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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我所会见的这些人中有许多干过骇人听闻的事，但这对我来说是另一个问题。我没有被派去审判他们，而只是去倾听他们就自己在20世纪这部混乱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305像他在成名作《突出部战役》的写作中，几乎采访了将近400个那场战斗的幸存者，其中包括在那场战斗中被俘的75名平民。为了搜集材料，他在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旅行了十万英里以上，到过美国国会的议员听政室，到过在波恩的联邦德国议会大厦，到过原纳粹德国在达豪集中营的毒气室，到过西点军校、五角大楼、比利时的石材矿、西班牙的浴场，还有齐格菲防线及许多旧日的战常他从他的第一位指导老师、出色的剧作家泡特·爱默逊·布朗那里学到了：“我凝视着我的人物，让他们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说他们不得不说的话。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我的人物是真的人，而非我想象出来的产物。我只是一个观察者，观察双方，但并不加入某一方。‘这真是容易，我只是记录而已。’事实上，一切当然要复杂得多。我必须不断地对我的材料进行分类、安排，决定使用哪些省略哪些。我还要尽量把事实与想象区分开来，在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与一个叙述者他说——或一份官方报告或政府声明说——发生过的事情之间进行辨别。我尽量避免的就是掺入个人的评判或是解说，那就是意味着不是作道德方面的评价，就是要找出某种事件之外或事件之后的‘意义’的企图。我还学到了另外有益的一课：永远不要去写那种‘半真相’，所谓‘半真相’自然也就是‘半谎言’。”306托兰记得自己八岁时，布朗就把他带到他公寓的工作室，看过一个微型剧院的模型。布朗转动着舞台上可移动的人物，对托兰说：“我俯瞰戏中的这些人物，我让他们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我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这一手，我是情节这部机器的神灵。但是，人物却是独立于我的，我坐在那里，让他们说他们一吐为快的话。”正是布朗教会了他如何“消隐自我，在均衡中去掉自己的意见和评判。”到后来写战史时，他即恪守和运用这一原则，他“学会了自己必须出去，去会见那些在历史中扮演了或大或小角色的人们，而不仅仅只是在档案中阅读他们。”307作为他的历史的见证者们，从受访之初就得到一种庄严而郑重的承诺：他是“要说给所有人听的，因此，对任何一个事件的相互冲突的说法将会保持原样，读者和历史将会评判它们，而我不会。”308我在采访作家草明时，即对她作过几乎同样的承诺。因为在“老舍之死”这件事上，她一直被众口一词地认为，是最难脱干系和最该负历史责任的个人之一。“八·二三”那天，正是由于她的揭发，无形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使老舍受到红卫兵惨烈的毒打。甚至有许多人索性以为，老舍最后投湖自杀，是草明的揭发直接导致的后果；她就是元凶之一。如此看来，作为当事人的草明，当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自己对事件的叙述及后来的态度怎样，就显得尤为重要，意义和价值非比寻常。
我一直认为，像“老舍之死”这样特殊的历史事件，是不好把所谓的历史责任算到某一个个人头上的。我想，她无论承认与否，这件事肯定已经成为她心中永远的痛，难以弥合。所以，当我第一次打电话约访时，她干脆婉言谢绝了。她觉得我可能是受了老舍家人的指使，说不定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我屡次三番地试图说服她，并做出了托兰式的承诺：“你有权利和责任把当时的历史说出来，为历史作证，而且，这是说给所有人听的。”我还再三保证，我的采访与老舍家人没有半点关联，纯属我个人行为。不知是为我的真情与承诺所动，还是她确实要向“所有人”有个交代，她终于说出了“所有人”都指斥她说过的那句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的话。
约翰·托兰的战史写作，被誉为写的不是将军或政治家们的战争，而是士兵和平民们的战争。因而，他也就更加关注重大事件中的人和细节，关注在重大事件中可能会被意识形态因素忽略或遮蔽的多面性。309他这种“非意识形态的历史观”令我十分心仪。他自剖说：我之所以要全力描写战争，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战争？之所以被战争主题吸引，是不是因为自己有一种秘密的羞愧感——自己没有上过前线？但他最终相信，他写战争是因为憎恨战争。“尽管我压根对政治没兴趣，我却因此而永远爱上了和平。”所以，他在自己的书中，“把战争写成了敌人，而不是它的参加者。也许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贴近一个德国人或一个日本人，就像贴近一个美国人或我们的一个盟友一样。