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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广袤的西伯利亚土地又培养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作品程度不一地体现着某种共性，这一共性除了风格上的地域色彩外，重要的还有那种对自然的眷念和对俄罗斯传统的珍视。早已有专门性的《西伯利亚文学史》问世，而新崛起的西伯利亚作家群更引人瞩目。前面提到的舒克申是西伯利亚人，叶夫图申科也出生在西伯利亚。而最纯粹、最杰出的西伯利亚作家，应是万比洛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等人。
万比洛夫 （1937—1972）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戏剧文学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也是道德心理剧的大师。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时起，到他于1972年8月17日溺死在故乡的贝加尔湖中止，他总共写了近十部剧作。在这些剧作中，剧作家以一种抒情而又幽默的笔调，营造着一个又一个既荒诞又平淡、同时却具有深刻悲剧意味的戏剧冲突，把当代人迷茫、无奈的心态绝妙地体现在舞台上。但万比洛夫之所以展现这种悲剧，这种失望，目的还在于：在普通人的灵魂中寻找道德的支撑点。在他的代表作《打野鸭》（1967）中，主人公齐洛夫厌烦周围的工作和生活、甚至厌烦友谊和爱情，他把“打野鸭”作为生活的唯一寄托，可他从来就没去打过，而且也根本就不会放枪。这个人物是剧作家一个惊人的发现，而且，作者在剧中也对这一主角表现出某种不置可否的态度。这一切，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争论之后，人们发现，齐洛夫在他们中间随处可见，甚至就是他们自己！于是，“齐洛夫”这个人物便作为一种从当代社会中提炼出来的典型进入了俄罗斯文学的形象陈列馆。万比洛夫的最后一部剧作《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1970）则表现出了完养人性强大的道德力量。小餐馆的女招待瓦莲京娜在舞台上自始至终忙着修补那一次被人踏倒的栅栏，与此同时，她也在用自己的情爱，修补着别人和自己心中出现漏洞的道德堤坝。最后，齐洛夫式的人物沙曼诺夫终于在她那儿获得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和意义。
拉斯普京（1937—）与万比洛夫同年出生，又同出生在伊尔库茨克州。他的创作题材广泛，既又有写乡村生活的《为玛丽娅借钱》（1967）、又有写生产建设的《告别马焦拉》（1976），也有写卫国战争的《活着，可要记住》（1974）。将他的创作统一起来的，就是作家随时随地表现出的道德观。面对传统道德基础的逐渐丧失，作家痛心疾首，便通过文学来表达他的责任感，并希望在每一位读者的心目中唤起同样的责任感。《为玛丽娅借钱》写的是忠厚的乡村女售货员玛丽娅因不会做买卖而亏了一千卢布，为了使她免受牢狱之罪，她的丈夫四处奔走去借钱，但却处处遭白眼，受冷落。作者通过玛丽娅的困境，折射出了缺乏同性心的社会现实。《活着，可要记住》写一位伤兵从战场上逃回，躲在山洞里，靠妻子纳斯焦娜偷送东西维持生命，丈夫的偷生行为让纳斯焦娜羞愧，最后带着腹中新怀上的孩子投河自尽。作者以此表现了道德丧失的后果。《告别马焦拉》表面写的是一个水电站的建立，但当别人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欢天喜地的时候，作者却在为被淹没的一切而惋惜，为自然界的命运而担忧。
阿斯塔菲耶夫（1924—）的小说 《鱼王》（1972—1975）是人与自然主题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是一个由十二个中篇构成的系列中篇集，各篇之间无直接的人物和情节联系，但对大自然的描写和歌颂、对人与自然关系中表现出的道德问题的探讨，则是贯穿《鱼王》的中心思想。主题篇《鱼王》写的是偷渔者伊格纳齐依奇与大鳇鱼之间的搏斗。伊格纳齐依奇钓到这条近五米长的“鱼王”后，想马上得到这丰厚的收获和，而鱼王则不愿束手就擒，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魂的斗争，最后两败俱伤，负伤后的偷渔人在昏迷中突然获得了良心发现，放走了大鳇鱼。这个故事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容易联想到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与金鱼的故事》。但在这里，阿斯塔菲耶夫欲体现的不是人胜自然的硬汉精神，也不是善恶皆有报的寓言真理，他用人格化的手法赋予鱼王以象征色彩，象征着自然，象征着自然与人的平等权利，象征着自然可能投向人类的报复。《鱼王》之后，阿斯塔菲耶夫又写作了一系列作品，主题仍多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和道德问题。
第七章 改革时期的文学
第一节 概说
八十年代的苏联社会，是戈尔巴乔夫的时代。这位开明、强干的领导者在担任苏共总书记后，以他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改革新政对国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甚至能与彼得大帝的改革、列宁的十月革命等相媲美。但到了九十年代初，戈尔巴乔夫终于对越滑越快的改革列车失去了控制，由中央集权趋向政治民主的强大进程，将其始作俑者也无情地撞倒了，戈尔巴乔夫成了一个伟大的过渡者，“世界第一公民”不情愿地引退了。1991年12月的阿拉木图会议正式宣告了有七十余年历史的强大国家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叶利钦实施了较戈尔巴乔夫更为激进的社会改革措施，与西方在政治上结盟，搞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使俄罗斯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时又一次经历着艰难的抉择和痛苦的巨变。
