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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在战略上战役上，有力地配合了各线的友军。三年来，我们坚持敌后抗战，牵制了多数的敌人，对于阻止敌人前进，削弱敌人力量，使抗战胜利的进入相持阶段，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进入晋西北，适值大同失陷，敌人跨进长城继续南犯，山西前线发生严重的危机。我们首先派遣宋支队深入雁北开展游击战争，主力参加忻口战役，在敌人侧背活动，不断向敌袭扰，数度占领雁门关，使敌人进退两难；一直到娘子关失守，正太路告急，忻口的敌人才突围而走。太原失守以后，我们又曾协同友军反攻太原，在同蒲路北段积极活动，切断同蒲路，阻敌援军。在保卫徐州，保卫武汉诸次战役中，我们都曾在指定地区大肆活动，使敌人不得不分散兵力，对付其背后的游击战争。而我们部队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巩固，使敌人遭受到严重的困难。至于在敌后与各抗日友军配合作战，打击与消耗敌人，保卫抗日根据地，则更是经常的行动，并且取得了不断的胜利。
第四、这些胜利都是由我们许多次胜利的战斗得来的。三年来，我们几乎无日不战，亦无战不胜。我们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中粉碎了敌人数十次的战役“扫荡”，其中比较大的战斗，如晋西北战役，晋察冀边区的滑石片、张家湾、上、下细腰涧等次的歼灭战，在冀中平原的齐会歼灭战，以及最近在晋西北的米峪镇歼灭战。我们曾击毙敌酋阿部中将、水原少将、常冈旅团长等。三年来，我们与敌进行了大小战斗一千九百二十次，获得了以下的战果。
（一）伤毙敌与俘虏敌：
伤毙敌伪军47，770名，伤毙敌马3，530匹，俘虏日军174名，俘虏伪军5，601名，俘获马匹3，622匹，俘获通信狗2只，俘获通信鸽4只。
（二）缴获：
1．武器：
步马枪9，736支，驳壳枪379支，手枪182支，轻机关枪321挺，重机关枪28挺，冲锋机枪139支，信号枪14支，掷弹筒34个，迫击炮20门，步兵炮6门，山炮5门，平射炮1门。
2．弹药：
步马枪弹2，539，620发，驳壳枪弹6，554发，手榴弹2，382发，轻机关枪弹388，536发，重机关枪弹134，534发，冲锋机枪弹14，691发，信号枪弹162发，掷弹筒弹998发，迫击炮弹3，152发，步兵炮弹80发，山炮弹1，138发，平射炮弹9发，野炮弹25发，毒瓦斯1，683筒，烟幕弹430筒，燃烧弹353发，炸药73箱，手榴弹31，819颗。
3．军用品：
无线12台，收音机13架，电话机68架，望远镜72副，等。
（三）毁坏敌人车辆交道（破坏烧坏）：
火车10列，坦克车4辆，汽车788辆，装甲汽车9辆，飞机1架，无线电3台，大炮3门，子弹（烧坏）500，000发，铁路470里，汽车路2，840里，桥梁333座，电话线2，561里。（以上数目，本师挺进军不在内）
就这些不完全的统计，已经可以说明了，敌人在对我们进行无数次的进攻中，不仅没有从我们一二零师手里捞到任何东西，相反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和消耗（除此而外，完全是徒劳无功）。在整个八路军说来，敌人所受的打击与消耗更大，而且随着战争的持久，将日益增加，这对于敌人是一个可怕的阴影！同时也说明了少数投降反共分子说八路军“游而不击”，完全是恶意的诬蔑。其实，真正游而不击的，不是投降敌人，就是被消灭了；而我们却在不断的战斗中壮大起来。
第五、我们在总结这些胜利的时候，忘不了那些流血牺牲的指战员、共产党员。三年来，我们的伤亡中，有很多杰出的干部、优秀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在伤亡的总数中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他们有的在火线上负伤或牺牲了，有的是深入敌巢而罹难了。他们临死之前，都是英勇坚决、慷慨就义。他们壮烈的行为，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发扬了中华男儿的气节；这不但是共产党的光荣，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光荣。中华民族解放的史册上，将永远记载着他们的光辉业绩！
三年来的经验，更加证明了，游击战争和革命的政治工作的结合是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由于我们八路军所担负的战略任务和活动地区的许多特点，我们部队作战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我们在粉碎敌人每一次的进攻中，都是以主动的游击动作来扰乱敌人，迷惑敌人，疲劳敌人，消耗敌人，造成于我有利的条件，实行大举歼灭。
游击战争不单是战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游击战争是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最好的形式。在敌人后方，不但部队和普通的游击队、游击小组、武装的人民，不断的与敌人或汉奸武装进行斗争，就是政权、群众团体、以至于文化机关，必要的时候也得打游击，特别在敌人占领的区域，只有游击才能存在和发展。因此，游击战争绝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部队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质量，严明的群众纪律，必须与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必须从政治上启发群众的觉悟，而不用强迫和欺骗的手段，使其加入部队，才能生存，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才能在与敌人残酷的斗争中，克服一切困难，获得不断的胜利，逐渐的成长壮大起来。我们的部队，正因为有最先进的政党——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并且保持和发扬了十余年来革命的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才能有今日的成绩。当然这些成绩我们认为还是不够的。
