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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但又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派”自居，对肃反、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做法提出异议。
这样一个备受各方瞩目的人物，发出这样的声音，顿时引来舆论大哗。反对共产党新政权的人，指责他“对于中共大力而深心地似帮闲而帮忙，实际上帮凶，做中共文特文工所不能做的工作”，称“《南来篇》是矫情之作……称大陆是光明的地方，但自身却又舍光明而远徙”。
另一方面，左派文人却视曹聚仁为“反动文人”，认为他在文章中“一连串散布着毒素，我们不能再缄默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抨击这些毒素的充分权利，指出这些毒素，提高读者警惕，作为一个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更有这些充分的权利”。
这场“围剿”整整持续了20个月，批曹的文章，经人剪存，竟达800余篇。
事实上，曹聚仁在恪守中立、独立原则下，确实潜藏着内心的矛盾。1950年6月，他赴港之前一个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谈道：“一块砖砌到墙头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曹聚仁读后感触很深，他写道：“……像我这样离开了齿轮的地位，到自由主义的圈子中来，对于我以后的命运，关系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终于成行了，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有研究者对曹聚仁的定位是“自由报人”，并且指出，他的“自由”并非源自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而更像是讲究自由自在的中国文人传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这个人，从来不领导别人，也不让别人来领导我。”
因为1950年这个“自由”的选择，曹聚仁在大陆和台湾几乎被湮没。虽然，他22岁时就笔录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奇崛深奥的讲演录，并以此出版了《国学概论》，被视为章太炎的关门弟子；虽然，他仅毕业于一个5年制师范学校，但却昂然走上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当了20多年的教授。
抗战期间，他投笔从戎，深入前线，是最先报道台儿庄大捷和首先向海外披露“皖南事变”真相的著名记者。
台湾作家回忆，当年岛内视曹为毒蛇猛兽，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胆敢偷偷带进台湾，“一旦被发觉，坐牢，绿岛管训，都很难说。”
大陆一方，也是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出版了少量的曹著。直至今日，提及曹聚仁，最好的定语不是其他任何身份，而是“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曹景行的父亲”———知道“名嘴”儿子的多，而知道“名家”父亲的少。
曹景行说：“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其实，我连父亲的书都没看过，因为内地不出版。他的著作，我是在香港期间才看到的。”
1969年底，曹聚仁曾给在上海的女儿曹雷写过一封信，信中如此倾诉道：“19年来，我的孤独寂寞生活，只有窗外月知道，我要是不会写文章的话，我早变成疯子了。”
所幸，曹聚仁会写作。他一生写了4000多万字，单把这些文章的题目凑起来就有三四万字。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笔写，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纸上写，他“好像随时都可以写”，甚至可以在陪人吃饭时突然掏出纸笔，在饭桌上写起文章来。他不爱带帽，因为这样会“影响写文章的思路”。
曹聚仁曾在重病住院期间写成《浮过了生命海》一书，谈病中所悟：“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里面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