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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根据孟子的说法，孔子相信他的名字会因他编纂的《春秋》而不朽。《春秋》是一部言简意深的鲁国历史年表，它所记载的历史梗概需要广博而煞费苦心的注解才能揭示其深刻含义。从一开始，儒家就把历史视为其信仰的和谐依据，视为其信念得以传达的基本媒介。”411但孔子以《春秋》不朽的这种自信，“对后来的儒生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谜，因为《春秋》是由一些非常简短，而且显然是随意记录的片断组成，行文简约，叙事只略有梗概而已。此书不管包含有什么褒贬是非的微言大义——这从一开始就被断定是此书的目的——都需要一把解释的钥匙。”412《左传》和《公羊传》就都是“想确定《春秋》所记的片断编年史的来龙去脉，由此理解其中的训诫，但两者的方法截然不同。《左传》属于十三经，基本上是一部编年史，为读者提供了有关《春秋》所记事件的更丰富的内容。”而“《公羊传》的风格和态度都不同于《左传》。它并不忽略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但它更关心《春秋》的‘微言大义’，关心《春秋》所记述的历史事变中所能汲取的普遍的道德训诫。”413这当然就注定了“春秋笔法”的形成：按《春秋公羊传》的解释，“《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闵公元年），也就是说在记录历史时遇到尊者、亲者、贤者，都应该采用‘隐恶扬善’的曲笔，尽量多记有益的事情，不利的即使无法完全舍弃，也应加以隐讳。……另一方面，《春秋》将明善恶，寓褒贬作为历史的首要目的，对于同样的事件，往往用不同的字来表达作者的态度，不发议论而将褒贬寓于叙事之中。”414虽然也许正如梁启超为孔子所开脱的，“《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发表其政见也。生于言论不自由时代，政见不可以直接发表，故为之符号标识焉以代之。”但后世正统的史学家则视其为至尊，称誉其“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一字之褒，荣于华冕。”可它也同时造成了后世史学中“不顾历史事实，随意地取舍、任意地拔高或贬低，甚至不惜篡改历史的种种不良习气。”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就激烈抨击过“春秋笔法”：“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夫君子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乎？”415所以，“从有史官的时候开始，历史就在不断筛选它应当记载的东西，记载和忽略、记忆和遗忘始终相伴，因为历史时间中曾经发生的事情和曾经存在的人物太多，历史学家没有办法一一登录在案，就连给皇帝写‘起居注’的官员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笔笔入帐。”416我以为，“春秋笔法”的历代叠加，还是造成葛兆光在《思想史的写法》一书中提到历史的“加法”与“减法”的原因之一。当然，他的“‘加法’就是指历史上不断涌现的东西，而‘减法’就是指历史上不断消失的东西，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反而常常是一回事。417”我想借用葛兆光的“加法”、“减法”，并用“加法”引申来指人们在叙述的“记忆”中凭空添加的东西；而“减法”则是人为有意地要掩饰甚至抹去的东西。这又何尝不是现代口述史中“春秋笔法”之一种？
我还愿意用葛兆光对历史记忆两种不同取向的分析，来说明在“老舍之死”的“记忆”里，也有远不止一位的历史叙述者在自觉不自觉或有意无意之间，成了“春秋笔法”的嫡传后裔：“第一种是回溯本原，……人们并不一定真的是准确地返本复初，……有时候，当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历史记忆’中去翻箱倒柜的时候，这种‘历史记忆’早已经经过各种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皴染、删改和涂抹，经过了各种文字文本的选择、简化和润饰，特别是它可能已经屈从了流行风尚和世俗习惯，也可能入了某种相当深的意图。……另一种却是斩草除根，以发掘历史记忆的方式反省自身传统的来源，并把这种连累自己的根挖出来并彻底斩断。……人们采取了相反的态度，面对现实和历史的激烈冲突，他们为了现实的需要，自愿放弃来自历史的统一经验和统一身份，……历史记忆对他们而言仿佛是挥之不去的梦魇。”418
“春秋笔法”与口述史（4）