游击战争必须有根据地的依托，才能坚持和发展下去，同时，游击队必须在战争的过程中逐渐提高，使之走向正规化。因为只有建立根据地，才能使武装斗争与其他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以收指臂之效；只有使部队正规化，才能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正规战，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没有群众是不可能的。
我们部队的武器和装备，不但比不上敌人，就和其他同是国民革命军的友军相比，也是相差很远的。加以弹药缺乏，衣食困难，地瘠民贫，气候恶劣，在敌后作战，备尝了一切艰难困苦。但是，我们并没有为这些艰难困苦所阻碍，仍然坚持了这一斗争，并且取得了不断的胜利。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指战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另一方面则因为我们的主张和实际行动取得了群众的信仰和热烈的拥护。兵员的补充，物质资财的供给，一切运输、担架、带路、送信工作，一直到直接帮助作战，无一不是依靠于敌后广大的群众。有了群众，可以造成山，可以造成海，可以造成长城。反之，失掉了群众，就只有灭亡。
发动群众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实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必须坚决抗日，才能得到群众的爱戴与拥护；必须给群众民主自由，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才能发挥他们抗战的热忱，积极的进行抗日。在敌后，群众能够选举自己的政府，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与武装抗日的自由，一切抗日的活动，都受到政府的保护与帮助。苛捐杂税都废除了，一切抗日负担都出的合理，普遍的实行了减租减息，优待抗日军人家属，阶级的关系得到了适当的调整。只有真正甘心当汉奸的人，和坚决投降反共、破坏抗战的分子，才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敌人后方的群众运动的成绩，与我大后方有显著的不同。
在敌人后方，军队、政府和人民是三位一体的。军队是保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军队，政府是爱护军队和人民的政府，人民是爱护政府和军队的人民。
军政民的紧密团结，是战胜敌人的伟大力量。
敌后的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敌后的统一战线也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同时，也只有使统一战线得到巩固与发展，抗战才能胜利。
三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着统一战线的立场，与友军、友党、政权和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士，保持友好关系，团结一致，对付共同敌人。我们不但曾多次协同友军作战，并在工作中帮助友军，而且在困难危险的时候，曾不惜一切牺牲，援救友军。我们对一切抗日的朋友，真正做到同生死、共患难。甚至于在一部分人提出“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的口号，并且以各种困难加诸我们部队的时候，我们仍然以国家、民族为重，忍受一切苛待，饿着肚子，冒着风雪，与敌人作战；同时，我们始终和广大的群众在一起，获得了他们热烈的拥护和援助。
我们对一切抗日朋友的态度，可谓仁至义尽。所可痛惜的，仍然有少数分子，不明大义，忘却当前民族大难，标榜反共反八路军，制造磨擦，抵消抗战力量。这种行为，正好被敌人利用。我们所遇到的这类的标准人物，第一个是张荫梧①，第二个是白志沂。②
随着整个抗战困难的空前增加，与投降危险空前严重，敌后抗战也进入更加艰苦困难的时期。
困难在于敌人对我正面加重压力及加紧进攻，企图“迅速解决中国事件”与压迫我国投降；而在敌后，敌人的“扫荡”也将更加残酷，并且一面大肆烧杀摧残，修筑公路、据点，一面尽量抢掠财物，对我加强经济上的封锁与破坏，同时，政治上依然加紧挑拨欺骗，为汪逆张目，实行诱降。因此，汉奸、敌探及一切奸细分子的活动，也更加嚣张。
我们的物质供给，也将更加困难，弹药仍然缺乏，生活更加困苦。但是，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敌后的抗战可以坚持下去，而且必定要坚持下去。我们具备着许多有利的条件。
第一、在敌后，已经有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