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69年9月3日，越南人民领袖胡志明逝世。当晚，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河内吊唁，第二天同越南党政领导人会谈后返国。9月9日，胡志明的葬礼在河内举行。李先念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去参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率政府代表团去越南首都，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他想在河内同李先念接触，葬礼结束时，主动与同站前排的李先念握手，李未予置理。下午，越南外交部长受柯西金的委托，向李先念表示想在返国途中路经北京，与周恩来会谈两国间的紧张局势。李要中国驻越大使速报国内请示。一直没有收到国内指示，李决定去机场准备回国。将要登机之际，中国使馆参赞飞驰而来，气喘吁吁地报告说国内同意柯西金去北京会谈。李先念当即告诉了给他送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范说柯西金一个小时前已起飞返国。柯西金乘专机经印度飞回国内途中，当专机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别短暂停留时，收到越南方面转来的消息，说中国方面肯定答复，同意他去北京谈判。据当时随行人员中的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库里克后来回忆，他们正在宾馆围着桌子喝啤酒，柯西金突然进来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一个小时飞机起飞了，随行人员都很奇怪，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次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到伊尔库次克？这时，柯西金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叫去，告诉他要去北京跟周恩来会谈，让他们准备一下谈判需要的材料。
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党政要员。周恩来、李先念、乔冠华等前往迎接。之后，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的贵宾室，进行了为扭转中苏紧张关系的长达三小时又四十分钟的谈判。对中国来说，在苏联重兵压境，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一方面被迫加强战备，另一方面仍然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在谈判中，周恩来建议同柯西金达成谅解，即认为中苏之间应该继续进行边界谈判，而边界谈判必须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为此双方应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项内容的协定。柯西金当即表示：“您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并说，“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正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据参加谈判的库里克后来说，周恩来对谈判做了全面而充分的准备，而苏方则是准备了什么说什么。谈完以后，柯西金指着库里克和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5分钟之内得到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周恩来始终装作没有听见。
高瞻远瞩的周恩来知道，柯西金在谈判中没有充分准备而同意达成的谅解，回到莫斯科之后是会变卦的。果然，中苏边界谈判在10月20日恢复以后，苏方反对讨论签订“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后来虽不得不同意讨论，却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因而，边界谈判又时断时续地、长期无效地拖下去。
不过，中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军事对抗形势，却因两国总理的会见与谈判，而暂时有所缓解。
第二部分等待蒙古“气候”转暖（1）
等待蒙古“气候”转暖
蒙古报刊在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之后，跟随苏联大肆叫嚣，诬蔑我军侵占苏联领土，挑起武装冲突。其电台广播中，甚至模仿苏联的调子，叫嚷应该给中国以惩罚。但是，蒙古政府的态度却较谨慎，尤其在柯西金到北京与周恩来会谈之后，其外交部人员在同中国使馆人员接触中，不断做出一些微小的友好表示。据我观察，蒙古当局很怕苏联同中国的边境武装冲突进一步扩大，因为如果爆发中苏大战，蒙古领土势必成为战场，后果不堪设想；何况一年前开始的为接收中国援建工程，而设法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进程需要继续下去。但是，由于受必须紧跟苏联对华政策这个大前提的制约，蒙古当局只能在外交接触中做些友好姿态。外交关系处于一个转折，哪怕是小小的转折，都往往是从双方轻微的表态中显现出来。这也就是古书所说“知微知彰”吧。
