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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斯大林时代，“朕即国际”，不仅对各国共产党颐指气使，而且直接指派各国党的领导人。更有甚者，在苏联1937—1938年肃反扩大化时，在其境内和境外误杀了不少忠诚的共产党人，当时波兰共产党的领导班子就几乎被杀光。二次大战后，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苏联领导人虽然几经更迭，但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的指导思想根深蒂固。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给予它的支持和帮助是举世共认的，而对它的控制也丝毫没有松手。苏联的历史经验：要控制一个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党那个国家里，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斯大林“慧眼识英雄”，就像30年代初，选择王明、博古来控制中国共产党一样，40年代初选择了蒙古青年泽登巴尔，将他派回蒙古。
尤睦佳·泽登巴尔，1916年9月17日生于蒙古西北部的乌布苏省邻接苏联边界的达布斯特县，是蒙古少数民族杜尔伯特人。1929—1938年，在苏联伊尔库次克中学和财经学院学习，毕业回国后在乌兰巴托财经学校短时任教，1939年加入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于在苏联留学期间经人推荐，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回国后受到乔巴山的器重而青云直上。入党后仅一年，就被选为中委，任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继而又做部长兼国家银行行长，当时只有二十四岁。1941—1945年，还曾担任人民军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进入政治局，1945—1946年任国家计委主席，1946—195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起担任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11月蒙党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泽登巴尔从政之后，怀着对苏联的感恩戴德，无论国内和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他的政治指北针从来没有摇摆过，总是亦步亦趋，跟随苏联。
乔巴山在40年代就刻意培养泽登巴尔为接班人，甚至于把这个在军事上不甚了了的泽登巴尔安排为自己的副总司令，给予中将军衔。但是，乔巴山1952年1月逝世以后，在赫鲁晓夫1956年大反斯大林时，泽登巴尔秉承苏联的旨意，在蒙古全国掀起了一场大反乔巴山“个人迷信”的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时期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也效法赫鲁晓夫，把蒙古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来了个大清洗，借机安插自己的亲信占据重要岗位。
蒙党元老之一、在乔巴山生前担任党中央第二书记的达希·丹巴（也译为达姆巴），在1954年就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后，强调发展民族工业，指出“苏联的经验不是惟一的经验”，“不能机械地抄袭和教条地搬用”，宣传中国的经验“可供学习”，认为教条主义对蒙古“有更大的危害性”，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教条主义。在国际共运问题上，丹巴指出：“宣传和平方式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惟一方式，这是修正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修正主义思想在蒙古起到“削弱民主专政的作用”。丹巴的这些言论和主张，在苏联看来显然不仅不合自己的胃口，而且有向中国倾斜之嫌。在赫鲁晓夫的策划下，泽登巴尔在蒙党内率先展开对丹巴的批判。经过几番斗争，丹巴降为第二书记（半年之后又被赶出政治局），泽登巴尔取代了蒙党第一书记职位。支持丹巴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第二书记其米德道尔吉·苏伦扎布，不久也被撤职，并被赶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
第一部分俯首帖耳的领导人（2）
达拉姆·图木尔奥其尔，蒙党十二大的中委，十三大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因支持泽登巴尔反对丹巴有功，1959年升为政治局委员。但在第二年，他又因反对乔巴山“个人迷信”过于积极，危及乔巴山时期对乔巴山言听计从的泽登巴尔的地位，被赶出政治局。后来，泽登巴尔为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故作姿态，于1962年初，又将图木尔奥其尔拉进了政治局和书记处。泽登巴尔运用“翻云覆雨”的手段使得这个“风派”人物就范，更好地为自己服务。但是，图木尔奥其尔“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主持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大搞纪念活动，并决定在成吉思汗家乡肯特省树立大型纪念碑，为此触怒了苏联；加以当时的党中央第二书记鲁布桑策伦·曾德，想乘泽登巴尔在苏联养病之机，联合图木尔奥其尔搞掉泽登巴尔。泽登巴尔闻讯取得苏联的支持，马上返国于1962年9月召开中央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手段解除了图木尔奥其尔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怀疑党的马列主义性质”、“怀疑蒙苏友谊”。对于曾德，因其有过“怀疑蒙苏友谊和经互会对蒙是否有好处”等触怒苏联的言论，泽登巴尔在赫鲁晓夫的直接支持下，于1963年底的中央全会上，解除了他的中央第二书记、政治局委员职务。
