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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３日，蒋介石下令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７人。这就是“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震惊全国，轰动世界，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事件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反响，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十几位科学家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这七位爱国者。但蒋介石对此置若罔闻。
蒋介石经过这一番对内、对外，前方、后方部署之后，踌躇满志，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
但是，蒋介石违背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的倒行逆施极大地刺激了张、杨，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１２月３日，张学良到洛阳见蒋介石，第一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停止“剿共”，和中共合作抗日，并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却严厉地训斥张学良，说他绝不能停止“剿共”。对张学良要求释放“七君子”一事，蒋介石斥责张学良说：“全国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想的。”使张学良十分难堪。
１２月４日，蒋介石二次来到西安，立即向张、杨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二是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分别调驻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逼迫张、杨择一而行。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和红军早已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绝对不能再去进攻红军；调离西北，也早晚要被蒋介石吞并消灭。
张学良、杨虎城下定决心，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他们秘密研究的对策是：
第一步“哭谏”——尽力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哭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5）
１２月７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做了一次“哭谏”，痛陈东北失陷、华北危机的严重形势，要求蒋介石改变他的内战政策。蒋介石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并拍案说：“你就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杨虎城又去委婉劝说，也为蒋介石所拒绝。
１２月９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万余学生和群众向张、杨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学生群情激昂，自西安步行前去蒋介石的驻地临潼华清池，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游行学生行至十里铺，
蒋介石布置军队，架设机关枪阻拦；并打电话给张学良、杨虎城，命令他们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
张见局势严重，急乘汽车到十里铺，劝学生回西安。群众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群众悲愤号哭，张学良为之感动拭泪，激发了爱国热情与勇气，恳切地对学生说：
“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
张学良回忆说：“就是一二·九那天，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使我已不高兴了。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边了，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极了。但这话我没说出来，蒋先生也看我变了脸，我脸都气红了。”
蒋介石到西安后的横暴无理态度，使一直效忠蒋介石的张学良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他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了。
张学良、杨虎城坚决要求抗日，蒋介石顽固坚持“剿共”内战，双方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张学良、杨虎城被蒋介石“逼上梁山”。
３ 张学良、杨虎城“兵谏”捉蒋
张学良、杨虎城的“哭谏”失败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激情和蒋介石对爱国运动的残酷镇压，更加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决心。１２月１０日、１１日，张学良、杨虎城又对蒋介石进行了最后劝谏，仍为其拒绝。于是，他们决定“兵谏”捉蒋，逼他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做了具体部署：东北军负责到临潼捉蒋，十七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１１日午夜，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召集在西安的两军将领，宣布捉蒋、逼蒋抗日的决定和计划，并把“兵谏”指挥部设在新城杨虎城公馆，由张、杨一起坐镇指挥。
１２月１２日晨５时许，东北军卫队营一连兵力在营长孙铭九等率领下，冲进华清池，与蒋介石的侍卫展开激战。
蒋介石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慌乱之中披着睡衣逃出，在翻墙时跌伤脊骨，在侍卫蒋孝镇的扶持下逃上骊山，躲藏在一块大石的夹缝中。
捉蒋部队冲进蒋介石的卧室，发现人虽不在，但床上被褥尚有余温，估计蒋介石不会跑远，遂立即搜山，果然在乱草丛中找到了缩成一团的蒋介石。
蒋介石在事后所著《西安半月记》中自述了被东北军抓获的经过：
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6）
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慈，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遇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客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绐，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脱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杨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悄然叹曰：“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之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易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蒋介石的回忆自然有大量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成分，但毕竟还是承认了基本事实——他被孙铭九等爱国军人从山上抓了下来。
与此同时，十七路军由军官训练大队大队副赵寿山统一指挥，很快解除了蒋系势力的武装，控制了交通通讯要地，并把蒋介石手下的重要军事将领陈诚、陈调元、蒋作宾、钱大钧、蒋鼎文等二十几名军政大员拘禁在西京招待所。至此，张学良、杨虎城成功实现了“兵谏”计划。
第五部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新起点七七事变（1）
一个士兵拉肚子离队竟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荒唐吗？
二十九军的反击令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日寇惊呼“宛平虽小，守军太猛，数攻不下”。
五、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新起点
一个士兵拉肚子离队竟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荒唐吗？
其实东京早就盛传“七夕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事件”。当一群群荷枪实弹的军人疯狂地扑向卢沟桥和宛平城时，枪炮声震撼的不仅是北平，它震撼了整个神州，震撼了四万万人心，更点燃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冲天大火。一场空前的、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关系中国民族复兴前途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在有“卢沟晓月”这一美景的地方引爆了。
一件小事引起的事变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驻丰台日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全副武装，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从兵营出发开到卢沟桥西北的回龙庙、大瓦窑附近，举行夜间演习。演习的内容是“从龙王庙（本为“回龙庙”，日军误记为“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
回龙庙位于宛平城西北，大瓦窑位于宛平城东北，三地之间各只有千米之遥，而且回龙庙内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