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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失灵，对贵族化趋势就失去了遏制调节的力量，官僚机构也就逐渐为世袭贵族所垄断。
魏晋以后门阀贵族势力的强大，是众所周知的。甚至连皇帝也不敢得罪他们。东晋司马睿登帝位的第一天，竟让王导同坐御床，受百官朝拜。士族与非士族之间有非常明显的鸿沟，连皇帝也无法改变。梁时北朝东魏的降将侯景曾要求梁武帝萧衍允许他向王谢士族求婚。萧衍觉得办不到，只好劝他：“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未张以下访之。”齐高帝萧道成在临终遗诏中说：“我本布衣素族，想不到做皇帝。”可见门阀等级观念之深。贵族化的突出表现是，九品中正制代替了汉以来的察举征辟的选拔官僚制度。汉代以地域性的乡间为单位，考察知识分子的品行学问而投之以官。这种制度的实施，要有一体化调节力量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加强一体化。随着一体化失灵，国家陷于分裂，这种制度就不可能推行了。史书载，“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评无地”，这样，曹魏便建立了九品中正制。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州县置中正官，考察辖区人才的高下。品等分为龙等，列在下等的，永不得仕进。九品中正制在名义上保留了考核选官的制度，但选拔考察官吏的职能实际全部落到世族大家手中。由于名教的衰落，对知识分子的评判越来越以家世门第为标准，以后发展成为家世是能否入仕的唯一标准了。寒门庶族，即使道德高尚，学识渊博，也难以膺选入仕，特别是不可能列入上品担任国家高级官员。这样，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国家官僚机构成为贵族门阀专权的政治舞台。吴晗曾经指出，“从四世纪到十世纪大约七百年间，中国的政治被这三十个左右的绅士家族所独占”。可见这种势力流弊之深远。魏晋南北朝时就有人认为，九品中正制的失当，造成了“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这种见解是对一体化调节功能丧失的一种朦胧的意识。
随着政治结构中贵族化趋势的加强，中国封建社会再一次出现了“刑不上大夫”的现象，所谓“罚典难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士族犯罪，处理从轻，理由是不能“雷同群小”。皇帝对世族大家“每从宽惠”、“弘以大纲”，定罪与量刑均另立标准，前有“八议之科”，后设“收赎之制”。东晋初年发生过一桩“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的大盗窃案，主犯是一个士族。有司不敢处理他，就把看管仓库的人杀掉了事。
官僚机构门阀化在官俸上也有体现。两晋官俸主要采取禄田形式。政府把公田按照俸禄等级分给官员，官员自行收禄田（亦称菜田）的租税，同时配给一定的劳动力耕种禄田。官员对禄田有管理、支配收入的全权。禄田上的劳动者称为“田驺”、“僮”、“文武吏”等。他们世代相袭，地位和农奴差不多。我们知道，两晋的禄田制度本非古法，它和儒家的“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的传统是矛盾的。禄田制度是由官僚俸禄向封建领主采邑退化的中间状态。它也是一体化失灵贵族化趋势的表现。
7。5 经济结构的变化：坞堡组织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
一体化调节的失灵，必然导致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不断加强，出现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退化的现象。这一时期出现了类似领主式的经济组织形式；坞堡组织和宗主督护制经济。最近，陈仲安对这个问题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以北魏孝文帝太和中颁布均田制为界限，北方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两种形式。前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坞堡主经济和宗主督护制经济；后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地主庄园经济。实际上，前期类似于领主经济，而后期是向地主经济过渡的中间形态。
坞堡主经济结构早在东汉末已萌芽，但东汉一体化调节对它起抑制作用。西晋灭亡以后，一体化调节失灵，社会动荡不安，坞堡主经济便迅速发展起来，并部分地取代了原有的地方基层组织和行政系统。
坞堡主经济组织很类似于领主制度。大坞堡主控制小坞堡主，小坞堡主控制劳动者。大坞堡主又归附于某一政权，构成了坞堡组织外部的贡纳关系。这一点很类似西欧、日本。苻坚于淝水战败后，当时“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租率结盟，遣兵粮助坚”。可见，仅关中就有大小坞堡三千余，北方社会经济主要是以坞堡组织为单位的。十六国后期直到北魏，社会趋于稳定，战乱时的坞堡经济就逐步转化成更为稳定的宗主督护制经济。
