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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最适合姚明的球队。”火箭队的主教练鲁迪·汤姆加诺维奇说。但对此我不太肯定。火箭队有我们喜欢的，也有我们不喜欢的。我问鲁迪是否能对我们不喜欢的地方作些改变。同时心里对自己说，“我以为自己是谁，可以对一个NBA的教练、两次赢得NBA锦标的人说这样的话？”
鲁迪没回答我的问题，他只给了我一个答案，但跟我的问题无关。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我。所以我问了第三遍，我想他现在知道我不得到答案是不会罢休的。
一天结束时，火箭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道森开车送我们去机场。“伙计们，”道森说，“我得告诉你们，我从没有跟经纪人这么会谈过。”我们不知如何理解他的话，所以就当是好话吧。
迈克尔·戈德堡（休斯顿火箭队法律总顾问）：我接到许多电话，也许那些人得到内部消息，他们告诉我如果章明基和约翰做姚明经纪人的话，东方队永远不会放人。电话来自美国不同的经纪人，还有我认识的与东方队有关系的在休斯顿的中国人。我决定，如果姚明想要章明基和约翰参与的话，我就听他们的。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我一直以为比尔·达菲会是姚明的经纪人，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切都很混乱。东海岸有个常青公司，一直打电话给我，说：“你要是听他们的，就别想得到姚明。没有我们你绝不可能把姚明弄出中国。”他们说跟姚明有一份合同，要跟姚之队（那时可能还不叫姚之队）打官司。通常这类障碍，在球队考虑挑哪个球员之前很久就会全部解决好，很明显，关于姚明的事将有一场战争。但章明基和约翰来休斯顿与我见过之后，我就确定他们是可靠的人。我们谈话的时候，章明基跟姚明通过
电话，让人相信他们关系不一般。不久后，姚明给我发了一封信，声称章明基代表他。我猜是姚明的签字，我的意思是，我以前没看过姚明的字，所以是不是真的其实无法判断，许多事要靠直觉。特别是这件事，需要把一切搞定时才知道。两周后我们飞去上海见东方队。他们带我们出去观光了两三天，就只是见面打招呼。他们说姚明去NBA时候到了，休斯顿是合适的地方。但如果我们得到姚明，他们要我们帮忙找其他球员，那些打不上NBA，但愿意来中国打球的球员。我们就给他们寄了第一个替代姚明的人的录像，亚利桑那州的大个丹·麦克科林托克。我还寄去了其他球员的录像———大约10盘，但我不知道东方队跟这些球员怎么样了。他们一直发传真给我们，说他们要过来，要录像带。姚明的新人年结束后，传真不再来了。
我觉得白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体育部的头，是个很好的人，但他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有点被捉弄的人。我们在上海期间一直通过翻译谈话，我以为他们都不会英语，但有一次我讲了一个笑话，还没来得及翻译，白李就大笑不停，我知道被耍了。他们说到一个讲话滔滔不绝的人，我说，“在得克萨斯，我们说这样的人被留声机的针头打过疫苗。”白李听懂了笑话，翻译前就开始笑。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美国人做生意总是“快快办完好走人”。在中国，只有先建立关系才会开始做生意。到达后，我花了时间跟X先生坐在酒店的大厅里，聊聊天。跟中国篮协的委员一起就没有这样的时间了，这种区别值得注意。这位委员走进来，坐在长长的会议桌边，沉默不语，他在等我先开口，情形相当尴尬。我知道姚明就在附近和国家队练球，我问是否能让我们观看，这位委员说，“我们得看会议进行得怎么样。”
身份等级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能单单以火箭队律师的身份前往。所以在出发前，我们注意了宣传，说我是以首席执行官身份去的。我拿到了休斯顿市长的推荐信，因为他刚访问过上海，在中国市长地位是很高的。我得到了前总统老布什的推荐信，他是以前的驻华大使，他在信的末尾加了句手写的话，“尊敬的先生，在此向您致敬。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难忘的一幕是，为突出我的身份，鲁迪和道森不得不扮作随从跟在我后面，拿着礼品袋，会上只有在我同意的情况下才发言。我们登上返回的航班时，鲁迪说，“害我给你提袋子，我一定要报复。”
会谈后我们才观看到国家队的训练。我跟姚明握手合影，这张照片在不久后变得极其有价值。姚明有一点与众不同———整个训练中，他没有看我们一眼。他专心训练，没让我们成为他的干扰。其他一些队员则朝我们这边看，但姚明没有。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我一生中做得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在使用优选权得到姚明时从未动摇过。我们抽签拿到优选权后开始接到电话，有人问我们愿不愿意以此交换，或者选别的球员，我说，“不，我们要选姚明。”
