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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性和王朝周期性瓦解，使得周期性地折断芦苇的大风必定要刮起，其结果是蛋破雏死，萌芽和无组织力量一起被扫荡了。
荀子曾感叹道：“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延续。资本主义的胎儿不能产生出来，正是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所造成的这种特有的机制。
6，2 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障碍之一：强控制和郡县城市
明末夏允彝《幸存录》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五个人在一旅馆喝酒。一人趁着酒胆骂了魏忠贤几句，另四人劝他不要乱说。他想反正自己的话不会被特务听见，就说：“魏忠贤虽然凶横，剥不了我的皮，我怕什么？！”谁料到骂声未绝，东厂特务就冲进来抓起这五个人，魏阉也真把那个骂他的人活剥了皮。虽然明代特务机构的横行在历史上也属罕见，但封建国家对市镇和人民的控制一直是相当强的。如早在汉代，《汉律》就规定，三人以上，无故聚集饮酒，罚金四两。特别是城市，更是一体化结构强控制的中心，它们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发育结合的母体
中国封建社会强控制的一个重要政策是重本抑末。它对保护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在封建社会早期更是如此。但从另一方面看，重本抑末又不允许新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历代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一位。早在战国时代泰国就规定私自做小生意的要罚为奴隶，“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西汉初年，规定商人不能作官、骑马、乘车、穿丝绸衣服。就连商人的子孙也不得幸免。当时明令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除政治上的压制外，对商人在经济上的勒索也非常严厉，“重租税以困辱之”。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园占有名田，违者役收其田地奴僮。又如人头税，“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唐代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此外，国家对商业活动也管理很严。唐政府徵当铺典当税、粮食买卖税“四取其一”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商贾的财产税，每缗税二十。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过关也要纳税。明代政府在各府、州、县、市、集都设立了商税机关“税课司局”，并到处新设“抽分局”。以加紧对市民和商人的勒索。
对商业实行强控制最重要的手段，是中国特有的官商、官办手工业制度。这种制度既可以使统一大国内部必要的商品交换得到满足，又不致失去对商品经济的控制、垄断。周代就有泉府的设置，“以泉府同货而敛赊”。这是最早的专卖机构。
从秦汉一体化结构实现以来，封建官僚政治就把触角伸进了商业、手工业，控制了盐、铁、生产工具、铸币的专营专卖，并通过官营手工业垄断了主要的商业和贸易市场。汉文帝时尚“弛山泽之禁”，“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但到汉武帝时便任用桑弘羊在全国设立了盐官三十二处，铁官四十四处，还沿袭战国以来的少府机构，专掌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室消费的手工业，以后成为定制。
官办手工业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和丰富的原料，吸干了民间的精华。但它本身常常又是为最高封建统治者消费服务的，从生产到经营都不受经济规律的约束，不计效率，实报实销。从采购到生产，由国家政府包管。就以元代为例，其官营手工业种类很多，分工很细，机构非常庞大，据记载：“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但由于管理系统腐败，又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以致生产力很低。忽必列时綦阳四处铁冶，有九千五百五十户工匠，但所冶的铁价还不如只抽冶户包银所得的多。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只可能在官营企业中出现。我们知道，价值规律对手工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是有利的，但在官商、官营手工业中却很难发挥这种作用。管理官管手工业的是封建衙门，官员腐化、机构膨胀在这里也非常明显。明穆宗隆庆元年，在司礼监担任生产的军民工匠为一千三百八十三名，脱离生产的官员四百三十三人，占三分之一。从公元1596年起，又用宦官来管理少府，更是腐败不堪。这些部门中的官员营私舞弊，贪污浪费。因此，在官营手工业系统中，生产水平和技艺再高，它也是被埋在无组织力量的污泥中，常常随着无组织力量被扫荡而失传。
另一方面，官商和官办手工业的发达，使得民间私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有时甚至萎缩。汉武帝时，私自煮盐、铸铁者，左脚要枷上六斤重的铁钳，并处以酷刑。国家利用行政手段推销商品，出现了“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的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
