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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关于历史，有一个词语叫做“信史”，就是其记载真实可靠的历史。这个词内涵很重，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史官，要用他们的生命来维护历史的真实，让历史的真相得以流传下来。这是中国历史上可贵的传统。
诚信之道（6）new
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北魏的司徒崔浩和中书侍郎高允两个人奉命撰写北魏的国史，叫做《国书》。《国书》写好以后，就被镌刻在首都平城南郊十字路口的石碑上。崔浩和高允两人依据实录作史的精神，对北魏早期的历史多秉笔直书，有些史实在后人看来是很不堪的。很多鲜卑贵族看了国史之后，非常不满，就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进谗言，说史官真不好，为什么把这些事都写出来了？
拓跋焘盛怒之下就下令逮捕了司徒崔浩，接下来就要逮捕中书侍郎高允。偏偏太武帝的儿子，就是当时的太子拓跋晃，曾经跟高允念过书，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想保护自己的老师，就把高允请到东宫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拓跋晃和高允一起进宫朝见。
二人来到宫门前，太子对高允说：“我们进去见皇上，我自会引导你怎么做。一旦皇上问什么话，你只管按照我的话去说。”高允问：“殿下，这是为什么啊？”太子只是说：“我们进去就知道了。”
先是太子进去跟他父亲说：“高允做事一向小心谨慎，而且地位卑贱，《国书》中的一切都是崔浩写的，与高允无关，我请求您赦免高允的死罪。”拓跋焘就召见高允，问：“《国书》果真都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这个时候，高允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是这样回答的：“《太祖纪》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纪》和《今纪》是我和崔浩两人共同撰写的。不过，崔浩兼职很多，他只不过领衔总裁而已，至于具体的著述工作，我写得要比崔浩多得多。”
拓跋焘一听，大怒，说：“敢情你写的比崔浩还多，你的罪行比崔浩还大，怎么可能让你活！”太子慌了，非常害怕，赶紧对他的父亲说：“您的盛怒把高允吓坏了，他只是一介小臣，现在说话都语无伦次了。我以前问过他这件事，都说是崔浩一人写的，真的与他无关。”
拓跋焘又问高允：“真的像太子说的那样吗？”高允不慌不忙，回答说：“我的罪过确实非常大，应该灭族，但我不敢说虚妄的话来骗您。太子因为我长期给他讲书而哀怜我，想要救我一条命。其实，他没有问过我，我也没有对他说过这些话。我不敢瞎说。”
拓跋焘回过头去对太子说：“这就是正直啊！这在人情上很难做到，而高允却能做得到！马上就要死了，却不改变他说的话，这就是诚实啊。作为臣子，不欺骗皇帝，这就是忠贞啊。应该赦免他的罪过，要褒扬他。”于是，皇帝赦免了高允。
高允临死不说假话，这在北魏历史上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高允的勇气从何而来？它来自于一种内心的忠诚。诚信，有时候是需要大勇敢的。它需要自己内心对于一种价值的坚持，这种价值延伸出来，就已经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更多人的利益。
2007年“感动中国”的人物里面还有这样一个人， “良心医生”陈晓兰。她是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医院理疗科的大夫。她看到，这十年间医院进的医疗器材有相当多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有害于患者。陈晓兰坚持揭发这事。十年中，经她揭发的假冒伪劣医疗器械多达二十多种，其中有八种已经由国家下文予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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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十年中，这名医生付出了什么代价呢？因为触犯了医院的利益，医院强行把她调离原来的岗位，后来又强迫她提前退休。丢了工作之后，她深入到医疗器械交易的直接环节，更坚定地去揭露更多的黑幕，所以她被很多同行指责为“叛徒”。
对我们来说，陈晓兰的勇敢其实比北魏史官高允的勇敢还要有价值。这不仅仅关系到她个人的诚信，更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她的良知成为整个社会风尚的一副净化剂。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成了广大患者的一道保护屏障。
陈美丽和陈晓兰，不过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弱女子，但是你能说她们内心的力量就单薄吗？这种力量坚强而庞大，我相信它会有非常大的反响。这样的力量推展起来，从一个人到整个社会，对一个国家影响巨大。这就是诚信的力量。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需不需要诚信？对此，《论语》中就有过很多阐述。孔子曾经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说，治理有千乘马车这样的一个中等偏大的国家，该怎么做呢？无非就是几件事，第一就是“敬事而信”。治理者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政务，信实无欺，这是一个出发点。接下去，“节用而爱人”。也就是说，要能够节约财政开支，关爱百姓。让百姓做事时，要怎么做呢？“使民以时”，按照四时节序，应该怎么用就怎么用，调剂好忙闲，而不要违背这个天时，不要在农忙的时候让老百姓服很多的劳役。
