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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楣�2004年9月版，13．00元）
作为根基的学术研究
■ 徐雁平
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随着大学和新型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传统的文史研究已渐渐变成一种集体的事业，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须凭藉众人之合力才能开拓新天地。然集体的事业，并不排斥每一位学者独具特色的研究，合作正是个人沉潜式的研究在学理层面上的关联。每一重要课题的展开与推进，首先要面对的是基本文献的全面梳理，以及相关研究状况的整体把握，这类工作是基础中之基础，诸如作资料长编，编辑专题目录，撰写人物年谱等等，皆是必做的前期工作；但它们常被人忽略，而多将精力投注于发表新论争占制高点方面，学术研究很可能因此沾染浮躁之气。
四年前启动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预计有九十二卷三千二百余万字的规模，它在较好的学术研究背景下展开，“四库”系列丛书的辑印和一批高水准学术著作的出版，使得《清史》之编撰有一高起点。譬如，近几年先后有几种优秀的工具书面世，如李灵年、杨忠主编的三卷本《清人别集总目》（2000年）、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2000年）、柯愈春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2002）、张寅彭著《新订清人诗学书目》（2003）、尚小明编著《清代士人游幕表》（2005），以及近期出版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江庆柏编著，2005年12月）；又听说山东大学杜泽逊正在编辑《清人著述总目》，还有杨宪在编清代士人履历总集。这些著作正营造一种求实的学风。学术研究，尤其是传统的文史研究，毕竟是少数人的事；而在这一小群体中，始终有知名或未知名的学人在做此“为人之学”，可以断言，他们的工作将为《清史》文化工程打下坚实的根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将促使整个的清史研究稳健地发展。
人物生卒年，是人物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称之为“疑年录”，如清代钱大昕编有《疑年录》四卷，收录汉郑玄至清邵晋涵共三百六十三人，考录其生卒年份，著录其岁数；梁廷灿《历代人物生卒年表》亦是同类著作。江庆柏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则为断代性质，共一百万字，收清代重要人物二万五千人左右，所谓重要，书中是指曾任重要职官者，考中进士者，有传世著作或虽无传世著作但为清代重要作家者，有突出事迹、重要影响者。二万五千人，当然不能将清代重要人物网罗无遗，但凭此利器，应能解决清人物生卒年查考方面的大部分问题。当特别指出的是，这一利器是经过千锤百炼锻造而成。江庆柏是一位朴实勤苦的学者，十几年以前他已经在这一冷僻的园地耕耘，先后参与多卷本《江苏艺文志》和《清人别集·总目》的编撰；而两种专著《明清苏南望族研究》（1999年）《近代江苏藏书研究》（2000年）也是以广征博引、考论结合见长。《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是其人物生卒年专题研究的硕果。每一人物生卒年的断定，在字号、籍贯之外，皆标明所依据的文献，做到言必有据；因为标出所依据的文献，可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传记文献的线索，也可为不同意见者留下商榷的余地。统计书后所附引用文献，传记类232种，其中合传45种，专传32种，郡邑46种，家谱60种；齿录、年表49种，杂史杂记类7种，书目类17种，丛书总集类59种，文集类1198种，引用文献总共已过1500种。这只是引用文献的数目，而实际上检阅的文献要远远超出此数。一百万字、二万五千人，平均每人四十字，字数寥寥，然皆为心力与汗水之凝聚。在浩繁的文献中考定人物的生卒年，有一箭双雕的快乐，但更多是沙里淘金的艰辛。而当一人物之生年有不同记载的同时，下断语则要小心谨慎，故而《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书页多有脚注，备存众说、辨析疑难，以下摘抄二例：
杨度生日，《杨度传》作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公历为1875年1月15日；杨云慧著《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1987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作十二月初三日。又其卒年也有不同说法。《杨度传》称卒于民国二十一年冬，而杨云慧称卒子“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日，阴历为壬申年八月十七日”，“年方五十八岁”。然壬申实为民国二十一年，公历1932年。＇第24l页。按：江庆柏定杨度生卒年为1875N193Z；而1999年版《辞海》则定为1875”1931＇
袁枚卒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历为1798年1月3日。袁枚生年，多作康熙五十五年，独杨鸿烈《袁枚评传》中之《袁枚年谱》，订正其生年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而以方溶师所编之谱为不足据（参见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考骆绮兰《听秋轩诗集》卷首乾隆六十年（1795）袁枚序，自署八十叟，序中亦云“余今年八十矣”，以之计算生年，亦正为康熙五十五年（1795）。故本书仍从方谱。＇第604页。按：江庆柏考袁枚生卒年表为1716N1798；而钱仲联主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则定为1716N1797＇
