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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格将他的漫长假期用来旅行。1936年,他带着口袋里的4英磅和一名获得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结伴踏上了去往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旅程。那时,整个巴尔干半岛都处在宗派主义的政治纷争中,东欧也成为民族主义滋生的温床,再加上当时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让乔治目睹了牛津这座象牙塔外的真实世界。 1937年初夏,霍格在取得牛津大学二等文凭(他的两个哥哥斯蒂芬和丹尼尔获得是三等文凭,最大的哥哥加里也取得了二等文凭)后回到家乡规划未来。那时候的他真的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他的朋友在计划成为政府人员或者从事城市中的其他事业时,四周的环境却没有给他任何灵感。5月份,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加冕仪式。一个月后,爱德华八世,也就是后来的温莎公爵为了深爱的女人沃利斯·辛普森放弃了王位。皇室的这些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然而在霍格的家里,由于受到穆里尔阿姨对大英帝国观点的影响,这些事情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兴致。 霍格家订阅的报纸《先驱导报》,在那个夏天对于世界的形势发表了悲观的论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表公开讲话,声称在弗朗哥遭受瓜达拉哈拉的挫败后,他们会介入西班牙的事务。在俄罗斯斯大林肃清军队的举动导致了一大批高级军官被执行死刑。柏林的一条简短新闻说,海因里希·希姆莱,德国的警察部门首脑,已经公布在布痕瓦尔德新建一个集中营,关押国家的敌人;而在达豪和萨克森豪森的两座集中营已经建成可以投入使用。8月底,许多英国报纸刊登了一张照片,画面中,一名被炸伤的中国儿童在遭轰炸的上海南部铁路站台的残骸边哭泣。战争开始了,日本计划以此为其后续大举进军中国开道。两千名英国妇女儿童被迫撤离,一只英国军队也抵达中国,确保剩下的英国人的安全。 穆里尔阿姨在那年的8月来到威弗林居住。那时候,她经常穿梭在世界各地的演讲台上,新闻媒体都称她为“世界和平之母”。没有受到远东发生的骚乱的困扰,甚至可能正是因为那里的骚乱,她决定要穿过美国去往日本、中国和印度来宣扬她的和平主义思想。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抬头,穆里尔希望可以联系那里的基督徒,联合搞些反战活动。她相信虽然日本政府寻求帝国扩张,日本人民想要的仍然是和平的生活。 凯瑟琳对园艺布满热情,就把她的姐姐带到花园来讨论如何处置一些顽固的杂草。此前穆里尔曾带着乔治的哥哥丹尼尔来到印度,并和甘地见了面。为什么这次不带上乔治呢? 乔治为这个想法雀跃不已,只要想办法解决了钱的问题就可以了。霍格一家由于要供养6个孩子,还要支付每年冬天到瑞士度假的昂贵费用,并没有存下什么积蓄。况且这还牵扯到乔治今后事业的发展问题,在大学毕业后就要出去旅行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和乔治一起毕业的很多人都直接参加了工作。经济虽然正在从萧条中慢慢好转,但是失业率仍然很高,国际形势也很严重,实在不是一个周游世界,找寻冒险的时机。 乔治变卖了家里的一件古董,换了些钱。这些钱足够支付包括一张价值18。10英镑的到纽约的三等舱单程船票,以及从旧金山前往日本的路费。剩下的钱可以用作他在美国搭便车,直到和穆里尔阿姨团聚前的一些杂费。至于回来的旅费,乔治认为可以等到了印度再想办法去挣。 1937年夏天,穆里尔阿姨和她的侄子搭乘玛丽女王号邮轮远赴纽约。在临行前一晚,乔治和玛芙纳尔逊和其他朋友在“银杯”酒吧(到现在也是哈彭登比较不错的酒吧之一)举行了离别酒会。第二天,乔治坐在开往南安普敦的车上就开始全神灌注地当时美国的一本畅销书,由玛格丽特·米切尔完成的《飘》。 在霍格家的相册里曾有一张发黄的照片,就是那年夏天起程前在南安普敦码头的合影。照片的背景是玛丽女王号,在夕阳下,乔治站在照片中心,头戴一顶呢帽,身着套装,他的父母和姐姐罗斯玛丽,哥哥斯蒂芬站在他的四周。
