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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而且更加切近现实生活”、“再不是按类型化的配方演绎形象”、“在艺术上更加考究、新颖，比较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从而更加贴近读者的真情实感”。由于它突破了过去小说的一般写作风格，绽露出近代小说的胚芽，也“预告着近代小说的诞生”，并对作品中的“以丑为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以及“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等问题，均作了认真的阐述，有较强的说服力。
《诸城丘家与金瓶梅》 文章发表于《中华文史论坛》1984年第三辑，马泰来撰。该文考证了丘志充和《金瓶梅》间的关系。作者列举大量例证，说明丘志充曾有《金瓶梅》和《玉娇丽（李）》的抄本，其来源颇值得探讨。他的儿子丘石常和同县丁耀亢至交友好，这就提示了《玉娇丽（李）》和《续金瓶梅》间的关系。所谓的“万历庚戌本”并未存在于世。对研究《金瓶梅》的成书和作者较有启迪。
1985年
《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 文章发表于《中国语文》1985年第一期，朱德熙撰。
文章从考察汉语方言里的反复问句入手，认为存在着“VP不VP”和“可VP”两种类型，它们互相排斥，不共存于同一种方言。作者选择了《金瓶梅》中的19个具体语例，说明它运用的反复问句是“VP不VP”型的。而属于“可VP型”的反复问句极少，仅有18例，有3例是“VP不VP”和“可VP”的混合形式，见于小说第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三回中，可以不计，其余15例里有12例集中在第五十三至五十六回里。而这几回恰恰是他人增补的。这就说明《金瓶梅》所使用的是山东方言，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南方人的补作。本文从语言上提供新的证据，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尤其是对力主小说作者是山东人之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说》 文章发表于《上海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孙逊、陈诏撰。作者提出了《金瓶梅》的作者是中下层文人，特别是书会人才，而绝非上层“大名士”、大官僚手笔的观点。其理由是：（一）从小说所撰回目看，作者的文字功夫粗疏，俚俗；（二）从所题诗词看，作者的文学修养不高，至多是一位粗通文墨，处于社会下层的落魄文人所作；（三）从所写的人物、场面看，作者的生活经历“属于中下层社会的人物，无疑在数量上占据着压倒的优势”，而一个生活在社会上层的大名士或大官僚，是较难洞悉和熟知他们的。更何况，小说塑造得最为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恰恰又是中下层的人物。这些“内证”，正如作者所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材料发现”。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 文章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三期，李时久撰。文章不同意《金瓶梅》创作中的“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说”。其理由如下：（一）认为《金瓶梅》是“词话”，实系误解，和今存元明说唱“词话”如成化十六种说唱词话和《大唐秦王词话》等都不同；（二）现在尚未有任何材料能证明，在《金瓶梅》一书出现之前，它的故事曾经在社会上流传与演唱过；（三）小说的行文粗疏重复之处，不足为怪。因为它系文人首次创作的长篇小说，同时，创作时间仓促等，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故而认定它是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或曰处女作而已。此外，作者尚申述了对著作时代的看法等等。
《金瓶梅研究综述》 张兵、周珉（章舟）撰。本文刊于《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稿》“首次文摘”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金瓶梅〉研究》一书。文章对“五四”至1984年7月底为止的国内《金瓶梅》研究概况，从“作者”（包括成书时间）及“社会意义和艺术成就”等两个方面作了言简意赅的叙述。将60年来的《金瓶梅》研究分成“30年代”、“50年代”和“近年来”三个阶段分别作了概括介绍。作者材料颇为丰富，论述亦较允当，堪称全国第一篇涉及《金瓶梅》研究的综合性历史文章，颇令广大研究者重视。
《色情的温床和爱情的土壤》 文章发表于《读书》杂志1985年第10期，包遵信撰。
作者将《金瓶梅》与《十日谈》相比较，认为前者是“色情的温床”，而后者是“爱情的土壤”，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十日谈》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批判，破灭了天国迷梦的虚幻，而《金瓶梅》暴露了禁欲主义的虚伪，展现的是人伦的丧落，光明的无望。”该文不同意把《金瓶梅》视作是一部具有反封建思想倾向和具有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特征的小说，指出“那是把日落西山的一抹晚霞当做东方欲晓的晨曦”，宣称《金瓶梅》的艺术成就“恐怕只能归入三流”。这篇文章之观点，在研究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支持者们在此基础上提出“封建说”，但不同者特多。
