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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途径（即双方的大使馆）谈，并下令将这条“热线”封停。于是，驻蒙古使馆把设有这条“热线”的电话间紧紧锁住，只有每年一次苏军高频通讯站派人来维修时，才临时开启一下。开启之前，当然要将电话间来一番清扫，使他们看不出已经封停。
许大使考虑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蒙方通知的情况迅速报告中央，他出于身居前线的责任感，当机立断，决定启用这条电话专线。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未经请示就恢复这条“热线”，是冒着违抗周总理命令的风险的。主管行政工作的贾长禹找来钥匙，打开封闭的房门，拂去电话机上厚厚的尘土，小刘立即要通北京的电话总站，请电话员接外交部，不料电话员却说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小刘不耐烦地责备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电话员又推说通外交部的电话线路坏了，“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小刘急得直挠腮，一再用近乎哀求的语调呼叫，可是她无动于衷，怎么也不出声了。许大使情急生智，决定使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要北京外交部，说使馆有紧急情况报告，须启用专设“热线”电话。蒙古的国际长途电话和它的电报服务一样缺乏效率，而且通话质量相当差，小刘要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厅接电话的同志倒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费尽这番周折，许大使和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可是，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已是中午12点20分了。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专机已经准备好，一点钟左右起飞去温都尔汗。许大使要我马上起草电报请示国内，称：“蒙方通知使馆人员13点可乘飞机去现场，蒙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陪同。使馆拟派孙一先等三同志前去，蒙方同意。因未接国内指示，正借故推延。蒙方又称专机可推迟至14点起飞。请国内速示。”因为这份电报是通过蒙古邮电局发的，拖了许久才发出去，未接到国内指示当然不能行动。蒙古外交部于下午2时前，来电话询问孙秘书等三人能否按时到达乌兰巴托机场，小刘只好以去的人员未准备好来搪塞。后来蒙方又催问了几次，小刘按大使指示，干脆说明在等待国内指示，他们也就不再催问了。
北京收到使馆电报前后
整个使馆都在等待国内指示。那么，北京的情形怎么样呢？
人民大会堂弥漫着异常的气氛。
9月12日午夜到来之前，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的周总理，几次离开会场接电话，中央警卫局领导人向他报告来自北戴河的惊人消息。
周总理宣布散会，留下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然后，驱车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密谈，并建议毛主席移住人大会堂。
9月13日凌晨零时32分，林彪及叶群、林立果等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这无异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晴天霹雳。
周总理紧张而有序地进行部署：派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作战室指挥跟踪，随时报告情况；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并下令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凌晨1时50分，林彪所乘飞机飞越中蒙边界，随即在跟踪监视的雷达屏上消失。
周总理在向毛主席报告后，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同时，让秘书通知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到人大会堂新疆厅等待开会。
第二部分中国飞机在蒙古坠毁（3）
凌晨3时许，李德生报告有一架直升机向北飞往蒙古方向，周总理下令空军出动歼击机拦截迫降。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新疆厅举行紧急会议，周总理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布置应付各种情况的措施。
天亮以后，周总理开始亲自给十一个大军区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要求各地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这个电话断断续续一直打到下午。
上午9时，已经十多个小时没有丝毫休息和进食的周总理，在服务人员的劝说下吃了些东西，随即让秘书通知中央军委成员、总参领导和总参作战部的负责人，到人大会堂开会。
军方领导人到达人大会堂以后，作战部的负责人摊开了地图，周总理同到会的人一起分析林彪出逃可能出现的情况，着重针对外国势力可能的入侵，决定我军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军队部署的调整。其中，在北京的部署，为防止万一有内部势力与国外勾结进行军事颠覆，决定集中三个机械化师、两个坦克师、一个炮兵师、四个警卫师，总共十个师的兵力，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批准卫戍区司令吴忠提出的作战预案：重点防御地区，北面南口，京东首都机场，京南保定以北；作战方式，防空降、防机降、防机械化部队突袭。当晚，各部队进入了预定作战地区。吴忠向部队师以上军官传达了周总理的有关指示。事实表明，这样的部署，实际上就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
13日下午，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军代表李耀文及副部长韩念龙等，被召到人大会堂。周总理向他们讲述了林彪出逃事件，要他们密切注意外电报道，研究并提出由此引起的对外交涉及应对方案。总理对他们强调要绝对保密，为局势稳定，要注意社会动态。他还让李耀文乘车到街上转转，看看有关林彪的标语都什么地方有。李出去观察后向总理做了汇报。总理向有关方面下令，关于林彪的标语一律不准改动。
9月14日上午一上班，姬鹏飞即召集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即后来的党组）开会，根据总理指示研究外交对策，一旦林彪外逃成功，可能出现哪几种局面，如何对外交涉和表态。当时做了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谈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已到达某国某地；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详细讨论了在上述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据说，针对第一种估计，还起草了《政府声明》稿子，准备林彪在莫斯科公开出面发表声明时使用。
驻蒙古使馆14日中午的电报传送到外交部时，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还没有散。中午12时50分，值班秘书顾不得敲门就闯入会议室，径直把使馆电报送到代外长姬鹏飞面前。与会的同志听说是驻蒙古使馆来的电报，顿时异常肃静地注视着姬看电报的面部表情，都急于想知道电报里说些什么，是否与林彪的外逃有关。
姬鹏飞阅完电报，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对到会同志讲：“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把电报读了一遍。顷刻间，会议的凝重气氛变得活跃起来。韩念龙（副部长，分工主管亚洲司）急忙接过来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到会的同志都清楚，最紧迫的事，就是赶快把电报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这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姬鹏飞立即要王海容（礼宾司副司长）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从9月12日下午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了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得四个小时以后才能醒来。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决定，要立即派人把电报送给主席、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让王海容再一次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的、内容特别重要的电报，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王海容先用保密电话把电报内容传到主席办公室，然后手执一份抄件送给在人大会堂办公的中央办公厅赖奎。当天值班的总理的秘书是钱嘉东和纪东，他们接到王海容打来的电话，犹豫了好一阵子，决定还是叫醒总理。
第二部分中国飞机在蒙古坠毁（4）
周总理已经七十三岁有余，在人大会堂连续工作达五十多个小时，疲惫已极，刚刚入睡一会儿，便被秘书叫醒。电报送达时，总理已在卫生间漱口，纪东到卫生间把密封电报的封套拆开，递给总理。总理迅速地看完了驻蒙使馆的电报，顿时异常兴奋，立刻驱走了困乏，两肩一耸，对着纪东连声说：“你看，摔死了，摔死了！”他顾不上换衣服，仍然披着睡衣，亲自拿着电报，快步走到已移住人大会堂118厅的毛主席那里，报告这个好消息。主席和总理交谈了很长时间，无第三者在场，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此时他们宽慰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下午2时过后，总理给姬鹏飞打电话，说刚从主席那里回来，对外交部派人迅速把电报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对驻蒙古使馆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国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封停两三年之久的专线电话，以最快速度把电报传回来，表示满意。总理要求外交部将电报用三号铅字打印十八份，下午6时由符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后来提升为副部长）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总理最后还交代，今天的电报，对凡是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从现在起，要指定专人译办驻蒙古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
下午5时58分，符浩把电报送到人民大会堂，王良恩已在走廊一端等候着，对符说：“你来得很准时。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已到齐，董老也来了，就等你送的文件了。”王良恩特别提到董老（董必武），是因为董老年事已高，一般不出席会议。董老今天来参加会议，足见会议的特殊重要性。
就在符浩办理送电报的同时，姬鹏飞与韩念龙商量起草了给驻蒙古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