玛丽女王号的三等舱位于船的前端,因此由于恶劣天气带来的颠簸就格外明显。整整六天的海上行程,天气都不怎么样。580名三等舱的乘客多是去往美国北部的欧洲移民,为了方便大家,船上餐厅的菜单都是用英语和法语共同标注的。然而,没有人去看它,因为整个餐厅都没有什么人用餐。乘客都在自己的船舱内不出来。唯一供给三等舱客人的甲板也被封闭了。穆里尔阿姨选择就在舱内休息,乔治则去二等舱找人聊天,顺便呼吸下新鲜空气。 在继续赶路前,乔治到纽约的和平联谊会去参加一个会议,却恰逢一个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正在那里指责日本入侵上海,希望以牙还牙地保护祖国。乔治发现整个会议都被民族主义而不是和平主义占据,因而选择了离开。 乔治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不认为世界上有很多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当您听到中国在战争中获得了一些好处的论调您兴奋吗?”我们都不知道这封信是如何到达哈彭登的,也不知道乔治是否告诉穆里尔阿姨,那时的他已经开始质疑以前一直生活其中的和平主义政治。然而,在乔治居住在中国的日子里,他已经不再相信整个家庭都深信的和平主义信仰,尽管在母亲的回信中对于他的这种“背叛”并没有多说什么。 1936年秋天,霍格几个月的时间都穿梭在美国的不同地区。据他自己估算,他搭乘汽车和货车上走过的旅程足足有5500英里,在车上也是能睡就睡。有时候,他实在找不到地方住了,就被当地警察收留在监狱里度过一夜。这是段艰苦的经历,他描述碰到过的一位狱卒,一位警官是“最险恶的人”。他断了的右手被一根钢管代替,将钉子钉到墙上,根本不用锤子。警察局空空的屋子里,有一些人围站在炉子旁,时而发生口角。“假如你比我还着急”,这名警官说,“外面有人行道可以睡”。自尊心不答应乔治退却,这名警官的脸和他的钢管一样冷酷,却有一双忧郁的双眼,塌陷的颧骨和典型的爱尔兰下巴。在肮脏的牢房里,警官给了乔治几块发霉的毯子,然后说:“明天早上4点起床,我们不提供任何食品,然后把这些毯子整理好。” 在美国的最南部,穆里尔阿姨的介绍信让乔治来到位于密西西比州罗奇代尔的Delta合作农社。在那里,黑人和白人佃农一起工作,一起偿还债务,并购买他们自己的土地。这种合作形式从几年前就出现了,它把以前种植棉花的农民团结到一起,形成一个联盟,我们的英国访客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仍然沉浸在《飘》中的霍格沿着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小说中的路线在美国的各州和城市中穿行。他来到了里奇蒙德,查尔斯顿和大草原。当时美国颁布了禁酒令,但是很多人试图逃避这一规定的做法,让霍格嘲笑他们:“田纳西州没有酒。”他这样写道:“他们选择同意禁酒令,因为人们从非法饮酒中得到了好处。州警官从中捞到不少小费,人们购买低价酒,而那些酿私酒的则发了大财。酒还是很便宜,因为各州无法对它征税!” 乔治在美国的最后一段旅程给他带来了一次非凡的幸运,这个幸运之神一直跟随他来到中国。在他按照约定时间要和穆里尔阿姨在旧金山见面的几天前,霍格发现自己身处德克萨斯州的平原,距离美国东部1000多英里,这强迫他触犯城市里不许搭乘的法规。他天天看着来往的汽车在他面前加速而不是停下来。终于,有一辆车停了下来,驾驶员没有多说什么,就直接朝西开,开了一个半小时后,才问乔治的目的地在哪。 “和我的阿姨一起去日本和中国。”乔治如实回答了他。司机想了一下,说:“我也正要去中国,我和一位名叫穆里尔·莱斯特的英国女士一起。”这时,乔治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名司机就是美国圣经协会的莱西博士,他要将圣经装船运往日本。于是,剩下的1600英里路途,乔治都和他一路同行,并终于在码头和他的阿姨团聚。
两星期后,也就是1937年11月中旬,穆里尔阿姨和他的侄子乔治到达了日本横滨,接着来到港口城市神户,和他们在日本的朋友贺川丰彦住在一起。这个人是位有名的基督教领袖,而在当时的日本,天皇被认为是神圣的,而崇拜祖先和其它神祗的神道教则是国教。在军国主义植根于人民心中的日本,他却在宣扬和平主义社会,并两次由于激进活动被判入狱。贺川丰彦出生于1888年,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成为了一名孤儿,后来被一位美国传教士抚养成人。皈依了基督教后,他来到美国和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