1986年
《金瓶梅抄本的流传付刻与作者问题新探》 本文发表于《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陈毓罴撰。作者依据现有历史资料，耙梳整理，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大致可以判断为一流的人物，熟悉民间说唱和戏曲小说，做过门客和坐馆先生，对地主豪绅和官僚的生活有深刻的观察。小说基本成书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四月以前（下限）”。署名为“欣欣子”的序和“东吴弄珠客”的序，都是冯梦龙所作，其“兰陵笑笑生”的署名，亦为冯梦龙杜撰。书中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大抵为冯梦龙所补。上述看法颇具启迪意义，尤其是冯梦龙与《金瓶梅》的关系，在广大研究者中引起了高度重视。
《金瓶梅中杭州一带用语考》 文章发表于《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张惠英撰。1985年第4期《中国语文》上，刊载了作者的另一篇文章：《〈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明《金瓶梅》的语言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吸引了其他方言，其中，吴方言特别是浙江吴语显得比较集中”。
本文则是在前文的基础上对杭州一带的用语作进一步的考察，作者列举《金瓶梅》中的用具的名称，如凉簟、凉床、拣妆、瓯子、地平、丁香儿；食物的名称，如乌菱、枇杷、沧螺、黄芽菲、老酒、鲫鱼；一般用语，如耍子、驮、坐草、鸣咂、已定、子尾、儿尾等词汇，以证明小说的用语较多的是采用了杭州一带的方俗用语。这对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提供了新的语言资料，亦引起了有关学者专家的非常重视。
《金瓶梅原是评话说》 文章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5期，陈辽撰。作者认定《金瓶梅词话》是一部“评话”，它是下层知识分子出身的评话艺人的口头创作，但在不断演出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最后由“兰陵笑笑生”加以记录、整理、加工、润色和再创造。“兰陵笑笑生”是一位有相当文化水平但道德教养并不高的评话爱好者。本文着重从小说的内证，例如第三十一回的“话捷说”和《水浒全传》，《武松》评话的相关段落比较，回目的不工，以及插入的大量诗、词、歌、赋、曲、赞、快板、小调、谜语、笑话、对联和唱词等，证明其确是评话之一种。1988年第一期《扬州师院学报》发表了作者的《〈金瓶梅〉原是评话说再论》，在仔细比较了《金瓶梅词话》和“张评本”《金瓶梅》后，提出了九条证据以证明此说。
1986年11月
《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个看法》 文章见于《金瓶梅论集》，吴小如撰。1986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全文分为五大部分：（一）《金瓶梅词话》非文人独立创作，而是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一样，是民间口头创作与文人加工相结合的一部长篇小说；（二）研究《金瓶梅》“应该把力气用在作品的研究分析上，而不宜只在那些一时无法得出结论的牛角尖里兜圈子”；（三）《金瓶梅》是第一部有成就的“世情小说”，但却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例如大量的淫秽描写就是有害的糟粕。“与其说它是现实主义的，还不如说它是自然主义的更为恰当”；（四）《红楼梦》与《金瓶梅》两者之间不能画上等号，我们不能用前者的伟大来为后者的严重局限进行弥缝掩饰；（五）要实事求是地评价《金瓶梅》，既不贬低，亦不拔高。
《从人物形象看金瓶梅与红楼梦》 文章见于《金瓶梅论集》，曦仲撰。1986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着重就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论述了《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异同。作者首先批评了“没有《金瓶梅》就不可能有《红楼梦》”的观点，认为颠倒了源与流的关系。《金瓶梅》对于《红楼梦》来说，是流而不是源。文章具体分析了《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认为《金瓶梅》在人物塑造上已经在努力追求从单一的、“扁平”的性格发展到复杂的“凸圆”的性格，但是它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发展。而只有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实现了这一小说史上的飞跃——打破传统思想和写法。过分地夸大《金瓶梅》人物塑造的成就，有失之于片面之嫌。
《略论金瓶梅评论中的溢美倾向》 文章见于《金瓶梅论集》，宋谋�1986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指出近两年来的《金瓶梅》评论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溢美倾向，作者认为，作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确实更近似自然主义的。”这决不意味着贬低《金瓶梅》。
《略谈满文译本金瓶梅》 文章见于《金瓶梅论集》，黄洎华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论文全面论述了《金瓶梅》满文译本中的几个问题：（一）介绍了它的基本情况，认为是“根据张竹坡第一奇书本翻译的全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