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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人除受行老和引领的压榨外，还要受皇室、贵族和官僚的盘剥。金朝宫廷所需货物，往往在商行中“强市”。金朝接待宋朝使臣的接伴使副，都把宋朝私赠的礼品在南京出卖，“物有定价，责付行人，尽取见钱”。各地权贵也经常纵使家奴侵渔商铺，“名为和市，其实胁取”。
院务和商税——金朝在中都设都商税务司，正、副使和都监各一人，负责征收商税、巡察逃税等。大定初年，各地商税院务经常苛留商人和行旅，“披剔行旅，甚于剽掠”。因此，在一一六二年，世宗下令罢诸关征税。一一八○年，规定商税法，凡金银百分征一，其他货物百分取三。此后，商税率逐步提高。一二○七年规定，小商贩贸易的货物征钱百分之四，金银征百分之三。中都的商税额，世宗时为十六万四千多贯，章宗承安初增加到二十一万四千多贯。
货币——世宗时，商品交换的逐步发展，促使铜钱、交钞逐步增加发行量，同时，银铤的使用也日趋加多。
一一七八年，金朝在代州设监（后名“阜通监”），铸“大定通宝”铜钱，年产一万六千多贯。一一八七年，又在中山府曲阳县设利通监。以上两监，每年共铸钱十四万多贯。
因为官府掌握的和流通领域中的铜钱较多，世宗时交钞的发行量不大。一一八九年，有的官吏认为，交钞的使用有利于商旅远行，但每期交钞只能行使七年，不利于周转，因此建议朝廷废除“七年厘革之法”，使民间能够长期使用，如果交钞上的文字磨灭，允许到各地官库纳旧换新。
世宗时，国库积存大批金银，约可折钱一亿贯。这时，白银作为货币来使用还并不很多。但官府已经将白银铸成银铤，每铤重五十两，值铜钱一百贯。民间往往将银铤截凿成小块，流通支付。
榷场——金朝和宋朝、西夏以及北方少数族的经济联系，主要依靠榷场这一渠道。设置在宋、金分界线上的榷场，有泗、寿、颖、蔡、唐、邓、凤翔、秦、巩、洮、息等州府，还有专为宋人海上贸易准备的密州胶西县。设置在北边的榷场，最初有燕子城、北羊城，后来有庆州朔平、净州天山、丰州、东胜州、辖里尼要等。设置在金、夏边界的，有绥德州、保安州、兰州三处。各处榷场，根据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废置不常。金朝在各处榷场派出场官，“严厉禁，广屋字，以通二国之货”，每年所收税息，是国家财政中的一项重要的收入。金朝从宋朝购买的货物，仅茶叶一项，每年就要费银三十多万两。金朝官府从西夏、北方少数族输入的货品主要是马匹。大定时，金朝泗州场，每年收税五万多贯；一一九六年，增加到十万多贯。秦州西子城场，大定时每年收税三万多贯，一一九六年增加到十二万多贯。
（三）封建剥削的加强与农民起义
当金朝处在奴隶制度统治下，奴隶主要扩大财富的占有，就必然要发动战争去掳掠奴隶，不断扩大奴隶的来源。而在封建的租佃制发展后，扩大土地占有，以剥削农民，便成为女真贵族主要的剥削手段。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金朝封建主不断地展开了土地的掠夺，并且不断地加强了对各族人民的赋税和徭役的剥削。
一、土地掠夺
占夺民田 转化为封建主的女真贵族，通过多种途径，大规模地掠夺土地。常见的现象，是所谓“豪夺民田”，即依仗权势，非法强占女真和汉族人民的田地，据为己有。租佃制的发展，女真猛安、谋克民户中，出现了“富强丁多者”和“贫难者”的分化。女真贫困户不能自存，便只有出卖田地给“豪民”。女真贵族地主通过买田，不断地兼并了大量的土地。贵族地主也还依仗权势，在官府授田时，占据上等的良田、腴田（肥田），而把贫瘠的田地拨给女真的贫民。
多占官田 女真贵族地主还使用各种手段，多占官田。女真旧制，牛一具、民口二十五，授田四顷四亩，但官员贵族却可恃势多占。世宗对左丞完颜襄说：“卿家原来只七具，现在定为四十具，你们还不愿意。”可见完颜襄占田早已超过四十具，即一百六十多顷。定制以外，朝廷还有对贵族的“赐田”。如太保阿里原曾被赐给山东地一百四十顷，又赐中都路田一百顷。贵族官僚住地迁移时，继续占有原住地的田地，又在新住地占田。如上京路宗室贵族迁徙到河间，由官府拨地后，仍不文还旧地，“两地皆占”。