蒙古人历来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强烈，知识分子尤甚。如上所述，这种民族情绪不时在蒙党领导集团中有所反映。苏联以“苏蒙友谊”的名义和“国际主义”的说教，加以大量派出苏联顾问，以及必要时挥舞“反苏”罪名的大棒，控制蒙古几十年，但并未能使蒙党内民族主义情绪消融。因此，它在不放松政治控制的同时，也在其他方面采取了“放长线”的策略。
从文化教育着手进行同化，是苏联成功的措施之一。1944年，蒙古当局废弃了成吉思汗时代创立的蒙古文字，决定改用斯拉夫语系中的俄文字母（个别字母由蒙方自己创造）为基础的新蒙文，并于1946年1月颁布正式使用。蒙古文字改革，人们至今评价不一，但由此为苏联文化进入（即使不用侵略二字）大开方便之门，却是不争的事实。孩子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必须学俄文，这是60年代蒙古教育大纲的硬性规定。蒙古国立大学的某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讲授；为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都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苏联为了培养忠于“蒙苏友谊”和“国际主义”的蒙古人才，吸纳留学生是一个重要手段。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能进入重要岗位，许多成为高级官吏。1970年前后，蒙古各省的省委书记，66％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毕业的。当然，留苏学习回国的人，不一定都亲苏，更不消说“终生不渝”了。蒙古知识界有形无形地拒绝着苏联的文化渗透。我担任临时代办后，参加蒙方一些大型招待会，原以为蒙方官员都会讲俄语，就只带俄文译员以为既能同蒙古人也能同驻蒙外交使团的人交谈，结果经常碰壁，许多蒙古官员明明会讲俄语，他就是不讲。使馆同蒙古外交部电话联系事务时可讲俄语。但正式约见从不讲俄语，我还注意到蒙方的记录员用的是老蒙文。
“结亲政策”是苏联控制蒙古的另一种有效手段。中外古代历史上，“和亲政策”的事实屡见不鲜，在一定时期收到良好的效果，但那只限于王朝皇室的上层，苏联则把这种政策加以普及。客观条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损失人口二千六百多万（其中军人九十二万；平民一千七百多万），其中大部分是男性，因而战后几十年，人口构成女多于男（50年代苏联人私下说男女人口比例为1∶6）。男娶女嫁，以至国际通婚，都是正常的。但是苏联当局把它作为一种“入室控制”的手段积极推行。最为典型的是泽登巴尔娶来的苏联夫人。泽登巴尔1940年留学苏联毕业归国并取得高位之后，苏蒙双方领导人撮合，将当时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中将的女儿嫁给了泽登巴尔，嫁后全名为：阿娜斯塔霞·伊凡诺夫娜·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入室”之后，对泽登巴尔的一言一行，有无逾越“雷池”之嫌，就了如指掌了。
我在乌兰巴托多次见过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其中一次是参加泽登巴尔夫妇举行的招待会，他们与进场的宾客一一握手。虽然中蒙关系已经恶化，但他们还未达到不顾礼仪拒绝与我握手的地步。这一次我从最近的距离观察了这位蒙古的第一夫人。高高的个子，肥胖壮实的身躯，穿着黑色晚礼服；红红的面孔，配上金栗色泛红的浓发，真有点“凶煞”的样子；特别是一双灰褐色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这个中国人，使我感到她眼神中那种“有你无我”的内涵。这情景虽然只有几十秒钟，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还有一次，大约是1970年夏天的周末，我与使馆几个同志在乌市街道上散步，路过泽登巴尔的官邸，通过豪华的铁栅栏门，看到费拉托娃沿着花园式的甬道正向铁门走来，后面跟着保镖。她突然发现了一伙中国人，扭头就往回走。是恨？是怕？还是别的什么？这只有她自己知道，也许在她转身的一刻，这几种情绪都存在。其实，1970年中蒙双方已着手缓和两国关系。
费拉托娃和泽登巴尔结婚后，多是与丈夫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在泽登巴尔以党的第一书记兼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前不久，她就任蒙古儿童基金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就单独公开露面，频繁进行活动，名字经常排在一些部长级领导人的前面。
蒙古高层领导成员中，娶苏联人为妻的，已知的还有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迈达尔，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蒙苏友协主席贡布扎布，中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索德诺姆，中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朝克上将，中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云登。
中层干部夫人是苏联人的更是大有人在，据说达到15％—20％之多。这些苏联“夫人”嫁给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