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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表现，在北京牛棚里是非法的。前面提到过，1966年住牛棚时，国画系四个老人组成一个劳动小组，包下十个男女厕所，我们互相合作，干得干净利落，造反派讽刺我们，说我们“团结友爱”，便叫我们挖反动思想，批判这种反动的“阶级友爱”。
十年荒唐梦游斗示众内调外调（2）
几天以后，那个河北美术界斗争大会在一个剧场里举行，七八个本地牛鬼，加上我和蒋兆和两人，排成一行，站在台前，个个戴上纸糊高帽，我的帽上写着“美蒋少将特务叶浅予”，蒋头上写着“反动学术权威蒋兆和”，其余的人顶着什么牛名，记不清了。会上，一个个轮着批斗，其中一人不知犯了什么罪，斗完后立刻由公安人员给戴上手铐，押出会场。第二天天津的日报详细报道了这次有名角客串的斗争大会，叶浅予的臭名传开了。
回北京不久，叶浅予也被送进监狱去了。1968年春季，“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所谓“斗批改”阶段，准备清理阶级队伍，美院的牛棚已经解散，牛鬼回到各系，由本系的造反派派人管理，进行筛选，把问题最大最多的人筛出来，确定为反革命分子，送进监狱去交国家管理。毫无疑问，叶浅予不但是国画界的头号反动派，也是全美院的头号反动派，从此以后，我的地位升了级，成为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在监狱里住了七年。
1967年夏季某晚，我被叫去提审，主审者是××造反派的高级参谋，另一人是记录。这个×××曾经管过全院的人事档案，反右时期江丰之被划为右派，社教时期陈沛之被指为走资派，主要是靠他抛出的档案材料。社教后，他被调来当国画系支部书记，他手上有叶浅予的黑材料，社教时我已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在系里批过一通，由于社教运动坚持只整党内不整党外的原则，原已整好的黑材料没被抛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之后，我就在邢台四清前线被揪出来斗争了。我心里纳闷，那晚斗争会上，抛出那么多材料，究竟从何而来？等到1967年美院造反司令部把原社教工作组成员揪来美院，拘留了几天，追究包庇黑帮的阴谋，他们才在国画系交待了包庇叶浅予的实情。原来国画系早有一本斗争叶浅予的黑材料，1964年社教时被压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抛出来。这时×××是红旗造反派的幕后参谋军师，这晚由他出场主审，主要是追究我和中美合作所的关系，逼我交待我和国民党军统的组织关系。我的回答是：“我是美军请去的，任务就是画宣传漫画，配合美军在中国东海岸登陆，反攻日军在华东的据点；至于和军统的关系，因为我是中国人，作为中国方面的雇员由蒋介石的军统发工资。”
×××说他为我的问题跑遍全中国，搜集材料。他指着我的鼻子问：“你的工资比国民党少将拿得还多，为什么？”我说：“这不能证明我就是国民党的少将。”1938年我在武汉参加郭沫若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我的军衔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汉都是少将，谁都知道政治部第三厅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具体军政机关，那个时期大后方的抗日军政机构都按国民党军政机关编制行事，在三厅工作的人有好多是共产党员，周恩来是当时的政治部副部长，由他直接领导第三厅的工作，三厅能是反共的吗？至于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画漫画，任务很明确，是抗日，决不是反共。至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接见我，也是为了要我好好和美军合作，为中国人争面子。他们知道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虽和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但不是共产党，才敢于聘请我为抗日工作效力。他们给我少将薪金外加津贴，所以比一般少将拿得多。我是他们的客卿，和他们绝对没有什么组织关系。你们拿今天的社会关系来衡量那时的社会关系，实在太迂。不过，你们要怀疑，我也没办法。这一晚，兜来兜去，就是想把我打成名副其实的军统特务，经我摆事实讲道理，整得我精疲力尽，还是达不到他们的目的。审判到半夜，他们饿了，拿出预先备好的冷馒头啃，我却挺着，将近拂晓，三个陪审官都有点支持不住。×××无可奈何地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愿意这么审你，虐待你，我们也是很疲劳的。”意思是我不能怨恨他们。这时我当然也十分疲累，听他这么一说，精神反而振作起来。我找到一条草席在一个教室角落里静静躺下，等候天亮。
