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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坦克兵、飞行员或是炮兵的制服。他们官职并没有多高，但他们属于旁人所不了
解的情报侦察系统。由维克托·苏沃洛夫建造的军事情报大楼如今被称作“水族馆”。
1918年11月4日，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在红军野战
司令部内成立了登记局。如今被称为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的军事情报机
关当初用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普通的名字。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谢苗·伊万
诺维奇·阿拉洛夫被任命为军事情报机关的第一任局长。
正如许多其他部门一样，军事情报机关也经常更换名称。
从登记局演变而来的工农红军司令部侦察局后来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局。1934
年，军事情报机关在叫了几个月的信息统计局之后再次更名为侦察局，直接隶属于
国防人民委员部。1939年，该局又被称为工农红军第五局。 1942年2月出现了现在的名称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不过到了9月，斯大林将
军事情报机关分割开来。他将情报总局从总参那里分了出来，使其直接隶属于国防
人民委员部，也就是直接隶属于他本人。而在总参内部又出现了一个军事侦察局。
不过，到了1943年4月，一切又恢复原样。
军事情报机关的历史不会很快写出来的。现在知道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辉煌
的战绩和重大的失败。军事情报机关总是希望人家完全忘记它的存在。但是内行人
都知道它的存在，知道它在运作。
发现一名军事情报人员并不那么困难。所有国家的武官都是军事情报人员。他
们被当成外交官，可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他们是在为另一个部门服务。而有时候，
当你在使馆或是商务处看到一个年轻人，宽肩短发，军人体态，同普通驻外人员相
比不知为何不爱说话，那就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个在官方身份掩护下工作的军事情
报人员。
在我国，政治情报机关无论是属于克格勃管辖还是独立运作，它都隶属于国家
元首总书记或是总统。
军事情报机关总是部门所属机构，隶属于国防部，二战之后的一个较短的时期
是个例外，当时斯大林下令将国内所有的情报机关都集中于情报委员会。
军事情报机关中也有过叛徒和投敌分子，他们到了西方之后，讲述了这个部门
中所发生的事情，但人们对于情报总局所知依然不及对克格勃情报部门的了解。
一些原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军官对我说，政治情报机关总觉得自己要比军事情报
机关高半头：
“但我们对军队里的邻居没有恶感。双方的关系是工作上的。同志式的关系。
当然也有竞争。大家都想第一个向苏共中央的领导报告重要情报。而在两个情报部
门发生争执的时候，老广场的头头们通常都向着卢比扬卡一方。例如，我们曾经从
情报总局那里挖来了我们相中的情报人员。”
维塔利·根纳季耶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曾担任苏联克格勃对外情报局四处处
长，他回忆道：
“比如我就曾与我们从军队邻居那里挖来的几名一流情报人员共过事。”
“军人们提出过抗议吗？”
“这我不记得了。需要提出的一点是，军事情报机关从一开始就是受政治情报
机关控制的。战后这种控制看来是减弱了，可国家安全机关依然担当着控制者的角
色。况且，向情报总局和其他对外情报机关提供反间谍保障的职能一直掌握在国家
安全机关手中……
从20年代起，军事情报机关领导人的任命都要征得政治保安局一政治保安总局
一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克格勃的同意。而且一般说来，没有国家安全机关的审核，军
事情报机关不得招人。在外派之前，军事情报人员还要再次经过审查。
曾担任驻瑞典军事情报站站长的维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将对我说：
“克格勃是一个可以怀疑所有人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机构的一部分，而我们是
他们有权怀疑的人。我们这个部门的悲剧在于，所有在国外呆过的人都自然成为怀
疑对象，从而自然引起国家安全机关的关注。
“军事情报机关内部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他们有时在我们的会上发言
谈论必须提高警惕，保守秘密。有一次，一名特派员邀请我到离新圣母公墓不
远的一处保密住宅。吃过午饭，喝了点酒之后，他对我说：‘到我们那儿干吧，你
不会后悔的。’我说：‘我本来就在情报系统工作。’他开始想法儿劝我：‘我们
干的是另一种工作，得揭露内部的敌人。’一句话，他招募我作内线，但我最终还
是脱身了……”
“战后特派员制度保留下来了吗？”我问尼科利斯基。
“克格勃的人留了下来。他们监视我们。我们知道自己所有的‘监护人’。”
