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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举
在西方已有三百年历史的钢琴，传到我们中国，也有百年了。百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纪。然而，中国钢琴的百年，却不是一个完整的记忆，它是断续的，甚至是破碎的。
寻找钢琴传入的轨迹，不能不提到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使我们坚固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撕开。一旦撕开个口子，就是大面积的扩展，从东南沿海直至长江中下游许多口岸。作为通商口岸的最初开放，总不免伴随着撕裂般的痛楚，强迫性的挤压中涌入了大批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就是他们带来了现代钢琴。
据载，外国使者曾将钢琴作为礼物赠送给清朝宫廷。末代皇帝溥仪就曾弹过一架三角钢琴，这架钢琴还曾在故宫展出过。这很有意味。不过，更有意味的是在他们爱新觉罗家族中，最早接触钢琴的人是康熙皇帝。他学弹的这一架古琴当时称之“西洋铁丝琴”。我想，康熙肯定不会喜欢这种玩艺，他只不过是闲着没事玩玩而已，否则，中国人接受钢琴的历史将会提早一个世纪还多。
据说，一百年前，曾有位英国的商界要员看好了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他认为即便平均每十户人家一台钢琴，无疑也是个巨大的销售市场。他充满自信地牵引着浩荡的船队，运来了大批钢琴，结果无人购买，终至沉落海底，化作轻薄的礁盘。这位英国商人只知道占领而不懂得渗透，而对于一个古老民族的征服是不能凭借占领的，而只能靠渗透。其实，钢琴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正是来自这种渗透—一与基督教相伴的渗透。
随着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合法化，许多沿海城市开设了教堂，教会每到星期日都要作礼拜的仪式，对于爱凑热闹爱围观的人们而言，不仅新鲜而且神秘。围观的人肯定越来越多，而从教堂里边传出的钢琴声音和伴唱的圣诗，则更具吸引力。这大概就是我们本世纪最早的钢琴教育场所。钢琴真正走进我们还不是在教堂，而是在课堂：一些教会学校专门开设了钢琴课，让中国学生课外选学。上海中西女中就有这样的钢琴课堂，钢琴老师由传教士担任。这些传教士的钢琴水平并不高，他们多数只会弹些圣诗和浅显简易的小曲，他们缺乏正确系统的弹奏方法训练，所以，他们是不能真正培养出钢琴人才的。不过，作为普及钢琴，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本世纪初的上海最值得记忆的钢琴人物是来自意大利的梅·帕契。他是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他带着李斯特的耀眼光环走进上海德侨俱乐部，在这里举行了钢琴独奏音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钢琴音乐会。十四年后，他又一次来到上海演奏，也许是天意，一场意外的大病把他留在了上海，从此，上海拥有了一位真正的钢琴家，而上海工部局的管弦乐队也有了真正的指挥。这个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洋乐队因为有了梅·帕奇的操练，名声大噪，被誉为“远东第一”交响乐队。这位李斯特的再传弟子还从事钢琴教学。他强调手指的独立性和对坚实的指尖的训练，对中国钢琴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不但教出了老一辈的中国钢琴家俞便民和张隽伟，接下来更有名气的朱工一、周广仁、傅聪都曾跟他学过琴，由此，这位意大利人的名字将永远载入我们的钢琴史。
应该载入钢琴史的外国人还有查哈罗夫。他因婚变而来上海，由此看来他与上海还是有缘分的。萧友梅这位中国第一个独立建制的音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高薪聘用了查哈罗夫，于是，中国钢琴的真正教学由此开始迈步。萧友梅是位非常高尚的人，就从他把政府专门拨给他买小轿车，专门供他个人使用的经费用来买了一台“IBACH”牌大三角琴这件事上，就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我觉得他那尊安放在上音院内的半身塑像小了点，应该再塑一个大些的放到上海的大广场上。上海人近年来不是喜欢在广场上搞钢琴演奏吗？那更应该让萧友梅到那里听听。这才是真正的文化景观。
查哈罗夫被称作中国第一代钢琴家的宗师，经他教出的中国第一代钢琴家可以列出李献敏、丁善德、吴乐懿，还有能背出贝多芬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的杰出的李翠贞。中国的钢琴教学因此有了质的飞跃，于当时的世界水平基本拉齐。丁善德在上海新亚大酒店举行了钢琴独奏音乐会，他荣幸地成为中国钢琴史上第一个举办钢琴独奏会的中国钢琴家。那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百年钢琴的第一次辉煌。
其实，不该称作“辉煌”，换作“希望”一词恐怕更准确。百年钢琴的第一次辉煌出现在五十年代。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十七岁的上海青年金石，他在上海兰心剧场举办了钢琴独奏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钢琴独奏会。四十七年后，当头发稀疏、满面沧桑的金石教授将当年的那场演出后的照片呈现在我的面前时，令我惊叹的绝不仅仅是那幅才华横溢、踌躇满志的青春面孔。