从我在第一章里举例的那些各个主题下的历史叙述，就很容易明白，“这些逐渐被有意或无意地被淡忘的、被边缘化的、被驱逐到历史记忆深处和社会生活秘密处的东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命运。在这样的发掘中，也许一些失落的历史会被打捞出来，仿佛在古墓中挖掘出来一些器物的碎片一样，当它们被拼合时，我们也许会发现历史的真相。”419我当然没有理由认同后现代历史学把“历史”与“过去”截然分开，这样“把过去的真实存在悬置起来，历史学的目的却只是追问‘文本’与‘叙述’。”420没有了“过去的真实”的历史叙述只是理论上的空穴来风。以“老舍之死”的“文本”与“叙述”为例，它首先要有“过去的真实”，即历史确实存在的“八·二三事件”，然后才有30年余后历史见证人面对我采访时的历史叙述。尽管他们的历史叙述免不了“春秋笔法”，但我也愿意相信：“每一个历史叙述都在无意识地追求‘趋近真实’，特别是在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过程的叙述中，由于各种考古遗迹、文献档案、口述资料、回忆传记以及其他史料的存在，人们不可能把‘过去’与‘历史’彻底分开，像文学创作一样‘无中生有’，进行想象甚至幻想。因此，只能在‘历史的重构’中叙述——在‘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以后，首先要有重构、显现，才能进入‘叙述’——历史并不是‘过去’的无序的堆积和散乱的拼凑，它也并不是一个关于虚无的文本，你不可能把实在的、曾经发生过的、并残留在各种遗迹、文献、记忆中的‘过去’完全放逐。”421的确，如果叙述“老舍之死”，没有那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文章、口述资料，没有像类似“文革”期间北京市文联《向太阳》革命造反兵团编印的《大事记》那样的文献档案材料，仅凭后现代史学理论，该如何“重构”过去的“文本”，又如何能“重构”历史上的“老舍之死”？
我愿意相信沃尔什所说：“历史学家是各以其自己的哲学观念在看待过去的，这对他们解说历史的方式有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归根到底便是哲学之间的分歧；而究竟我们能不能解决它们，就有赖于究竟我们能不能解决哲学的冲突。”422同时，也决定着能够真正“使历史既建立在它所经历过而又表现出来的实处，又建立在它所经历过却没有表现出来的空白处之上。”423
“老舍之死”的口述史学意义（1）
理论与实践对我来说，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我经历了十余年口述历史田野作业的实践，把开始到现在的每一个不同时段里所切身感悟到的历史认知，做一简单梳理，投入到西方史学史的发展里寻找理论支撑的时候，竟意外而惊喜地发现，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一次时而迷茫时而清晰的历史观的轮回；也从盲目追寻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发展到现在自信地以为原来史学亦无定法。这从西方史学史观念的发展与变迁，就可以看出来。
最早的史学是古希腊史学家开创的，在古希腊文里，“ιστορια”（historia，历史）一词的原意指的就是“对真相的探求。”我从一开始在半有意无意之间采访“老舍之死”就是想不自量力地“探求真相。”但比起这个含义宽泛的概念，“logoi”（记事）一词倒更接近历史的含义。后经过爱奥尼亚地区“说书家”们探求事实真相的努力，人们逐渐将“历史”与“记事”合二为一，出现了最早的“历史”著作。富于睿智的古希腊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强调真实之于历史的重要。赫卡泰俄斯在《谱系志》中表明了自己对于历史的态度：“只有我所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而我当时理所当然地以为，经我录音并记录在案的内容都是真实的。
其实，被誉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就已经开始口述历史的实践了。他在《历史》中宣称：“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我对“老舍之死”也是如此，虽然我无法相信历史见证人叙述的每一件事，但我必须把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这是做口述史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史学家的两大要务：“一，应该整理记录，寻出真确的事实；二，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424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说：“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这种对口述进行考核的做法，我在做“老舍之死”的口述史时难以做到。因为很多事情，像很多人的“记忆”里老舍都跟他们说过什么，甚至一起做过什么，根本是无从考核的。
赢得“历史学家中的史学家”美誉的波里比阿，说得更是直白实在：“真实对于历史，就像人的眼睛那样重要。人没有眼睛变成为终身残废，而历史缺乏真实，则成了无稽之谈。”425我在经历了“老舍之死”口述史发展的“古希腊阶段”以后，便不满足于仅仅追求真实，更何况我愈发感到真实诚如推磨的驴嘴前的胡萝卜，它只诱惑你在历史真实的“研磨”中不停歇地转圈，却永远也够不着真实。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