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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史、张三人以顽强不屈的精神，终于使“大盛魁”这家专做蒙俄贸易的商号，达到了员工6000余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年贸易总额上千万两的规模。
他们不畏艰辛，走过草原，穿越千里沙漠。他们走过烈日炎炎、灼沙遍地的酷暑，走过朔风凛凛、白雪皑皑的寒冬。他们踏出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至俄境西伯利亚，东达扶桑，南到东南亚的国际商路。
商场如战场，险象环生。商人们不仅要克服天气之险，还要常常遇到生命的威胁。
清朝嘉庆以后，社会日益动乱，盗贼四起，商人经商随时面临着被杀伤抢掠的危险。但是山西商人并未因此而退缩，四处经商仍然照旧，毫不畏惧。
许多山西商人把前辈留下的美德代代承传，形成一种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凭着这股精神，山西商人创出了自己的商号，雄霸中国商界达五个世纪之久。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勤俭持家 重商敬业
他们历来崇尚节俭。吝啬是因为他们赚钱不易，守财是因为他们重视资本的积累。
山西商人向来以“守财奴”著称。虽然这往往被赋予贬义，但却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反映了山西商人勤俭持家的好品质。
山西人因穷而变，通而生财，创业的艰苦使他们更加明白钱财来之不易，所以他们历来崇尚节俭。吝啬是因为他们赚钱不易，守财是因为他们重视资本的积累。
古往今来，凡成功的商业大贾，都十分注重节俭，厌恶奢侈浪费。虽然他们家财万贯，但勤俭是持家之正道，也是创业精神的另一种体现。
勤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古老的训诫。古语云：“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句话说的就是勤俭作为一种美德在兴衰中的重要作用。
山西商人从艰苦卓绝的创业到大富大贵的富贾时代，他们一直遵守着老祖宗的遗训，克勤克俭，留下了晋商勤俭持家的美誉。
“大盛魁”的祠堂前供奉着老祖宗创业时的扁担、货箱、一碗稀粥，警戒着后世子孙要牢记祖宗创业的艰辛，要保持勤俭节约之风。
祁县乔家富贾一方，然而乔家大院老宅门上的“慎俭德”三字，至今尚存。正是这几个字，在乔家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商岁月里，节约勤俭，创下了乔家偌大的家业。
勤俭既是经商的一种美德，也是商业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
山西商人不仅生活节俭，更重商敬业。他们跳出了“重农抑商”的封建思想，对这个救他们于贫穷困苦之中的“商”很是尊重。
山西商人热爱自己的事业，将商与农工同样视为本业。山西的富商常氏就以经商为荣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这个民谚也广为流传。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家族观念至上 群体精神为先
山西人在“齐家”思想的指导下，将养家糊口放在首位，其次才是兴创家业之目标。
山西商人不像其他商人那样势利，他们追求利益，但是这种追求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基础之上的。他们信仰精神的力量而非钱的力量。
在山西人的眼中，家庭是最为神圣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只有齐好家，才能够治好国，进而使天下太平。由此可见，家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山西人在“齐家”思想的指导下，将养家糊口放在首位，其次才是兴创家业之目标。他们往往将家业和谐、兴旺视为人生中最为值得骄傲的成就。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重视群体力量的发挥。他们经常用家族宗法与同乡同族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来维系，以关公作为精神上的崇拜者和守护神，通过义气和信誉结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人的这种群体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家族间的和睦为源头的。如祁县商人乔映霞主持家政时，为了让家中子弟懂得家和万事兴的道理，曾将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然后又让他一次将九双筷子折断，结果九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未能将其折断。通过折筷子这个具体的比喻，乔映霞希望其兄弟懂得团结互助的道理；坚持发扬这种群体精神，使乔氏家族兴旺发达。
随着山西商人商业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日渐激烈。这时，山西人便集合同乡、同族，结成大大小小的商帮，逐渐发展为强势群体。“晋商”就是对具有地域性的山西商帮的笼统之称。
