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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凝视着他，然后说：“是的，我认为你能。”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在两人一个共同的朋友迪克。霍兰家碰头，大谈特谈。
芒格整个晚上都抱着同一种饮料不放。他极度热衷于闲谈。当他举起杯子，仰着头要下咽时，他会举起另一只手作一个停止的手势，这样别人就不会打断他。
芒格的长相并不吸引人，他长着一张小妖精似的脸，皮肤苍白，戴着一副镜片厚厚的眼镜。尽管他有点势利，而且有高度的判断力，但他对伦理学
很有见地。他的精明与一种丘吉尔式的自信和无忧无虑的心境配合得极好。
有一次当有人问他会不会弹奏钢琴，芒格回答说：“我怎么知道，我从来没试过。”巴菲特觉得他拥有一种相似的智慧和彻底的独立性。
当夏天巴菲特到加州去时，两个人的友谊逐渐加深了。巴菲特在家时，他四肢伸展地躺在地板上握着电话和芒格不停地交谈。据苏茜说：“在巴菲特的吃饭时间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 ‘噢，爸爸还在和查理谈话呢’。”她回忆道，“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互相都明白对方要说什么。因此似乎他们无须说什么总是 ‘是的——噢呣——我明白你的意思——完全正确’。”
巴菲特说他和芒格的想法如此相似真是“见鬼了”，但是与巴菲特的许多朋友不同——而且这一点正是他吸引人之处——芒格对他从来没敬畏感。
巴菲特对芒格如此着迷，于是他力劝芒格选择他这一行业，他总对芒格说从事法律简直是浪费他的天赋，而芒格也从不否认：
和沃伦一样，我也有强烈的变得富有的欲望，并不是因为我想拥有法拉利——我想拥有的是独立。我无比渴望得到它。我觉得不得不给别人发送货单确实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
我不知道自己这种概念都是从哪儿得来的，但是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我已经节衣缩食地活了多年了，我为的是要攒些钱。
他开了一家法律公司：芒格，托尔斯＆希尔斯，但他很少去那儿工作。
到了1962年，当巴菲特搬进凯威特广场时，芒格正在经营着自己投资的合伙企业。
那年春天，巴菲特带着一个问题找到了芒格：对登普斯特尔该怎么办？
芒格不是本的信徒，在他看来，陷入困境的公司，就易倾向于以格雷厄姆式折价出售的那种，要治理好并不容易。
但是芒格认识一个名叫哈里。博特的年轻人，他也许是能解决登普斯特尔问题的人。巴菲特在洛杉矶与博特进行了一次会面，六天以后博特就在比阿特丽斯任职工作了。他采取了一系列压缩成本，关闭工厂，大幅削减存货①的措施。巴菲特在给他的合伙人写信谈到博特时宣布：
毫无疑问，哈里正是所需要的人……他完成了一件又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博特做着——非常出色地做着——巴菲特所不能做的辛苦的工作。他从登普斯特尔那些业绩不佳的工厂里榨出现金来让巴菲特投入到股票和债券中去。用哈里。博特提供的资源，巴菲特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企业——它有着多元化而且稳步升值的证券组合。这就是那种巴菲特的炼金术。他对合伙人说：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把一度衰落的制造行业的资产，转化到了我们认为成功的企业——证券工业中。
劳工的重新调配成本巨大，100名工人被解雇了。而且巴菲特在比阿特
① 巴菲特毫不掩饰地谈到了一个曾经被他控制了大多数股份的公司。
丽斯遭到了严厉的抨击。比尔。奥蒂斯，他的一位桥牌牌友，以一种玩笑的口吻问他：“你在解雇了这么多人之后，怎么还能安然入睡呢？”
对巴菲特这个对自身名誉看得极为重要的人而言，这句话可不只是一句玩笑话。
“如果我们把他们留下的话，公司就会倒闭的。”他说道，“我一直在关闭工厂，而大多数人却过得比以前还好。”
尽管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巴菲特还是对自己被称为破产清算管理人感到深恶痛绝。于是他发誓他“再也不会”解雇人员了。
但是事情的结果并不糟糕。一年以后，登普斯特尔精简了许多，但它也有了更丰厚的利润，而且它还有了价值200万美元的证券。1963年巴菲特将它卖了，为合伙企业净挣了230万美元的利润，而且将它的投资翻了近三番。
三件事情促成了这样的业绩：较低的交易价格，巴菲特坚持下来的耐性和博特采取的一系列新政策。对于巴菲特而言——就如同以前在本。格雷厄姆的阵营里一样热情——第一点是最关键的。
这是我们投资哲学的一个里程碑：永远不要只想卖一笔好价钱。有如此诱人的买入价，即便是中等的售价也能获得丰厚。