我表现了战争双方的英雄主义和胆小行为，我想表现的是战争的疯狂愚昧。”310像托兰一样，在我的人生设计中，从来没有历史学家这一项，当然现在也还远算不上。但少时自卑的性情，常使我只能处在一个“倾听者”的位置，怀着一种好奇甚至猎奇的心理，去留意一个个对历史根本就无足轻重，而对普通人却举足轻重的生活故事，特别是对那些生活故事中的细节充满了兴趣，总想有所发觉和探索。但与托兰不同的是，我所接受的正统教育，又总使我急于要从人们的叙述中得出某种结论，甚至加入自己的道德评判。甚至在“老舍之死”采访之初，也经受过像托兰一样的批评，被说成是“缺乏批判性”和“容易上当”。直到在十余年的时间里，面对数十名“八·二三事件”的历史见证人，亲身感受他们对同一“事件”竟会有如此“冲突”的叙述时，才意识到作为人们叙述的“历史”的脆弱，并不得不首先遵从“史德”，“原样保持”对这一事件“相互冲突的说法。”后来又逐渐从理论上认识到，原来这样的“历史”至少就是历史的“一副”样子，而且，这样的口述史实践，恰可以成为口述史的一个理论依据。同时，我也越来越坚信托兰所说，并像他所做的那样：“读者和历史将会评判”我的口述实录，“而我不会。”因此，本论文也意在表明，“我既不过于天真，但同时也不有意地去服从任何主题。”311我想，我与托兰根本相通的一点，也是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正像他写战史是为了表现战争的“疯狂愚昧”，我的“老舍之死”采访及对“八·二三事件”的历史书写，同样是要表现那场史无前例的人性的战争的“疯狂愚昧”，哪怕所表现的仅仅是人性世界的一个侧面。
口述史的发生（5）
托兰虽然最终没能圆自己一个戏剧家的梦，但他当年刻苦训练的戏剧根底，在他描述20世纪那些最混乱的事件时，起到了真正的作用，使他的“历史”写作因有着一种叙述性的结构和戏剧性事件而异彩纷呈。312而“老舍之死”不同历史见证人的不同叙述，自身就使事件充满了戏剧性，但遗憾的是，我没有托兰那样深厚的戏剧根底。不过，那充满戏剧性的事件本身，对于读者和感兴趣的学者以及历史来说，已经足够了。我的书写也许只是画蛇添足而已。从这个角度说，我更愿意仅仅作一个历史的记录者。而且，我越来越深地领悟到，“每一个单独的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时空坐标所限定。……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出现新奇事物的过程。历史中任何时间所发生的任何事件，过去都从未发生过或者将来不会再次发生；它是独一无二的、绝无仅有的。当然它可以和别的事件相似，但这不是它的本质特征，它的本质特征是它的独特性和新奇性。时间和历史就是这样永远地向处女地进军，就是不断地揭示和发现新奇事物。”313这样，“老舍之死”也就像“历史”一词一样，很自然地具有了两种含义：发生在过去的人和事——历史1，即真实的历史客观存在，那唯一的史实真相；对这事的研究和叙述——历史2，即可能包括了记忆、想象、口传等因素在内的文本叙事。314口述史的发生为能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地在我的“镜面或感光片上”反射出所有“八·二三事件”“时间和空间里种种事件的条理”。315我开始在学术上探寻口述史的理论源流，并试图能够做出一番梳理。
中国的口述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中文汉字的“古”，即是十口相传之意，是说古时候的事都是经人们的记忆一代一代口口相传，才得以保存下来的。比如像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以及燧人、有巢、神农、轩辕诸华夏民族老祖宗的事迹，再像西方《圣经》里的故事，等等，都属于“口头诗学”范畴。但其中又有历史的浓浓暗影，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说具有“荷马史诗”的性质。也许，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正是从这个角度指出：“作为社会记忆的人为伸张，历史（我很愿承认在理解人类的经验上还有其他恰当的方法）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艺术。……历史乃是故事，并且就历史的目的而言，也总是一种真实的故事；它运用所有文艺的技巧（说明和概括，叙述和描写，比较、批评和类比）去揭示人类生活上连续不断的种种事件，并从中推论出一种完美的意义。……在原始时代，传说是由口头传递的，弹唱诗人和讲故事的人坦白地把事实加以文饰或信口添上些什么，借以增强故事的戏剧性。跟着文字记载的采用，历史与虚构的传说逐渐区分开来，人们认为历史是实在发生过的事件的故事。”316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定义和观念往往不同，我以为美国史学家贝克尔的说法既简单明了又很实在。他说：“在所有过去的时间里，确实发生过一些列的事件；不论我们是否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这些事件从某种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构成了历史。然而关于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