山西商人以地域乡人以及宗族弟兄为纽带结成商业群体。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作为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到了清朝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在山西商帮中，将关公作为敬奉的神灵。山西商人对关公情有独钟，因为关羽本人即是山西人。作为它的同乡，山西人因而感觉到颇有荣誉感与自豪感。山西人祈求神威广大的关羽降福保平安。山西人经商范围的广泛使他们经常遇到天灾、人祸等意想不到的困难，他们敬奉关公，在心理上希望得到关羽神威的庇护，消除灾难，保护其大富大贵。在许多晋商发迹的城市，大凡都有关帝庙。山西商人借助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借助关公的“信”来招揽顾客，他们希望通过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监督他们的商业活动在正义中开展，在同行中取得良好的威信。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诚信守义 以义制利
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
山西商人以其崇信尚义而名闻四海。梁启超也曾说：“晋商笃守信用。”
晋商以诚信守义、以义制利为经营理念，勤劳守信、崇尚信誉。虽身入财利之场，却能够坚守儒家义利思想，将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义与利是一对矛盾。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就长远而言，终究会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山西商人“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
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和一贯的。乔家的复字号商号之所以长盛百年，就在于其不图非分利润，靠信誉赢得了长期客户。凡复字号的商品，必保证质量，价格公道，决不会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使客户蒙受损失。因此，复字号就是信誉的保证。
有一年，复盛油坊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店员为贪图厚利，竟在油中掺假。此事被掌柜发觉后，立即饬令另行换装，以纯净好油运出。虽说店里暂时受损，但因其诚实不欺，复字号的油成为信得过商品，商号也因此而信誉大增。
在银两作为流通货币之前，“大盛魁”生产的砖茶竟作为交换用的货币使用。凡“大盛魁”出售茶、丝、烟等，蒙民及俄商出卖马、牛、羊、骆驼、药材等，皆换算成砖茶若干块，然后再结账。“大盛魁”的信用由此可见一斑。
山西人经商以信以诚为本，招徕了更多的顾客，生意也就越做越红火。由于山西商人在经商中奉行崇信重义的职业道德和遵守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划，成绩卓著，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商借官势 发财保财
晋商有着独特灵敏的政治嗅觉。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
晋商有着独特灵敏的政治嗅觉。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在获得厚利的同时提升了家族乃至晋商整体的社会地位。
明代山西大盐商张四教其父张允龄、叔父张遐龄都是商人，其兄张四维、其舅王崇古则是大官僚。张四维官居吏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王崇古官居兵部尚书兼大总督，权势显赫。而王崇古之兄王崇义、父王瑶、伯父王现，也是商人。
张、王两族利用朝中有做官的权势，在商业上获得暴利，御史部永春巡视河东盐池时称“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其中所言势要，就是指四维、崇古；大商指四维弟、崇古兄。
山西商人凭借官方权势赢取暴利在清朝更为突出。晋商在明末清初之际，为女真入关提供了丰足的生活和军需品，可以说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一些晋商如范永斗、王登库等在清王朝“定鼎后承召入都”，享受“赐产”、“赐职”等优待，由在张家口名不见经传的商贩，一跃成为御封的显赫皇商。自此，范氏家族在长期垄断军粮运输和办洋铜中获得了暴利。
晚清名臣张之洞在未发达之前，囊中羞涩，买官无银，在借债无门之际，求到了协同庆票号门下。协同庆老板久闻张之洞大名，又听闻张将有重用，便慷慨解囊，借银十万两为张买官之用。不久，张之洞果然荣任两广总督，为了报答协同庆的大恩，他将两广的官方财税解汇，全部交给了协同庆，协同庆也因此而获得了巨额利润。
借官势而谋利，与官合一，是晋商普遍使用的手段。除了那些显赫的皇商，大多商人均通过结交权臣及地方官吏，求得庇护，赚取钱财。
第一部分：山西商人审时度势 精于购销
最能显现出山西人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