5合伙人
我无法对合伙人就结果作出承诺。
——沃伦。巴菲特，1963年1月写给合伙人的信索尔。帕索，在凯威特广场经营着一个男士用品商店，知道沃伦不仅仅是个穿戴时髦的人，举个典型的例子，比如巴菲特会走进来订购5件衣服——不管帕索如何建议，他订购的5件衣服全是晦暗的灰色，然后留下一角钱转身离去。
然而，有一天早晨，巴菲特走进店里，向他征求一些有关服装潮流的建议——仅限于某种时装的建议。他想知道帕索对一个名叫拜尔。罗尔尼克的制帽商的一些看法。
帕索解释说肯尼迪总统不戴帽子的形象曾风靡一时。“沃伦，”他说，“我是根本不想与之沾边了。现在没有人再戴帽子了。”
过了一会儿，巴菲特又回来了，“索尔，成衣业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这次，他没能说服巴菲特。巴菲特的合伙人以7。6美元/股的价格买下了位于马萨诸塞新贝德福德的一个成衣生产线制造厂——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一小部分股份。到了1962年，伯克希尔成了吸引本。格雷厄姆众信徒的另一种廉价股票。脆弱的美国制造商一直都在苦苦地与低成本的南部和远东竞争者们相抗衡着。但从账面上来看，伯克希尔至少是一笔合算的交易。它有每股16。5美元的营运资金，这是它股价的两倍。作为格雷厄姆和多德派的拥护者，巴菲特喜欢上了这种股票，并且逐渐增加他的投资。
不管这项投资如何，很显然巴菲特绝不仅仅是他的老师的翻版，他比格雷厄姆更大胆一些，更愿意在某种股票上下功夫或是参与胜者的角逐。于是很自然，他的成果也就更好些。
有一点并不太明显，那就是巴菲特也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即不仅从格雷厄姆所喜爱的从数量角度来考虑，还要从质量方面考虑。每当巴菲特看到一种股票时，他开始不仅仅看资产的静止的现象，而是将之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动力和潜能的活生生的正在运作的企业来看待。在 1963年，他投资于伯克希尔后一年，巴菲特开始研究一种与以往他买的任何股票都不相同的股票。它根本没有工厂，也没有硬件资产。实际上，它最有价值的商品就是它的名字。
美国捷运绝对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公司。美国已经进入了太空时代，而且它的人民都处在一种未来派的思维格局之中，没有任何产品能像美国捷运那样恰当地代表着现代生活的成就。由于乘飞机旅行已经在人们的经济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中产阶级开始乘飞机到处旅行，旅行支票已经成了“通行证” （《读者文摘》称之为“永不拒付的支票”）。该公司成千上万美元的票据在流通，像货币一样被人毫不迟疑地接受着。到了1963年，有1000万公众持有美国捷运卡，这种卡只不过是5年前才引入的工具，而最初公众还都觉得有必要带着现金去旅游。 《时代周刊》宣告“无现金的社会”已经到来。一场革命即将开始，而美国捷运正是这场革命的导航灯。
结果出现了麻烦，正如事情经常发生的那样，在公司的一个遥远而微不足道的领地，灾难降临——这次是发生在美国捷运新泽西巴约纳的一家仓库。
这个仓库，在一场毫无吸引力的平凡交易过程中，接收了一批罐装货物，
据称是菜油。这批货物是由庞大的联合原油精炼公司提供的，仓库给联合公司开出了收据作为这批所谓的色拉油的凭证，联合公司用此收据作为抵押来取得贷款。后来，联合公司宣告破产了。债权人抓住公司的抵押品不放，至少是想抓住不放。在这时候，即1963年11月，美国捷运发现了问题：“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油罐中只装有少量的菜油。”里面装的一部分是海水，并且是品质非常高的海水，然而当然不如色拉油值钱。简单地说，就是仓库蒙受了巨大的欺骗，其损失估计达1。5亿美元。
由谁来承担这项损失呢？联合公司在负有责任的各方中是首当其冲的，但是它已经破产了。美国捷运的附属机构也已登记破产。美国捷运自己是否有任何责任还不能确定，但是总裁霍华德。克拉克深深地领悟到对于一个大名登记在旅行支票上的公司而言，公众的信任高于一切。克拉克于是承担了这一份债务，他发表了一份申明，这份申明的内容足以让那些比美国捷运总裁小一号的人物发抖：
美国捷运公司感到从道义上讲它应当全力处理此事，来确保这个过分的义务让人满意地得到执行，这是与它所承担的整体责任相一致的。
换句话说，母公司将面对各种索赔，而且将包括没有法律依据的索赔，潜在的损失是巨大的。实际上，他说，它已经“资不抵债”。
11月22日，公司的股票从消息传出以前的60美元/股跌到了56。5美元/股，当股市在肯尼迪遇刺之后重新开市时，美国捷运跌落到49。5美元/股。
事态日趋明朗，原来联合公司被一个叫安东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