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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多少委屈，他受欢迎时，听的全是称赞的话，他也惯了，他被人打是受不了的。……他的脾气跟人不一样，他受不了一点委屈。还有，那时候夸他的人也多，出来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他这人又很乐观，平常什么玩猫呀，什么种花啦，他很随便的。忽然有人对他那样的批斗，他是受不了的。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地方。”762
而同样因被批斗自杀过，后却被救活的萧乾，首先以为，在“文革”那样的灾难岁月，自杀和他杀是同义语，被逼得自尽的，与他杀已没有区别。另外，他以自己为例说明，意欲选择自杀，头脑是清醒的，但对是否要以此举体现“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操守，“不可能这么明确，主要是绝望。当我看到家给砸烂了，搜集多年的欧洲版画一股脑儿被扯个粉碎，……先求个人解脱了再说。”763
以萧乾的分析，“像我还是经过些斗争风浪的，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成死老虎了，都受不了这个辱。何况老舍，在解放后那么顺，又是‘人民艺术家’，跟周总理关系那么好，哪受得了这个。”萧乾清楚地记得，从1951年到1954年的每个五一节，到天安门游行的文艺大军，队伍前面一直是老舍和曹禺。另外，斯诺曾在60年代写成的《大河彼岸》一书中提到，他来华时在宴会上碰到老舍，并打听萧乾的近况。老舍回答说：“萧乾正在人民公社快活地劳动着，他对写作已毫无兴趣。”764并坚持说，中国作家协会只有极少数会员被遣送到农场劳动。萧乾分析，不管老舍这么说，是否在替官方表态，至少从表面上看，“像他这样政治一直风顺的肯定经不桩文革’这一戗。”萧乾以为，邓拓也是这样。“傅雷多少不同，他是个纯书生。而老舍和邓拓不是。”765
但不管怎样，我很赞同杨义所说：“自杀是一种抗议，沉默地活下来也是一种抗议。活下来抗议，看到最后的结果，这也是一种生命的顽强的东西。”766
巴金正是如此，面对灵与肉的双重摧残与折磨，他好几次都想自杀。“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无动于衷。想了几次我终于认识到自杀是胆小的行为，自己忍受不了就让给亲人忍受，自己种的苦果却让妻儿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哪里摔倒就在能力站起来。’我还痴心妄想在‘四人帮’统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767
回到老舍，还有一点十分重要，他曾加入过基督教，应当清楚中世纪基督教的欧洲，是视自杀为禁忌与有罪的。不仅自杀者的尸体不允许埋在教会附近的“圣地”，还要接受法律制裁，甚至拖尸示众，财产充公。这与在“文革”中，将自杀者视为“自绝于人民”的“畏罪自杀”并无二致。换言之，“文革”时期的中国，这种对待自杀者的态度无疑是中世纪欧洲那种习俗的现代版本，即决定人瞬间生死的权利在“上帝”手里，在“上帝”行使权利之前，要是有谁选择自我了断，那对上帝来说多丢面子。所以，在对自杀者做出政治结论之后，抄家，甚至株连个把亲友，也就不在话下了。另外，这里面当然还有另一层叔本华所说的言外之意，“世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自杀的行为便是对这种“高调”的反动。768自杀也就成了有罪的。
太平湖的余韵（4）
由此反观，正像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那些对这一黑暗的宗教制度进行无情抨击的思想家一样，老舍之死似乎具有了反叛与启蒙的双重意味。孟德斯鸠说：“我觉得这种法律是很不公道的。我受到痛苦、贫困、蔑视等沉重的压迫的时候，为什么别人不让我结束我的苦难，而残忍地剥夺了我自己手中的救药？……上天给我生命，这是一种恩惠；所以，生命已经不成其为恩惠时，我可以将他退还：因既不存，果亦当废。”葛德文进一步明确指出：“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力量是我们许多天赋能力之一。所以，正如其他各种能力一样，也是道德规范的对象……从殉道一词的本身含义上看，殉道者就是自杀者。这就更反映出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们的死乃是一种抗议。”费尔巴哈在论及自杀时说：“人的这种最后意志——借助于它。人自愿地抛弃生命，拒绝一切——只是追求幸福的愿望的最后表现。因为自杀者所以希望死，不是因为死是一种祸害，而是因为死是祸害与不幸的终结。他希望死，并选择与追求幸福相矛盾的死，只是因为死是唯一的（虽然只在他的观念里是唯一的）良药。可以治疗已经存在的或只是带威胁性的，难以忍受和忍耐的，与他的追求幸福不相符合的那些矛盾。”769鲁迅在写于30年代的《论“人言可畏”》一文中谈到自己对自杀的态度时郑重指出：“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但我的不预备自杀，不是不屑，确是因为不能。