住牛棚时期，外来调查材料的人十分频繁，这叫做“外调”。这些外调的人，多数是年轻无知之辈，凭着那一身红卫装，态度极坏，叫人不能容忍，有时只能以沉默相抵抗。可是偶然也有个别彬彬有礼的外调者，我当然也以诚意相待，帮助对方完成调查任务。看来这些外调者比较有修养，理解黑帮的脾性和处境，因而采取实事求是态度，免得对方胡编乱造。有一次，一个自称是清华的造反派，有介绍信，态度特别谦恭，我怀疑此人是冒牌造反派。我主动问：什么事找我？他以轻微的声音向我表白，说他父亲是清华的教授，非常喜欢我的
画，问我能不能送他一幅。我大吃一惊，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急了，又小声地说：你放心，美院造反派不会知道，现在没有，过几天约我来取就是。这时，我装做生气的样子，指着他的鼻子问：你是造反派吗！造反派能这样向黑帮要东西吗！他听了之后，相当尴尬，我便换了副面孔对他说：我所有的作品都被抄家抄走了，老实说，抄得连一支毛笔也不剩，想画也画不成。他只得默默告辞。这算是我住牛棚以来的一次奇遇。
1966年夏至1968年春，头尾三年，住了三种牛棚：最初住的是文化部集训班大牛棚，接着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总牛棚，最后是国画系的小牛棚。美院总牛棚开始用上班制，中间用关押制，后期恢复上班制，小牛棚纪律比较松弛。在总牛棚，进校挂牛鬼蛇神牌子，出校卸牌子，到了后期，宣布取消挂牌。三年里，由于造反派的派性矛盾，一度抢管总牛棚，开始军训后实行联合，宣布总牛棚解散。黑帮回到本单位，进了小牛棚。不论大小牛棚，劳动制度始终贯串，三年来我们个个养成了劳动习惯，特别是打扫厕所成了我们的专业。不管造反派如何歧视我们，一进厕所，也难免夸我们几句：“美院厕所从来没这么干净过。”算是牛鬼蛇神的一点贡献。
除了劳动，思想也有收获，触痛过灵魂表面，也打动过灵魂深处。开始时一味迎合“革命”，写《改造日记》表明心迹，其实言不由衷，做表面文章。所谓“痛改前非”、“脱胎换骨”等等谎言，造反派心里有数，有时故意赞扬几句，表示管理有效，可以向造反司令部交账；有时也刻薄几句，敲敲警钟，免得我们翘尾巴。在每晚的生活会上，有的人真能够把丑思想丑事情亮出来，对我们一些老知识分子也是大好的一面镜子。可是某些爱整人的人，利用机会造谣惑众，打击报复，也使我们擦亮眼睛，看到共产党员队伍里确实有些投机当官的小人。到了后期，我也学到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对前期所写的带有水分的思想认识，看到了自己的假面具和侥幸心。例如，对待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字报，即使与事实不符，也不敢正面回答，装出一副死相，吞下全部苦果，免吃眼前亏。慢慢意识到这实际是蒙混过关，逃避罪责的表现，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十年荒唐梦游斗示众内调外调（3）
翻了翻1967年5月9日那篇改造日记，如何记录我的思想斗争：
今天读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还是社会主义的朋友？”
第一，肯定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因而有向两面转化的可能。
第三，监督人员说：“你们的问题都没有定性。”那么，是敌是友未做结论。
第四，大字报的揭发，群众对我的斗争，以及几个月的专政，显然是敌我性质。
第五，我不是党内走资派，可也算得上是反动学术权威。
第六，我的错误言行，是否受反动路线影响？我肯定是执行者，是不是受害者？
第七，我是不是一贯反动？有些问题是不是一时的错误？
第八，对自己的问题上纲下结论，看来是从个人利害出发，动机有问题。
第九，我的要害问题是不是《冰糕颂》和《大同组画》？
第十，关于丑化劳动人民和革命领袖是立场问题，是不是也有艺术方法问题？
第十一，对自己扣上政治投机帽子是否合适？
第十二，作为一个党外干部，在政治上要负多少责任？
提出这么多“是不是”，我的基本想法认为我本来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不是敌人，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又不认真改造，于是由朋友转化为敌人。如果认真改造，当然可以转化回来。现在用不着自我鉴定自戴帽子，更不能回避矛盾，缩小罪责。
需要的是，站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实事求是地分析自己的问题，让群众去作结论。
另一篇触及灵魂的记录，是1966年10月4日的日记：
今晚继续思想汇报。有人揭发：
1．人家揭发什么，他也揭发什么，人家不揭发的，他也不揭发，两面派，很狡猾。
2．专制作风仍有流露，打饭时态度专制，两只眼像狼。
3．专说漂亮话。国庆会上第一个抢发言，说得很漂亮，今天日记上又说什么“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4．有一天黑画展览会上，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