之所以选择以上二例，全是从袁枚、杨度为人熟知的角度考虑，可以说略有随机抽样之意；但顺手与两种权威的工具书作一比较，即发现结论的差异。差异尽管细小，但它们牵涉到一些基本知识。由袁枚、杨度去推想范围更大的人物生卒年的断定，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呢？如果我们在着手大题目时，而最基本的知识却多有闪烁不定的问题，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信度如何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做学术史研究的学人有“回到乾嘉”之倡导，此一倡导主要肯定“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同时也十分强调从文献出·发、重视考证的治学路径。乾嘉考据学为有清一代学术之所胜，故而在进行清代学术研究时，倒不妨以考据之学返而治之，如此似更易打通脉络。具体到《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该书承考据学大家钱大昕的《疑年录》体系，故尤当充分运用考据之法；翻检全书，可证示江庆柏已将传统的“疑年录”一学发扬光大；而他的专题研究并未以此书作了结，对清代进士的全面考订正在进行之中。在广泛考订的基础上，江庆柏还对人物生卒年考订的意义和出现歧误的原因，作出归纳总结，试图提出若干“条例”，为读书治学提供指导，这正是学术研究中的能人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
一种高水准的工具书，无疑能为研究带来诸多便利，或有助于发现问题，据笔者自身经验以及耳闻目睹，《清人别集总目》和《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已极大地拓宽了清代学术研究者的视野，一些重要图书馆的古籍文献利用率也迅速提高。《清代人物生卒表》对正在进行的《清史》纂修工程，特别是对其中的“典志”、“传记”、“史表”的撰写，将有不少推助作用；而其重要性也会在长期使用中显现出来。学术研究或文化的传承要有长远的计划，也就是说著作当求五十年、一百年后还有其参考价值，这类著作是厚实的基石，其中关键性的工具书尤不可缺少。据笔者所知见，台湾地区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要胜过大陆学者，譬如《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经学研究论著目录（正续编）》《词学研究论著目录》《魏晋玄学研究论著目录（1884—2004）》（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丛刊·目录类第17种），还有包括《近代中国妇女史资料目录》在内的妇女研究文献目录四种，皆是相关专题研究的重要工具书，此种境况的形成，或许于近现代学术传统的延续有关，或许是现行的学术成果的评判标准所致。此外，传统观念中的重“著述”轻“纂辑”（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中》）、重“学问”轻“功力”（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也值得反思。我们处在一个充满偶像的时代，鲍曼（ZygmuntBauman）说偶像们遵守的是“最大限度的影响和迅速过时”的模式。（见《共同体》中译本，第84页）这种模式在文化生产、学术研究领域亦可见。昙花一现，旋生旋灭，各种偶像自有其生存的理由，不必排斥；但是作为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作为一个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民族，如果全被速生文化笼罩，将会很快地迷失自我，成为无根的民族。在中国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切实需要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这类厚实的基石，它们不是批量生产，但能经得起时间的汰洗；它们不单是查检之工具，而且还能示后来者以治学之轨则。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江庆柏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150．00元）
给大书作点小贡献
■ 朱 正
日前偶然看到一本《集外文》中册，我想这当是为编印《梁启超全集》作的一项准备工作。梁启超以他在历史上，尤其是在启蒙运动史上、学术史上等等方面的地位，是应该给他出一部收文完备、校勘精审的全集的。注释倒是大可不做，因为它的读者大都是智识水准较高的一群吧。这当然是一项规模颇大的工程，不是短时间里就能完成。仅仅就已经出版的这部《集外文》来看，出版社已经做了一件大好事，特别是编者用力甚勤，从当年的报刊以及某些十分冷僻的出版物中搜寻出这一百多万字的佚文真不容易。在我的印象中，似乎还不能说毫无遗漏，也可算是相当完备了，给爱读任公文章的读者很大的便利。这是应该感谢的。
我在阅读中发觉这书的校对工作还偶有疏失之处。这也难怪，当年报刊校对本已不精，错字不少，现在又是让自幼学习简化汉字的人员来校对一部繁体字的书，更是不容易做好。我希望将来要出的《梁启超全集》不至于沿袭这些错误，就把我见到的写一些在下面，算是给大书作点小贡献，也供这本《集外文》的读者参考。只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