我不会体罚儿子，但我认同严格的训练。”严格的训练，当头棒喝的提醒，的确使他能够建立个人的坚毅性格。曾荫权在公务员队伍服务逾三四十年，成为政务司长乃至代理行政特首，而他的弟弟曾荫培，亦擢升为警务处处长，兄弟二人堪称文武一哥，成绩原来是由严父“打”出来的。
曾荫权忆述父亲严打的经过，纵使当时不好受，却始终无损他对父亲的敬爱。
当然，曾云对子女，也决非一味的打骂。父亲对他们的教育，除了言传身教外，最重要的一笔就是要求他们记周记。
自曾荫权升上小学四年级开始，这位严父便要求他与二弟荫培每星期都要写一篇周记，留待他周末回家批改，以了解他们的学业和生活情况。久而久之，连篇的周记，也为曾氏兄弟打下良好的语文基础。当时曾云长期驻守偏远的粉岭，要求曾荫权和二弟每周写一篇周记，留待自己周末回家批改，以了解孩子们的学业和生活情况。这为曾氏兄弟打下了良好的语文基础。
1997年曾父辞世，曾荫权和弟弟曾荫培于1998年以838万元，购回父亲的碧云楼旧居，父子的感情自然可见一斑。
因工作缘故，其父只有假期方可教命。特区“文武双杰”——曾荫权及曾荫培，在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实习刊物《大学线》访问时，诉说不少童年往事。当时没有海底隧道，来往市区和新界的交通十分不便，故曾父往往要在警署留宿，直到假曰方可与家人共叙天伦。当时两兄弟为争取与父亲见面的机会，曾不惜展开“亡命之旅”。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二节、穷人孩子早当家
老人们常说“三岁带来老来相”，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在三岁时的性格、品行能看出他长大时的样子。
大概从三四岁的时候起，曾荫权便已经开始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帮助母亲做一些零活，来维持生计。那时，母亲拿回来做的零活，最多的是缝制尼龙袋。他还太小，不会动手缝，就帮母亲做一些其它家务。后来稍大一点，在他的带领下弟弟们也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他在帮助母亲做活的同时，还要指挥弟弟们怎样做。
回忆那段日子，曾荫权感慨到：“穷但很开心”。
因为穷，平常的生活很艰苦，就连最便宜的青菜也是很难吃上几口的，最多的时候，是一家人就着几块腐乳下饭，偶尔能够弄点猪油拌饭。只有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比如生日、节假日，母亲才会买上一点青菜或者是一条鱼几两肉什么的，一家人才算是沾上了一点荤腥。那就是难得的美餐了。
在曾荫权眼里，父亲虽然没有读过几年书，但对知识有强烈的渴求，深知知识对于谋生的重要。所以，有一种信念是父亲自始自终没有改变的，那就是无论多穷，他都要送孩子们上学。即使没有能力读上好的学校，普通的学校，也一定要上。
在曾荫权很小的时候便被送进了幼儿园，那时，他们还住在湾仔，他所上的幼儿园是湾仔的慈幼。稍大一点该上小学了，父亲便将他送进了育才小学。接下来，警署给父亲分了一套房子，他们全家搬进了荷李活道的警察宿舍，曾荫权也就转到了警察小学。
警察小学和警察宿舍连在一起，在这里就读的学生，主要是警察宿舍的子女，管理不是太好，教学质量也很一般。
没过多久，由于曾云没有文化，如果呆在市区，很难有升职的机会。一些边远偏僻的地区，因为一般人不愿去，所以，往往是像曾云这样迫于想升职提薪，却又没有太好自身条件的人才愿意去吃苦。曾家搬进警察宿舍不久，曾云便被调到了新界，常驻在粉岭。一方面，因为那里的警力不足，工作繁忙，难以有休息时间，此外，也因为从铜锣湾到粉岭，有很远一段路，乘车需要好几个小时，所以，曾云回家就很少了。
那时，只有十一二岁的曾荫权挑起了家庭重担，协助母亲照顾好弟弟妹妹们。
他的五妹曾璟璇回忆说：“在她的印象中，哥哥像父亲一样严厉，也像父亲一样霸道和固执。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是一家之主，他非常有主见，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他都能拿主意。而且，只要是他决定了的事，就一定不能更改，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当然，他毕竟是个孩子，偶尔也有错了的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即使是错了，当时也要弟弟妹妹们执行，事后，他也会悄悄地纠正，可在当时，他肯定是不会认错的。”
成年后，妹妹在报上撰文说：“哥哥已决定的事，其他人很难改变。”也许正是因为他“扮演”了父亲的角色，使他后来成为一名“帅才”。
对于这一点，曾荫权承认他从小便养成了主观而且执着的性格，说一不二，立场坚定，不会轻易因为某种观点而改变。
弟弟曾荫培对哥哥最深刻的印象，恰恰是哥哥的独立和敢于承担。
曾荫培说，那时，父亲在粉岭上班，很少回家。母亲非常挂念父亲，总担心他一个人在外边吃不好睡不好，生活上没人照顾。她自己要照顾一大家子人，根本走不开，所以，一有机会便会派上两兄弟去给父亲送点家常菜。
曾荫培回忆说：“哥哥十一二岁时已经很能干了，带着我转几次巴士，由港岛区到粉岭探望在警署工作的爸爸。”他介绍说，那时候的交通远不如现在，没有海底隧道，要从家里乘巴士到码头，坐轮渡海，到了九龙之后，再转乘巴士。若是在今天，孩子十一二岁，家长绝对不敢让他们单独出门。父亲见两兄弟竟然能够来偏僻的粉岭看他，又惊又喜，背后总向别人夸赞自己的儿子能干！ 不仅如此，曾荫权还是一个淘气好动的积极份子。当年住在荷李活道警察宿舍，他喜欢在旁边的鸭巴甸街踏单车。还得意地说：“那里很斜，对门便是海，很多朋友翻过车，我却没事！”曾荫权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你很难想象，清朝咸丰年代兴建的文武庙，五十年代竟有球桌出租，租用半小时五角港币，两兄弟是这里的常客。同学追问：“听闻文武庙有春秋二祭？”曾笑答：“我对此没多大兴趣，那两天没有乒乓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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