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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个在陈明看来有分量的批评，他都及时地给予了回应，看来这个生性随意的新儒家是非常看重他的“施琅”的。对于陈明的理论主张，特别是他提出的“历史是生成的，国家是建构的，文化是多元的”观点，对于他在大陆新儒家中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倾向，对于他的试图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传续儒家义理的与时俱进的努力，我基本上是赞同和支持的，关于这些我在下文中会详细论述。但是，在数年前选择施琅这个历史人物，并且在今天电视剧开播之际走向前台，在我看来，多少有些不太明智。无论是从历史语境还是从现实语境来看，施琅都不是一个好的理论载体，或者说是一个多少有些蹩脚的个案，通过他（尤其是电视形象）来表述自己作为新儒家对于当前台海问题的理论主张，特别是在第一次陈述中又没有细致周密地阐释自己的观点，因此遭遇各种各样的误解、批评乃至谩骂。这一方面与陈明的率性随意和意气用事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与他理论上的重大缺陷有关。
按照陈明的说法，他策划施剧是出于对中国现实状况的关怀，无论是三年前的率先提议（当时《反分裂国家法》还没有制定），还是施剧开播的现身辩护，他的用意主要是唤起国民的国家意识，为了民族（国家）的大义，不惜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这是他理解的新儒家在新语境下的春秋义理所在。为此，他找到了历史中的施琅这个人物。他并不在意真实的施琅究竟如何，在意的是今天的施琅故事的义理演绎。但问题在于历史人物不是可以随意包装的，春秋笔法也不是信手拈来的，如果我们可以幸运地换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物没有施琅那样的人格污点和面临夷夏之辨的难题，情形就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这个至少私德有亏的施琅硬是让固执的陈明派上了用场，于是问题不但复杂了，而且由于陈明没有能力在理论上进行更大的建构，所以，下面我要分析的新儒家的理论缺陷就出现了。当然，在此我并不是说好的理论一定要找好的历史个案来证明，但关键是理论的解释力，历史事件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历史人物也都是有血有肉的，蹩脚的人和物所给出的困难，或许是理论正确与否的真正的试金石。
二、新儒家的理论吊诡
我曾经说，我对于陈明大部分的理论主张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在施琅问题上，我虽依然支持陈明的结论性的基本观点，然而他在回应来自传统（儒家）思想内部的挞伐方面，在回应来自自由派的批评方面，也就是说在应对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论诘难时，陈明表达中的理论漏洞是我不能赞同的。或者说，在我看来，陈明这个新儒家在上述两个维度的理论争议中，出现了两个重大的理论吊诡’，而之所以如此，是与他仅有一个简单的所谓“即用见体”的空泛哲学教条，并没有实质性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有关，与他缺乏对于从王朝政治转型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的深刻认识，以及缺乏对于现代国家政制的深刻认识有关。因此，他对于这两种批评，很难给予实质性、建设性的回应，更无法超越它们。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指出陈明新儒家理论上的缺失并不意味着我赞同他的两个主要反对方。在我看来，陈明的批评者们也许比他的问题更多，更不可取，而在今日中国我们更需要的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而不是复古主义的乡愁和自由派的幼稚病。
我们先看陈明新儒家的第一个吊诡。
施琅问题首先是在传统儒家思想内部产生重大争议的，甚至引发了他们之间的分裂。之所以如此，关键是一个新的因素在传统儒家思想脉络中凸显出来，这就是民族国家的问题。对此，陈明所代表的新儒家一派，基本上以这个现实的中国社会之无法逃避的民族国家为立论依据，所谓“即用见体”的哲学观其实用主义的底色便是服务于这个民族国家之需要。而传统的儒家思想乃至其他新儒家人物，并没有或者并不认同这个后出的民族国家，他们仍然按照王朝政治的纲纪礼俗、夏夷之辨、公义私德等标准来评判历史，臧否人物，民族国家以及相关的价值体系、政治纲序、命理法度等等，是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价值倾向，虽然同为新儒家，他们之间的差别甚至比他们之与其他理论派别的差别更大。
早先，施琅事件是在一个王朝政治的开放的体系内出现的，因此，就历史的真实来说，传统保守主义的诸多观点是成立的，尽管其中也涉及朱明与满清的夏夷之辨，但这个问题在传统的中国儒家理论中得到了解决。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王朝变迁不止一个，传统儒家的正统理论（所谓政统、法统、学统）足以应对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所谓的汉族主义反而在这个儒家正统理论中成为偏激狭隘的异数（由此看来，无论从传统儒家正统观念还是从民族国家的现代理论来说，狭隘极端的汉族主义都是不足道哉的）。从这个理论推开，苏武、文天祥、史可法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洪承畴、吴三桂、施琅之所以成为汉奸，并不在于他们作为汉人是否维系汉族存续这个标准，而在于上述之三统是否存续这个标准，清国史馆特修《贰臣传》，也是按照这个三统之义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保守主义乃至新儒家的命脉之学拒斥陈明的翻案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即便是从王朝正朔的核心立场出发接受陈明“历史是生成的，国家是建构的，文化是多元的”主张，也得不出陈明想要弘发的新儒家观点。要知道，中国儒家的思想观念在王朝政治的统序内也是完全可以开放的，宋儒的接引佛学，满清的传承华夏文明，晚清康