处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时期的俄罗斯文学，最大的特征就是文学的社会化和政治化。一向与政治、与社会生活结合密切的俄罗斯文学，在每个社会变革的关头都会成为政治纲领的传声筒、社会舆论的代言人。在改革时期，它又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参与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来了，作家们纷纷撰文、演说，投入到“俄罗斯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中去，各种文学报刊大都成了政治论坛。与此相适应，文学生活空前地自由化了，作家们第一次感到可以真正地畅所欲言了，他们或评判历史或针砭现实，或攻击他人或陈述自我，尽情地发泄了一通，但发泄之后却往往是一种别样的虚空。文学的政治化和自由化，对于社会无疑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但对于文学自身的发展却未必有利，似有一股强大的力，吸引文学列车偏离它自己的轨道。作家们静不下心来专注于创作，“纯文学”的作品也似乎生不逢时，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事实上，在这近十年间，也确实没有出现多少可以载入文学史册的真正的文学新作。
在这种背景下，回归文学和侨民文学便赶来填补空缺了。当然，这类文学之所以得以“回归”，也正是社会和文学自由化、民主化的结果。所谓的“回归文学”，是指那些过去由于各种原因被禁，如今却得以发表的作品。这些激起热烈反响的作品，有些是著名作家在此之前创作完成却一直未见天日的作品，有些是发表后即遭批判而迅速被禁的作品，还有些提早已在国外发表并引起反响的作品。这些作品的被禁，大多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因此，它们在政治宽松的年代中回到读者手中，似是一种必然。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不仅满足了读者的种种好奇心，它们反过来又对社会民主化的过程起着某种促进作用。在回归文学热中，有一个现象也是引人注目的，即俄罗斯侨民作家及其作品的回归。在二十世纪，由于种种社会的和政治的、甚至是家庭的和个人的原因，一大批有才华的俄罗斯作家侨居国外。他们在俄罗斯境外继续文学创作，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改革时期，他们的作品得以在俄罗斯境内发表。“侨民文学”应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二十世纪的俄罗斯侨民文学史，在时间上应是与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大体等长的，但只有在改革时期，侨民文学才第一次体面地、甚至是炫耀地返回了祖国，并被纳入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长河。
随着文学生活的政治化和民主化，俄罗斯作家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激烈化了。在俄罗斯文化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化倾向，即重视斯拉夫传统和主张西欧化的两种倾向，从彼得改革时期的宫廷斗争，到十九世纪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争，都是这两种倾向的对峙。这也许是地跨欧、亚大陆、夹在东西文化之间的俄罗斯民族所固有的、难以调和的一个二律背反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也渗透进文艺界，较近的体现就是《新世界》和《十月》之争。在改革时期，这种争论日趋激烈，一派作家以支持改革为旗帜，大骂保守派，称他们为“改革的敌人”；另一派虽不公开与改革为敌，却看不惯他们视为“投机者”的前一派作家，认为他们是民族传统的敌人。两派作家扬矛举盾，一时间忙得不亦乐乎，似乎连文学的老本行也淡忘了。苏联解体前，自称为“支持改革作家联盟”的“四月派”和以俄罗斯作家联合会为基地的“乡土派”，分别是两种倾向的代表。随着苏联的解体，各种引起争论的预测已纷纷沉淀为现实，作家们的争论也就渐趋平息了。
与热衷争论，又善于争论的老一代作家相比，战后出生的一批年青人似乎更热衷于文学本身。他们的“先锋派诗歌”和“另一种散文”，都表现出一种走纯文学道路的倾向，他们的追求，既是对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的隔代对接，也是对世界范围内同时代文学潮流的一种顺应。
第二节 回归文学
在1985年苏共中央的四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在他的改革方针的指引下，社会生活出现了又一次的、规模更大的“解冻”。在文艺界，一批先前遭禁的作家及其作品，重新面世 （有些是初次面世），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