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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屑处见不琐屑”、“全书有结构，有伏线，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并且，塑造的人物形象“个性各活现纸上”，金莲之娇娆，武松之刚直等“直欲于纸上呼之而出”。
本文尚且注意从中国小说的发展中来探讨《金瓶梅》之价值，不仅将作品与《水浒传》、《红楼梦》等文学名著比较有其伟大之处，而且把书中的人物亦一一和《红楼梦》等人物对照，说是“红楼梦之师”。本文异于当时较多的探求作者，“淫书”之类的文章而注重《金瓶梅》本身的研究，立论公允，观点明确，曾对今人对《金瓶梅》的研究产生颇大的影响。
1936年5月
《金瓶梅词话里的帮闲人物》 本文刊于1936年5月《书极展望》第一卷第七期，张天畴撰。文章对《金瓶梅》中的“帮闲人物”，如应伯爵之类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透视出这伙人的丑恶灵魂，可“反映出时代的社会相”，作者取“帮闲人物”为突破口研究作品的艺术成就，在《金瓶梅》研究中尚属首次，而且，作者将其言行揭露出来，目的在“使现今的帮闲人物，不能专美于后，有所对照”，具有一定意义的现实感。
1936年6月
《金瓶梅词话风俗考》 本文刊于1936年6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小说闲谈》，阿英撰，并有《灯市》篇及“附记”两则。作者将《金瓶梅词话》中描写的“灯市”和明代社会中及各种历史典籍中记载的“灯市”作了初步的考证，开《金瓶梅词话》“风俗”考证的先声，有助于中国文化史的进一步研究。
1937年
《谈金瓶梅词话》 本文见于1937年《中国小说丛考》，赵景深撰。重点是论人物，分三点：西门庆、潘金莲为首的妇女群象和应伯爵为首的帮闲群象。并对其“过多的色情描述”、“宿命论的思想”和“因果报应的色彩”作了一些善良、正确的批评。
1947年1月
《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 本文见于1947年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古剧说汇》一书，冯沅君撰。
作者认为，向文学作品寻求文学史料，是研究文学史的有效方法之一。《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在几种著名的明代长篇小说中首屈一指。作者运用丰富的文学知识，对照其他书籍和现存的文学作品实例，进行翔实的考证和论述，曾对《金瓶梅》的研究者产生较大的影响，常被人引为《金瓶梅》作者、成书等问题研究时的参考资料。1956年12月，有北京作家出版社《古剧说汇》的改订本发行，又收入作者的另一篇文章：《〈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跋》，增加了《金瓶梅词话》中关于“俗讲”和“院本”的文学史料，这既是对研究者质疑的回答，又是对新发现的材料的阐述，以作为前文的补充。
1947年9月
《金瓶梅词话中的宝卷》 本文刊于1947年9月10日《东南日报》文史第五十六期，刘永潜撰。
作者不同意冯沅君在《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里的《俗讲的推测》一节中有关“讲说佛曲”的意见，认为那是“宣卷”，其宣讲的内容即“宝卷”，而非“佛曲”。并探讨了《金瓶梅》第七十四回提到吴月娘听薛姑子宣讲的“黄氏宝卷”即清代黄氏充梗《破邪详辨》一书中所收的第四十四号“佛说黄氏女看经宝卷”，两者“所述事实完全相同”。第五十一回《月娘所演金刚科》中的“金刚科”，“颇疑这便是《梦梁录》里所说的‘说参请’”；小说第三十九回《吴月娘听尼僧说经》中的“说因果唱佛曲儿”即是《佛祖传灯心印宝卷》。第七十三回的“薛姑子讲说佛法”，是“最原始的宝卷”；又对“宝卷一类经卷体裁的来源”有所评述，对研究《金瓶梅》中民间文学提供了新的佐证。
1947年
《明代小说与子弟书》 傅惜华撰。见《曲艺论丛》。“子弟书”是北京的民间俗曲，创始于清代雍乾之时，其故事大半取材于明清两代之通俗小说。文章对取材于《金瓶梅词话》故事的七种“子弟书”的作者、内容、本事、版本、著目、艺术特点等一一作了介绍。它们是：《葡萄架》、《得钞傲妻》、《续钞借银》、《遣春梅》、《永福寺》、《旧院池馆》、《升官图》，另有《挑帘定计》、《哭官哥儿》两种，未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瓶梅》故事在清代中晚期人民大众中的流传情形。
1954年8月
《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 本文见《光明日报》1954年8月29日“文学遗产”栏，潘开沛撰。后分别收入《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和《论〈金瓶梅〉》书中。该文首创《金瓶梅词话》的“集体创作说”。认为它不是那个大名士、大文学家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这在当时学术界影响较大。徐梦湘在1955年4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撰文，针锋相对地提出《金瓶梅》完全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的观点。而徐朔方、支冲、赵景深、蔡国梁等学者均对潘文予以支持。
1956年8月
《金瓶梅版本考》 本文原载1956年8月《天理大学学报》第21辑，日本鸟居久靖作。论文详细地著录了35种不同的版本，并进行了比较分析，是一部有关《金瓶梅》版本方面的力作。作者后又有续考、三考问世，进一步作了补充。
1965年6月