我们去中国时，发现他们注意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知道我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中国篮协主席特别强调，他们知道我们一开始就想要姚明。如果我们略有含糊，我相信姚明得在中国再等一年。克里夫兰可能有机会在2003年抽签中，选姚明或者勒布朗。
还有一个因素是鲁迪在中国很有名。我们走在街头，人们认出他，真是难以置信。中国转播我们的比赛，而且2000年奥运会上鲁迪是美国国家队的教练，跟中国队打过。熟悉的脸很有帮助，信任感马上就建立起来了。
虽然我很自信最终要去NBA了，但无法集中精力做好走的准备，国内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要想着NBA，同时还要分心准备世锦赛。我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就在选秀之后，是我的一次大展示的机会。我想集中注意力在比赛，而不是我个人的表现上。我知道，所有人都会很仔细地看我，看火箭首选我是不是个错误。我每晚（即使不是每晚，也是许多个晚上）都对自己说，好吧，不要太为个人的目标兴奋过头了，想想球队吧。我想的更多的仍然是能为国家队做什么。
在某一点上，就好像在上海东方队第一年的训练一样———不清楚为什么练习，我只知道是为了将来在美国打的一场球，或许在NBA，或许只是在世锦赛上。我不知道两个设想是否都能实现，或只能实现一个。有句俗语，在中国在美国都一样，“无知是福。”在东方青年队的第一年，我离开家住在外边。我很高兴获得自由。我感觉像在天堂，因为此前我一直住在家里。我可以整年地训练，因为我知道年底有比赛，为了这些我才训练的。目前也是一样。我准备着去冒险，去做从未做过的事，我不知道前方会是什么。得让自己相信，如果我能走的话，他们会放我的。我们常说，“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
我之所以很幸运，还有另一个原因。那时我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进NBA；另一个是对我的女朋友叶莉要有更多了解，她只在几个月前才答应和我约会。我不能说两个目标孰轻孰重，它们对我同等重要。我每天都跟章明基谈中国篮协方面的事，但我不担心，因为行程拖延，我在离开前就有更多时间跟女朋友在一起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要再等一年的话，我就有多一年跟她相处，这样彼此就更加熟悉了。有两个目标而不是一个目标，情形大不一样。
如果我一心想的只是进NBA，当我发现有什么新情况影响我的出行，就会更加焦虑。章明基（姚明经纪人）：我和约翰跟火箭队谈完之后，又有两个障碍浮出水面。一是王治郅，第一个被允许去NBA打球的中国球员。他刚结束在达拉斯小牛的新人年，那时在谈留在美国准备世锦赛，而不是回国和国家队一起训练。那时，王治郅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球员，他违背中国篮协的意愿是个不小的事。中国篮协需要他回国家队比赛，不能容忍哪个球员跟他们谈条件、违抗他们的命令。况且当初放他出去的时候有不成文的规定，中国篮协要求他回来时必须回。当然姚明和王治郅是不同类型的人，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篮协为什么不愿再放走一个顶级球员去打NBA。
第二个障碍是给单人项目运动员写的规定。说运动员转会到国外，要将收入的50％上交体育协会和其它的国家级体育组织，其余的才能跟教练、俱乐部分成。中国篮协拿出那条规定当谈判的筹码。他们没说指望姚明付那么多，但这是很有力的一个谈判工具。
我不是第一次在中国谈生意了。大学时，我帮我爸爸在上海组建过一家合资企业。对我爸爸来说不是很大的生意，他让我参与只是让我长些经验罢了。公司倒闭了，你知道我干得怎么样了。但我得到很重要一个教训。我本质上不是个很强硬的人，但有时必须超越自己的个性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就像下象棋一样。人们的反应都是有原因的，你必须从他们角度，换位思考，你就知道他们是不是虚张声势了。
后来我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做软件科技，在中国有许多业务，最后卖了那家公司。我不是新手。我也不是那种人：10岁离开中国，20多岁回来，试图将一名中国运动员带到国外。我父母80年代初移民美国，我妈妈是个医生和医学研究员，爸爸是工程师，他有自己的公司，生产发电机，我妈妈到美国的第一天就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我很自豪，比大多数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人了解中国要多。我能用中文交流，说得很流利，写得也很清楚。每个暑假都回中国，我有些很小就到美国的中国朋友，完全丧失了中文能力，现在像老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