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同他们进行友好的谈话，实际上是传达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对于改善同蒙古的关系，我国外交部也着手进行考虑，由于蒙方已于7月份安排我到其北部省份旅行；年底前“投桃报李”安排了蒙古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到南方一些省份去旅行。
这时的中蒙关系，正如毛主席那首《冬云》七律诗句：“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我们等待着中蒙政治气候转暖。
1970年4月底，我国外交部向驻蒙古使馆派来了政务参赞吕子波担任临时代办，着手研究解决中蒙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蒙古外交部对于老吕的外交拜会，安排得比较及时，规格也不低。我两年半之久担负临时代办的重任终于卸下。驻外使馆人员的休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取消了，1970年正式恢复，中断达四年之久。我向老吕交待了工作，准备回国休假。
5月一天上午，一名身着便衣的苏军少校，进入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吕参赞让我处理此事。我同办公室的小刘，在使馆里的小会议室，接待这位不速之客。这个人个头不高，黄色皮肤，身着一套不太合身的深灰色西装，神情有点紧张和拘谨。我问他：
“您从哪里来的？”我用“您”而不用“你”，使他感到是受尊重的。
“达尔汗市。”他怕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补充了一句，“就是乌兰巴托北面二百二十公里那个达尔汗。”
“怎么能证明您是一名军官？”
他随即掏出自己的军官身份证让小刘看，同时说：“我是苏联驻蒙古第二建筑旅的少校工程师。”
我看他挺紧张的，想冲淡一下，问：“您不是俄罗斯人吧？”
“是的，我是中亚那边的吉尔吉斯人。”
“啊，那我们是邻居，吉尔吉斯有一段边界与中国新疆接壤。中国有句古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哪。”
他看我拉起家常来，紧张情绪缓和下来，反过来问我：“您到过吉尔吉斯？”
“不，没有。您为什么想到中国避难呢？”
“我实在忍受不了俄罗斯人的歧视，他们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而我们少数民族是二等三等公民。”
“他们都怎样歧视呢？”
“待遇不一样。他们不信任我，同样是工程师，俄罗斯人做错了，马马虎虎就过去了，而我做错了事，主管上校就又训斥又责骂。我们第二建筑旅是建军事项目的，他们却让我在达尔汗盖楼房，还不让离达尔汗远去，想到乌兰巴托来玩玩也不行。”
“您们第二建筑旅，在蒙古都建了哪些项目？”
“乌市那来赫附近的机场，还有乌市以南的战备仓库和好几个军用机场。”
小刘不理解我想套问点军事情况，就插了一句：“我们使馆是不能接收苏联人避难的。”
他听了一愣，问：“为什么？那我到北京去！”
我看已转了话题，就回答说：“使馆无法收留您，北京也不能接受您避难。即使我很同情您，想帮助您去北京，您看怎么去？乘火车吗？蒙古军警监视很严，而且到处有苏联军队，您失踪了，他们能不找吗？”
第二部分等待蒙古“气候”转暖（2）
他听了这些话，顿时情绪就低落下来：“那我怎么办？我是今天早晨偷跑出来的。”
“您尽快返回达尔汗，出来时间不长，他们不会怀疑您到过中国大使馆。”
“那我出你们大门时，蒙古警察会抓我吗？”这时已过中午下班时间，大门已经关上。
“您是黄皮肤，跟中国人差不多，如果警察截问，就说是来自新疆的华侨，到中国使馆找华侨亲戚的。”
他无可奈何，站起来要走，呐呐地说：“我没有回去的路费，能不能帮帮我？”
我让小刘给了他七百图格里克，开了大门，故意在门口握手道别，蒙古警察没有任何反应。
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想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之后，两国关系一直紧张，苏军内部的反华教育决不会放松，而这名少校冒着风险想到中国避难，足见苏联军队里民族矛盾的深重。
我把处理情况向吕参赞汇报，并讲到去年苏联图瓦族的小兵来馆要求避难的情况，老吕也深感苏军中民族歧视的严重，还批评我给这个少校七百图格里克少了。
6月的一个傍晚，一个意外情况突然发生了。那时我正在使馆主楼前的晒台上，与几位同志闲聊，猛然间呕吐不止，呕吐物渐渐变成深咖啡色。我马上被送到中国援蒙的友谊医院。血压降到四十几（低压）至六十几（高压），我躺在病床上处于昏迷状态。呕吐物经化验伴有约250—300cc的血。医疗经验丰富的邵大夫，诊断为胃大出血，在其他医护人员的帮助下，采取止血急救措施。同时，在使馆和驻蒙古公司留守人员中还挑选B型血的同志，准备输血。下半夜，胃出血靠药物基本止住，第二天下午人逐渐苏醒过来。我望着为我忙碌了一夜的医护同志，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如果没有友谊医院在乌兰巴托，去蒙方医院能否及时准确诊断，能否有效地止血急救，都成问题。据来友谊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