孔子提出的治国之道，其基本出发点就是诚信，主持国家政务的人要讲信誉。真要有信誉，不仅仅对国家好，对于发布政令的人本身也有好处。
《论语》中还有这样的话：“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一个君子要在建立起信誉、赢得老百姓的信任之后，才可以让百姓们去干活，不管是让他们服兵役，服徭役，还是去干什么，老百姓这时都会心甘情愿。如果老百姓没有对这个执政者产生信任，就会觉得执政者是在虐待自己。如果一个忠臣去进谏，也要先赢得君主的信任，先在君主面前树立起信誉才行。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君主就会觉得你在诽谤他。那样的话，后果就不太妙了。
子夏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一个人，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有一个著名的臣子，就是魏徵。李世民登基不久，有一次征兵，苦于兵力不足，当时封德彝给他提了一个建议，不足十八岁的中男，如果体格魁梧，也可以一并征上来。李世民一想，国家正缺士兵，就答应了。
唐代的制度，男孩十六岁以上叫中男，二十一岁以上叫丁，丁才负担力役。让未满十八岁的男孩当兵，肯定不合制度。结果呢，征兵敕文签署下去，到了魏徵这儿，魏徵坚持不签，给退回来了。李世民接着下敕文，魏徵再退回来，一连退了好几次。按照程序，魏徵不签署，这个敕文就发不下去，无效。
李世民大怒，急召魏徵。李世民说：“中男里身强力壮的人，可能是奸民谎报年龄以逃避兵役，就是征发他们又能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这么固执己见呢？”魏徵回答：“带兵之道在于指挥有方，而不在于依仗数量多。陛下征发壮年成丁，好好训练，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弱小以增加虚数呢！况且，陛下曾经说要以诚信治理天下，而今您即位不久，但已经失信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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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一听，非常惊讶，问：“我哪里有失信的事情？”魏徵倒也不慌，侃侃而谈，一下列举了当时好几件失信于民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出台一个政策说蠲免赋税了，明天又下一道敕文征收如故。
魏徵又说：“陛下曾经下敕文说：‘已经出力役者、已经交纳赋税者，今年就不征了，从明年开始。’但是后来还是加征赋税了，而今您又征兵，哪里就是明年再征呢？何况，与您共治天下的地方官时常检阅赋税人丁簿册，征税征兵都以此为准。征税时没问题，可这次征兵您却怀疑他们欺诈，难道这就是陛下所说的以诚信治天下吗？”
李世民听了魏徵的一席话，恍然大悟，非常高兴地说：“以前我以为你固执，不懂得政务，今天听你议论国家大事，真是非常精要。如果国家的号令不讲信用，百姓就会无所适从，天下怎么可能安定！我的错误真大啊。”
结果，李世民不仅采纳了魏徵的建议，不再征发中男当兵，同时还赐给魏徵一个金。
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可以说，从一人一事，直到一个国家的治理，信誉为先，这是中国流传已久的一种道德理念。
谈到信誉，我们还得知道大信和小信的区别。
难道诚信还有什么内在的区别吗？我们怎样来区分呢？
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什么叫做“贞”？“贞”就是内有所守的大信誉，符合道义。而“谅”呢？“谅”就是内无所守，求信于人，拘于小节，难合大道。也就是说，君子要坚持正义而守大信，观大势，顾大局，但不一定要局限于小节上。
孔子为什么要分大信、小信呢？这跟他的另一个思想有关。在《论语》中，孔子有很多地方是主张变通的，主张君子要善于通权达变。做一件具体事情之前，允许你在技巧上、在策略上有变通，更好地做好这件事，而不是提倡大家都去做腐儒，固执己见。所以，当子贡有一次问孔子怎么样才叫做士的时候，孔子回答说：第一等的“士”是有羞耻之心、不辱君命的人；其次是孝敬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再次才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至于现在的当政者，都是一些器量狭小的人，根本算不得“士”。我们今天说“言必信，行必果”，含有肯定的褒义，但在孔子那里，这还只是小信。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论语·子路》）意思是说，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但实际上却不问是非，固执己见，那是小人啊。孔子心目中的“士”，就是懂得羞耻之心、孝敬之道的人，懂得大信的人。
不管从我们个人的人生道路来说，还是从整个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