“军事情报机关的军官们私下里谴责过‘邻居’的行为吗？”
“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军事情报人员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一样，都是经过考查的人，可你们不
知为何总是得不到信任。你们不为此感到愤怒吗？”
“可以这样说，这让人略感不快。知道有人在告他的密，谁会高兴呢？可实际
上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人，而在基层工作人员当中任何时候都有不少正派人。宪兵
式的恶棍并不多。我的出发点一直是：反间谍人员有自己的任务。”
“反间谍机构的多疑是不是徒劳的呢？”
“遗憾的是，我知道不少军事反间谍机关的军官叛逃到西方的事例。在奥地利，
当我在那儿工作时，美国人策反了军官波波夫。但他是在后来才被查出来的，当时
他已经从国外回来并且成功地进入情报总局总部工作。”
“情报总局的失误比克格勃多还是少？”
‘’我们这一行还有一个不太好的特点，那就是我们这儿总是尽量淡化自己的
疏漏，而成绩总是被尽量夸大。我觉得，克格勃的失误和叛逃事件更多一些。可他
们的机构要比军事情报机关大得多。”
“作为驻外军事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您和‘邻居’搞好关系了吗？”
“我首先努力做到不让自己的集体吃亏。要知道，克格勃的情报机关总想从军
人这里‘扒皮’总想抢案子，将我们的功劳据为己有。这在我们这儿是常事儿：
‘邻居’善于把肥肉从你的鼻子底下抢走。”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驻外机构相互合作。比如说，我跟一个对我们有某种价
值的人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我们建立了正常的关系，我觉得，他愿意被我们招募。
但在明确关系之前，我去找‘邻居’。不管怎么说，我得确认一下，这个人没有在
他们那里作为招募对象。我去找克格勃对外情报站负责人，而他故作惊讶地说：
‘我们对这个人都做了两年工作了。’
“而我看得出来，‘邻居’是在装模作样。他想自己招募这个人，况且准备工
作都已经做好了。这种抢先一步将功劳据为己有的做法引起了怨恨。”
“竞争结果对你们不利？”
“总是克格勃得逞。我们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他们是第一个向领导汇报情况的
人。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军事情报人员不仅受到本局的指派，向本局汇报工作，而
且也受政治情报机关的指派，向他们汇报工作。战后有人曾试图改变这种做法。在
部长会议所属的情报委员会里，我们权利均等，但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长。我们再
次分属不同的部门。而情报总局的领导人自己将自己置于从属的地位。”
“觉得不自信？”
“是的，不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都干不了多久。每个新主人显然都试图彻底
改变原有的秩序。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进行了没完没了的改组，编制时而被削
减，时而又被匆忙增加。有经验的被撤下去，没经验的被调进来。我们有自己的学
院。空缺不久就会被补上，但对情报部门来说，任何改组都是极其有害的。可我们
的领导不考虑这些。这些人都是从外面来的，有的是作战部队的军官，有的是司令
部里的参谋，可就是没有行家。看来他们认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经验，照样可以
领导情报机关。”
“这里说的只是最高领导人吗？”
“要是这样就好了！当年我在西德有一个出色的间谍联邦议院的一名议员。
有一次我们在东柏林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接头。他来了，在打字机上敲下了他知道的
有关西德联邦国防军的所有情况，然后我们吃了点东西。
“在接头之前我的上司预先告诉我，他会来我们这儿，看看这名间谍。他的确
来了。绷着个脸，不高兴。没有打招呼。坐下来，跷起二郎腿。他看着我，声音嘶
哑着说了一句类似‘你可得小心一点’之类的话。然后就走了。
“我对议员说：‘您得原谅我们头儿，他牙痛得厉害，把他折磨得够呛。’而
议员笑了一下答道：‘算了，别解释了。我是在讲波兰语的地方长大的，所以我全
都明白。’
“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将军感到脸红……”
“据说，朱可夫元帅在赫鲁晓夫时期担任国防部长时，曾试图让自己的情报部
门分量更重一些，使它同克格勃平起平坐，从而既加强自己的地位，也加强军队的
威望？”
“我认为，克格勃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我重申一遍：我们同克格勃在任
何事情上都不可能平等。”
“您曾担任特工学院的系主任。人们是如何进入军事情报系统的？”
“通常是这样做的：派两三个人去军区司令部。他们找到军区司令，向他报告
说，他们是来挑选军官到特工学院学习的。军区司令命令干部处人员选出合适的人
选。看他们的个人档案，同履历材料合适的人员所在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