《金瓶梅的语言》 文章见《中国八大小说》，日本大阪市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日本鸟居久靖撰。东京平凡社1965年6月出版。后由林晔译成中文，载录入《〈金瓶梅〉的世界》一书。文章着重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金瓶梅》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认为丰富多彩的俚语和歇后语的大量运用，是贯串全书的主要风格特征之一，使小说既“洋溢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庶民气息”，又“展示了明代市民语言记录的顶点”，为这部“市民文学”的杰作提供了新的佐证。
1957年
《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 本文见《文艺报》1957年第3期，李长之撰。后收入《金瓶梅评注》书中。作者对《金瓶梅》及其艺术成就有较高评价，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严格意义的现实主义的开山祖，只有《金瓶梅》。”它以一个家庭为中心，塑造了封建社会中真正的现实人物，反映了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比同时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著毫不逊色。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术界研究《金瓶梅》艺术成就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文章见《文艺报》1957年第38期，李希凡撰。后分别收入《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和《论〈金瓶梅〉》书中。该文着重将《金瓶梅词话》与《水浒传》相比，认为《金瓶梅》“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称得起铭刻人心的典型性格”。小说中的许多细节描写“繁琐而重复”，“并没给整个作品增加艺术魅力”。我们与其说《金瓶梅》是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标志，不如说，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金瓶梅》的时代，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分化过程。这个分化，一条是传统的光辉的现实主义道路，到《红楼梦》、《儒林外史》，标志着它的光辉的顶点；另一条是沿着客观主义描写的路子发展，反映着封建主义的色情趣味而蔓延开去，这就是明代中叶出现的“淫书”。《金瓶梅》正是融合着这两种倾向的代表。此文反映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学术界在对《金瓶梅》一书评价上的不同认识，这是当时有广泛影响的论文之一。
1962年
《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 本文发表于《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2期，任访秋撰。该文集中地论析了《金瓶梅词话》中的人物形象及其所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作者重点剖析了西门庆、应伯爵、陈经济、潘金莲等几位主要的艺术典型，认为他们都是封建时代的“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在其思想意识和行动表现中，很难逃脱时代的规范”。
在艺术上，该文认为《金瓶梅词话》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引人注目。尤其表现在独具匠心的艺术结构，精心地塑造人物以及熟练地运用群众民间语言等方面。“不论从创作方法上，《金瓶梅词话》实为上承《水浒》与宋元评话，而下开清初小说中诸名作的一部伟大作品”。从艺术上肯定了《金瓶梅词话》的非凡成就，这在强调“思想”、“主题”、乃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殊属不易。在20世纪60年代的“金学”研究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金瓶梅创作时代考索》 本文发表于《湖南师院学报》1962年第4期；龙传生撰。自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提出“《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以来，30年间很少有学者提出疑义。本文的主要意义在于对吴晗等人主张的“万历说”提出了挑战。作者依据现有的历史资料，针对吴文中的主要论据，如小说中的清唱散曲及演剧描写，“兰陵笑笑生”与“嘉靖间大学士”“太仆寺马价粮”、“佛教的盛衰”和“小令”，“太监”的权势及“番子”、“皇木皇庄”及其他等一一提出质疑，认为吴文的例证科学性不强，缺乏说服力，不足以推翻《金瓶梅》“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之说。本文的主要材料和观点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常为今世力主创作时代为“嘉靖说”的研究者们所引录。
1963年
《金瓶梅探源》 本文原刊于《大亚细亚》杂志1963年新十卷第一期，韩南撰。后由徐朔方译后刊于《金瓶梅西方论文集》。
该文广征博搜，从中国古代大量的小说、戏曲中，找出《金瓶梅》故事所引用的资料，对研究《金瓶梅》本事极有裨益。作者在冯沅君首倡《金瓶梅》“探源学”的基础上，将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除有少数遗漏外，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