最近，有的研究者指出，直到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和一些新生产关系因素，大多出现在那些私营的非法的厂矿中，而在官办、官督商办的厂矿中，生产关系都相当陈旧。官办手工业和厂矿，资金雄厚，技术先进，但这种生产力被束缚在无组织力量的桎梏之中。私营手工业利厂矿，虽有新生产关系的萌芽，但它是非法的，时时要受到官僚机构的种种限制和打击，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可悲的事。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是封建势力控制鞭长莫及的地方。《共产党宣言》曾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英王亨利二世颁发给林肯城的特许状中说，任何人只要在城市住满一百零一天，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当时欧洲有“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的说法。
欧洲的城市是农村封建经济的对立物，是封建政治势力控制薄弱地区，它成为资本主义新因素聚集结合的母体。早在十一世纪，法国朗城就以赎买为手段获得自治权。法王菲利浦二世为了争取城市的支持，曾先后对四十一个旧城和四十三个新城颁发了特许状，承认它们自治。这些自治城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一种尚未发育起来的新结构的雏型。市民经济、市民思想文化以及市民政治，都是在城市里孕育、结合并进一步发展的。欧洲的城市是封建社会汪洋大海中资本主义结构的岛屿。何以说，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就是城市不断壮大、战胜农村的历史。
一般说来，城市的发展是和商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城市能否成为新因素的结合作，就和社会结构直接相关。旧结构控制力越弱，城市越容易成为新因素成长的摇篮。
教皇所在的意大利最为典型。教皇和霍享斯陶棻家族争夺对意大利的统治权，各自又不具备统一全境的力量，形成了三、四百年之久的均势。这种均势造成了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局面和旧制度控制的真空。于是，发达的商业贸易和文艺复兴运动，在这里兴起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热诺阿等等城市，象种子一样在封建社会结构的裂缝中扎根生长，逐渐长成大树。
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宗法一体化结构，就不可能出现上述真空状态。在一体化形成之前，中国古代城市——都、邑、鄙……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等级和宗法色彩。“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一体化结构确立以后，城市就进一步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正如傅筑夫指出的那样，我国战国以前的大小城市中，市场是根据封建“礼法”设置的，是城市一个特殊区域。战国以后的城市仍然由国家设立，而不是随经济需要自然发展起来的。唐代以前，大小市场的兴建和废止，均由朝廷敕令行之。唐代以后经济的发展，完全由政府控制市场已不可能了，出现了大量非官方设置的市镇、集市。但是，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存在，它们不可能象欧洲城市那样成为相对独立于封建结构之外的地区。一旦这些城市由于经济上的重要性而发展起来，就会马上引起封建国家的重视，国家政府机构和管理网会立即延伸到这些城市中去，随之而来的是它们也具有行政上的重要性了。
由于一体化官僚网总是和城市交织在一起，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兴衰，往往取决于它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受经济发展的支配。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城市比欧洲的出现得更早，规模也更大。而这些大城市又随着封建王朝、官僚政治的兴衰而变迁着。
开封就很典型。它是在唐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后被北宋定为首都，成为中原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分繁华昌盛。这种兴旺局面同它是京城的显赫政治地位分不开的。公元1126年金军入城，开封失去首都地位以后，大批官员、商贾、市民离开了开封。开封一旦失去了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商品需求也大为减少，商业急剧衰退。与开封市相连的交通网也开始冷落弛坏。以开封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的商业交往随之衰落。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后。临安迅速成为一个有百万人口、面积比现今杭州市区还要大的繁华大都市。但明代以后，杭州不再是首都，它也就逐渐衰落了。
总之，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商业中心，而且是各级官僚机构的衙门所在地，负责管理广大农村、处理行政和法律事务，担当地方和中央的联络职能。执行着如此重要通讯联络功能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当然远比欧洲封建社会的城市发达，但它也是封建统治控制力最强的地方。因而，中国古代城市又被称作郡县城市，是带有地方行政的强烈的封建政治色彩的。这种城市，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母体。
6。3 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障碍之二：缺乏中介
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还使得资本主义因素结合失去了必要的中介。众所周知，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