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咂髌罚吭谡獗尽都以谖脑荡濉返氖槔铮幸黄逗桶徒鹣壬蕴浮罚�1989年《文汇月刊》第一期），从这篇对谈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徐开垒：“……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的许多作家，如茅盾、叶圣陶、冰心、沈从文、曹禺、夏衍、钱钟书等，也包括老舍和您自己，为什么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低潮？不但许多人搁笔不写了，就是继续从事创作的，从数量到质量，都大不如前，这是为什么？”
巴金：现在看来，“你出主意，我写作，”这样的方式从事创作，总是要失败的。解放初期，我不过四十出头，正当壮年，总想写出点东西来，但总是写不好。可以说，我在十七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看来写作总是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为好，写不熟悉的生活总没有办法写好……我们这么多年放弃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勉强去写不熟悉的题材，甚至要作家的作品去解释政策，而政策有时又不免有反复，这样要创作丰收，是很难的……”
……
从《家在文缘村》所反映的徐开垒创作生涯成果起伏，再一次证明：文艺为政治服务，导致艺术与政治错位，它使作家歉收，决不止于巴金、老舍等一些前辈作家……
（《家在文缘村——徐开垒散文自选集》，文汇出版社1999年11月版，定价2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