凡是谁自杀了，现在总是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所藐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尚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试试看！770鲁迅认为：“责别人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有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771苏叔阳的话剧《太平湖》上演以后，1988年3月19日《文艺报》发表窦晓红的文章《〈太平湖〉的遗憾》，认为苏剧除了于是之“用他的灵魂和他的形体塑造了一位老舍先生”，是失败之作，原因在于没有写出老舍的“死之必然”：“因为老舍之死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的悲剧。而目前剧作的解释，把他的死写成是对他面临的运动的逃避：‘我死了，看你们还斗谁去？／也许这是对老舍之死的一种最浅雹最不足取的解释了。”章罗生随后于1988年4月撰文《老舍之死——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悲剧的缩影》，认为“剧作不但没有把老舍之死‘写成是对他面临的运动的逃避，’而且写出了他的‘死之必然，’即老舍之死不仅是他个人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悲剧的一个缩影。……剧作还揭示出：老舍之死是对黑暗、愚昧的封建势力的抗争，是对国人的警醒，是他毕生探索的改造国民性主题的深化。”772老舍与王国维死之比较迪尔凯姆在其《自杀论》里，从社会学角度将自杀分为三种类型：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和动乱型自杀。其中利己型自杀，是由于人在生活中找不到寄托，为逃避个人的危机或推卸个人的责任而自杀，是一种失去生活勇气的自杀；利他型自杀，是个体为团体、主义“舍生取义”的死，这种自杀又分为义务利他型、自由利他型和强烈利他型三种；动乱型自杀，是由于社会发生变动，秩序混乱，价值失落时，人们的行为缺乏规范，困惑、痛苦、绝望而自杀。773颜翔林在《死亡美学》中指出：“自杀是维护人的生存尊严的一种残酷的手段，也是主体内在精神勇气的强烈释放，它可能是趋向抗争不幸命运的一种目的，也可能是生存环境逼迫就范的无可选择的行为。自杀对于崇高的心灵而言，它又可能是理想的人格实现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道德气节的折射，也可能是一种理想破灭、信仰迷失、生存价值跌落所招致的无可奈何的结果。”774他把迪尔凯姆的三种自杀类型，简约而明确地分为勇敢性自杀和怯懦性自杀，也即积极性自杀和消极性自杀两种。他认为，在一般意义上，只有勇者才能执行自杀。屈原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以自杀作为生命的终极价值实现的诗人，他在《离骚》中歌咏自杀，赞美自杀，把自杀视为一种追求理想反抗现实的勇敢的精神实践的形式。而诗人自己也正如其艺术文本里所描述的，“颜色憔悴，形容槁枯，行吟泽畔。”在绵绵幽思的孤独心境里自沉汨罗，以自杀表露忧民爱国、不徙故土的深厚情感，实现了生命的最高目的。775颜翔林同时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自杀又不全然是勇敢者的意志和行为，尽管就自杀这一自我强暴终止生命的形式而言，它可以贴上“勇敢”的标签，然而从某些自杀者的动机、目的以及主客观原因来审视，在分析各自的心态、行为以及艺术文本的具体描绘，我们就会发现某些自杀者心理是怯懦的，迫于无可奈何的情境而以胆小恐惧的畏死形象来自杀。他引用了康德对此问题的深思：“自杀是以勇敢为前提还是全部以沮丧为前提，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只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如果他干这事仅仅是为了避免不名誉地活着，即出于愤怒而自杀，那么他就显得是勇敢的；但如果是由于忍受那慢慢耗尽一切忍耐力的悲伤时失去了耐心，那么这就是一种沮丧了。当一个人不再能继续热爱生命时，正视着死亡而不害怕死亡，这显得是一种英雄主义。但如果他即使害怕死亡，却总是不能终止去热爱任何一种条件下的生命，从而必先由畏怯而产生一种心灵的纷乱，这样才跨出自杀这一步，那么他是因怯懦而死的。”776戚真赫富有真知灼见而又流畅严谨的学术论文《终结与开启：王国维之死及其意义探究》，带给我深刻的启迪，我忽然觉得，虽然都是投水而死，但比起远古的屈原，近现代的老舍之死与王国维之死更具有可比性。而且，若要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里只找出两例因自杀而引起的巨大的反响、持久的探讨和争议，以及在思想史上具有深远重大的影响，也非王国维与老舍之死莫属。
第一，在自杀方式上，都是“与屈原同例”。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终年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