比金石更有天才的是一位来自普通中学的女高中生。她居然被素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之称的上海乐团吸收为钢琴独奏演员。顾圣婴——这位当时最有才华的钢琴演奏家创造了五十年代的奇迹。顾圣婴还曾多次走向世界舞台，她先后获得过“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钢琴比赛一等奖、第十四届瑞士国际钢琴比赛二等奖（无一等奖），还有第十六届布鲁塞尔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比赛奖。
五十年代的中国钢琴界涌现出一批耀眼的新星：周广仁、傅聪、郭志鸿、李瑞星、刘诗琨、倪洪进、李名强、殷承宗……他们大步走向世界，并且在国际重要的钢琴赛事上频频获奖，中国钢琴演奏家的水平直指世界高峰。这种势头延续到六十年代的文革前，有记载的中国钢琴家最后一次获得的国际奖项为：李其芳在第三届乔治·埃乃斯库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第六名。这批五十年代开始辉煌的钢琴家当中，最有成就的还是傅聪和殷承宗。他们逐渐形成了世界级影响。
五十年代中期的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可谓进入了鼎盛期，人才济济，出现了“五大骨干教授”这一梦幻般的最佳组合：李翠贞、范继森、李嘉禄、夏国琼、吴乐懿，犹如五大恒星，照耀着中国钢琴的星空……
可惜，一场文革破碎了中国人的钢琴梦。
辉煌过后，留下的是毁灭般的记忆，而钢琴废墟上还能够再现辉煌吗？进入八十年代，中国钢琴复苏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复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汐，不可思议地奔腾咆啸，于是，我们惊呼：中国爆发了一场世界罕见的钢琴狂热，日甚一日地摇撼着江河大地。从未有过的狂热，从未有过的激情，成千上万人去抢购钢琴。钢琴价格强烈刺激着人们的消费心理，几千元到几万元的升级，国产到进口的转换，似乎都在转瞬间迅速完成，然而，由粗俗到高贵的过程也可以缩短吗？
曾经，我不止一次地走在通往一家钢琴厂的路上。那是一条充满泥泞的路。可以看到川流不息的车辆，沉甸甸地晃悠着，像扭着秧歌步，有汽车也有手推车。打着包装的钢琴加重了轮胎的负荷，把路辗出了伤口。时间一长，那条路在我眼里就像老人的牙床，艰难地啃咬着滑动的轮胎，透出一股深深的痛楚。或许是他们沉重的步履把那条路踩得失去平衡？或许买琴的家长因为走了那条失衡的路才导致了内心的失衡？
诚然，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输送钢琴的路未必都是坑坑洼洼，但是，钢琴路上输送出的沉重、艰涩、辛酸和苦楚却是大同小异，从而导致了许多家庭许多孩子的心灵的失衡。沉重的钢琴似乎本来就需要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是中国人何以这样自觉自愿争先恐后？
本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钢琴进入了最普及的时代。普及得就像一场人民战争。平民百姓心甘情愿地勒紧裤带进行着西方的奢侈的游戏或曰追求，那一片丛林倒伏般的凝聚着几代农民血脉的手臂颤颤地伸开来，攥紧着拳头使血管暴凸，接受着倾斜悬垂的贵族吊瓶，数着泪珠状的血液，一滴一滴坠入钢琴之梦……
我站在世纪末的一座北方名城的七层住宅窗口，回眸我们眼前走过的这个世纪的中国钢琴的演变，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值得回味和感慨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准确地说，我对钢琴的关注始于八十年代的钢琴热中，我的女儿也是当时的琴童，这使我与钢琴贴得更近了。在我们为期百年的钢琴经历中，最值得去写的，还是本世纪最后这二十年。这二十年的步子迈得最大，最迅速，无论从规模和水平，都是前八十年所不可比拟的。因此，我在这个系列长卷中，重点书写了世纪末这二十年的事情。本书上部就取名为《世纪末交响》。我一直觉得这是个令人激动的名字。世纪末的中国钢琴与世纪初世纪中相比，都发生着惊人的变化，我们的钢琴家成批出现，我们在美国在欧洲在世界各地都有钢琴人才，在任何世界级比赛中，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人的面孔。我们拥有了许忠、许斐平、郎朗、陈萨这样一批钢琴家，他们比前辈在钢琴上更有才华，他们的条件更好，他们与世界钢琴大师接触起来也更容易更便利，因此，他们更适应当今的世界钢琴文化与潮流，所以，他们集大成的可能性就更大。只是，他们还在成长阶段，尤其是郎朗与陈萨这代人，他们肯定是最有希望将中国钢琴推向世界高峰的，然而，他们与本世纪上半叶的那些国际上的演奏大师相比，还应该看到既有先天的优势，也同样伴着不足。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些大的人生磨难，也没有把文化的根更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他们只能凭着自己的天赋或者靠听CD去感悟和理解作品，而不能像前辈那样用自己人生的历练解读作品，这有一个如何走向深刻的问题。前辈大师基本都是在演奏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