宗主督护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合户制，即“百室合户，千丁共籍”，“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户主即坞堡主、宗主，他们负责向封建政府承担赋役。我们知道，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最主要的差别是：地主经济中，地主剥削农民；领主经济中，贵族对农民不仅有经济上的剥削，还有行政上的管理权。宗主对户内所有人家的土地具有支配权，并对类似于农奴的劳动者有人身管理权，甚至有生杀之权。《北史》中记载过这么一件事：葛荣起事时，殷州西山李鱼川的家主“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坐于大槲树下，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贼至，元忠辄却之。”南北朝后期，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后，行政管理权才渐渐从豪门土族、宗法坞堡主手中夺回来。
魏晋南北朝前期，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退化的重要表现是农奴化倾向。文学界众所周知的“客皆注家籍”，就是指这一时期自耕农渐渐失去独立户籍，而附注在主人户籍上的趋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部曲”制度。“部曲”原为两汉政府军队的两级编制单位。东汉灭亡后，“部曲”又用来指世家巨族的私人武装。自永嘉丧乱，一些既不肯流迁江南，又不甘沦为少数民族统治的世家豪族，便纷纷建立坞堡壁垒进行自卫。大量投靠他们的自耕农也就成为部曲。他们平时耕田，战时作战，对世家豪族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最近，罗宏曾分析指出，部曲与奴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都是“身系于主”，但他们不是豪门世家的“畜产”，不能象奴婢那样论价随便买卖，部曲只能“将转事人”。部曲一旦投靠家门世家，就不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不向政府交纳租税和担负徭役。〈隋书。食贷志》载，魏晋南北朝佃客对国家“皆无课役”。部曲也“不预军征”，而象欧洲中世纪农奴那样，要为主人承担各种杂役，从输谷、助防，到盖房、植树，防范饥民盗田中麦，当船夫等等，劳动果实“被强家收大半之赋”。这和地主经济中自耕农是不同的。部曲制是父死子袭，只有通过放免或自赎的手段，才能摆脱对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重新成为自耕农。〈晋书。元帝纪》和〈宋书。武帝纪〉中都曾记录了免部曲为平民的诏令。由此可见，部曲和佃客实际上和农奴差不多，他们在魏晋南北朝的前期和中期，特别是在北方领主经济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是主要的劳动生产者。
南朝也由于贵族化倾向严重，自耕农在不断减少之中。南朝地主经济不断退化的有力例证是荫客制的发展。所谓荫客制，就是农民投靠封建官僚或豪门世家求得“荫庇”，以免除对国家的纳税服役。荫客制度的发展可以作为地主经济退化的尺度。三国时代，国家尚有一定的调节能力，在曹魏、孙矣等地，给官僚数额不等的赐客、复客只是一种不成文的临时性措施。但到西晋时，贵族门阀势力更炽盛了，荫人制也被法律认可而固定化了。西晋法律规定各级官吏“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和佃客。东晋时官员法定可以荫客的人数增加了数倍，详见童超整理出来的表（表10）。东晋一至九品大小官员，最多可荫户四十户，最少为五户。当时官员有几万，那么国家法定的荫客数即可达十几万户。有人统计过东晋官员法定荫客数为十五万户，如果以南朝灭亡时总户数六十万计，那么官员荫客数就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一了。实际上，官员的荫客数总是大大超出法定数额的。这表明，从三国、西晋到东晋，地主经济在不断退化之中。
由于经济结构向领主经济退化，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农民受到的封建剥削更为厉害，农业生产水平下降。最近，余也非指出，先秦时北方小麦卡均亩芦量为零点七三二市石，两汉时增为零点八零四市石，到魏与西晋降为零点七九一市石，北朝时进一步退到零点六八六市石，还不如先秦的水平了。
7。6亚稳结构与魏晋封建说
从前几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较大地偏离超稳定系统典型结构。但是，这一时期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之间还是相互适应的，其框图如图18所示。领主庄园经济和政治上的贵族门阀制是相适应的。国家的分裂和佛老玄学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相互适应，这是一种没有一体化调节功能或一体化功能很弱的适应态。也就是说，这一新适应态代替了由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儒家正统这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原来的适应态。所谓一体化结构的破坏，正是指原来调节方式受干扰，通过一段时间的动乱，三个子系统在相互作用中趋于另一种稳定态，这就是魏晋南北朝亚稳态结构。
亚稳态结构在魏晋南北朝中期已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