有为的托古改制，等等就是例证。
如今，陈明是在一个不同于王朝政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场上策划施剧的，因此，他是把王朝历史中的施琅放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中来说事。然而，除了提出几个抽象的哲学口号之外，并没有在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给出强有力的理论陈述，即他并没有指出民族国家与王朝政治的本质性不同，并没有指出从王朝国家转向民族国家这个中国历史天命的问题所在，只是凭着某种感觉把施琅生硬地从历史上移植过来，企图用这个僵尸来医治现代中国海峡两岸分治的痼疾，用心良苦，结果荒谬。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之问题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凡一百五十年，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王朝政治的历史逻辑，其生长中的诸多疾病绝不是颠覆一下历史叙事就可以解决了的，施琅问题涉及古今中外四个方面的问题，必须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陈明新儒家“即用见体”的哲学观和“历史是生成的，国家是建构的，文化是多元的”核心主张，如果要超越传统王朝政治的藩篱，摆脱实用主义的工具论，必须在现代政治哲学方面为民族国家的认同构建理论基础，并且在历史哲学方面为中国从王朝政治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提供强有力的理论说明。对于陈明新儒家的努力，我十分赞赏，尽管他们做的还远远不够。相比之下，对于固守传统的新儒家保守主义（或叫作泥古主义），我虽然充满同情的理解和尊重，但他们视一百五十年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为无物，梦想以传统的纲常礼序来重整内部秩序，以仁义礼智信来安顿现代人心诉求，以华夷之辨来解决国际间冲突，在我看来，同样是用心良苦，结果荒谬。
下面我们来看陈明新儒家的第二个吊诡。
陈明在他的多次论述中反复强调，他抬出施琅为的是用中国的历史之酒杯来浇他心中的现代国家分裂之块垒，在他看来，为了维护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之利益，把施琅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在今天搬用过来，至少在电视中演义一番，是大有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中国人民的反对国家分裂的斗志。但是，他的一番武力、斗志、意志云云，其结果却是引来了滔滔批判，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在诸多反对者中，暂且不说传统儒家，他们认为陈明不辨夏夷，误把杭州作汴州（他们并不反对武力手段，而是质疑何谓敌友），也不说理想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他们只是质疑武力本身）。在此，我们主要来看第三类批判者，他们大多属于公共的自由派人士。
与传统儒家的思维路径不同，公共自由派与陈明新儒家共享同一个现代政治的话语平台，他们并不愿纠缠于中国历史从王朝政治向民族国家演变中的诸多义理难题，关心的是在当今大陆与台海分治的现实情况下的“施琅问题”。在他们看来，陈明在新儒家话语下的为施琅翻案具有很恶劣的影响，不仅是愚蠢的，更是不正义的。因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其存在的首要基础便是其统治的合法性（Iegitimacy）；而陈明新儒家悬设了这个政治合法性或政治正义性问题，以所谓国家版图、民族利益、历史传承、未来图景等托词来为武力解决台海问题做辩护，这首先是丧失了基本的现代政治原则。应该指出，这些诘难确实是击中了陈明新儒家的要害，对此，我是认同的。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只要新儒家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义理（而不是王朝政治的义理），共享现代政治的话语平台，这个首要的政治价值问题就遮蔽不了，就必须做出明确的抉择。
当然，陈明或许感到有些冤枉，他可能会说他从来就不反对宪政民主，他的施剧策划只是三年前的事情，那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同，而且，他在其他文章中也还发表了有关和平统一的另外观点，但这些就施琅事件本身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事情上面他的观点是片面的，遭致误解的责任在他。当然，陈明也还可以进一步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