冒占官田 金朝占据的大批官田，被“官豪”们租去，再出租给农民。年月既久，这些官僚地主们便把原来的官田，冒为己有，或者凭借权势，冒占强取。海陵王时，参知政事纳合椿年广置产业，留给子孙。世宗时，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椿年子猛安参谋合、故太师耨碗温敦思忠孙长寿等三十余家，共占田三千余顷。山西的田地，也多被“权要”们占去，占田多的人家平均每口有田地三十多顷，以致平民无田可耕。中都和涿州各县大批官田，也被赵王完颜永中等四个王府冒占。世宗时，女真贵族、官豪冒占官田，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括田（刷田）贵族地主冒占官田，反映了他们和金朝官府之间的土地争夺。一一七九年（大定十九年）十二月，世宗派遣括地官张九思到各地拘括被民间占去的官田。张九思根据地名皇后庄、太子务等的田地，不论百姓有无凭据，一律指为官田拘刷。甚至秦汉以来的名称，如长城、燕子城之类，也都拘括为官田，结果是一般地主甚至农民的田地被官府强行拘占。而那些权势之家冒占的官地反而得免。一一八一年，世宗又令拘括豪家所占夺的官田。如对参谋合、温敦长寿等所占官地，除牛头地外，限给十顷，其余皆拘入官。山后招讨司括地也照此办理。同年，又在山东大规模地拘刷民田入官。世宗对官员们说：虽称民地，然无凭据，“括为官地，有何不可？”又说：“虽曾经通检纳税，而无明验者，复当刷问”。经过这样的拘刷，山东路拘括入官的田地即达二万余顷。梁山泊被拘为官地，附近民地也都被拘刷。农民被迫流亡。懿州一带，没入官府的田地有六万多顷。世宗的拘田，反映了朝廷与宫豪之间的土地争夺，一些小地主和农民的田地都因而被强占。广大田地更加集中到官府和女真贵族地主的手里。
二、苛重的赋税和徭役
苛重的赋税 金朝的赋税基本上沿袭辽、宋旧制，分正税和杂税两种。对猛安、谋克部则只征牛头税。
正税，即夏、秋二税。夏税规定每亩农田征粮三合，秋税每亩征粮五升、秸一束（每束重十五斤）。交税的期限，夏税为六月到八月，秋税为十月到十二月。
杂税，主要是物力钱、铺马钱、军需饯、免役钱及黄河夫钱等。
物力钱——依据民间私有的田园、邸舍、车辆、牲畜、树木的价值和收藏金银的多少，征取税钱，叫做物力钱。民间自己居住的宅院不征。猛安、谋克户和监户、官户在住所外，自置田宅，也征物力钱。遇有临时的差役，即按物力钱的多少摊派。
铺马钱——金朝设递铺，筑小坞，四角插黑旗作标志。凡朝廷有事，颁发金牌、银牌或木牌，调发递铺兵骑马传达。递铺所养马匹的费用要向民间征收，称“铺马钱”。
军需钱——一一六三年，世宗因“南征”军士每年所需军费一千万贯，官府只备二百万贯，不足的八百万贯向官户和民户征收。这是军需饯的开始。各地元帅府的开支本来就毫无节制，军需钱出现后，都以此名义向百姓勒索。
免役钱——山东、河南、陕西等路沿袭北宋旧制，州县按民间物力多寡征收税钱雇募司吏和弓手，称为“免役钱”。一一六三年，世宗下令罢征弓手钱，司吏钱依旧不变。
黄河夫钱——金朝黄河数次泛滥，河道迁徙不定。筑堤等工程所需民夫，大部分征发附近农民，此外又以治河名义征钱，称“黄河夫钱”，又称“河夫钱”。
预借——世宗初年，因朝廷经费不足，有的官吏建议预借河北东、西路和中都路的租税。《金史·食货志》记载，世宗认为“国用虽乏，民力尤艰”，没有同意。但实际上还是实行了，不仅上述三路，连河东南、北两路也实行顶借。据《龙岩寺记》说：一一六二年，转运司预借泽州陵川县民间三年租税，并强迫百姓运往陕西，以作为军粮，来回路程三千多里。（见《山右石刻丛编》）此后，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官府经费足用，渐少预借民间租税，但到金朝后期仍屡见不鲜。
通检推排金朝制定了繁重的赋税剥削制度。广大的各族农民交纳正税和多种杂税时，还要承受官吏们的中间盘剥和勒索，而且，官员、地主占据良田，只交轻税，农民只有贫瘠的劣等田，却要交重税。特别是物力钱，贵族、官员、地主们用各种办法隐瞒财产，逃避赋税。贫苦农民仅有很少的财物，却要负担很重的税钱。结果是：繁重的赋税都被转嫁到各族人民身上，贵族、官僚、地主们大量隐漏赋税，使金朝的收入受到严重的影响。
金世宗多次派出官员去清查土地、核实财产，称作“通检”或“推排”。实行的结果，却又给广大人民带来了灾祸。
——六四年，金世宗派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到各路通检物力钱。诸使在各路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张弘信通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妄加百姓产业几倍，百姓来申诉，立即严刑拷打，甚至被打死。一一六五年，有关官吏向世宗报告各路通检不均的情况，世宗下令以户口多寡。贫富轻重为标准“适中定之”。之后，又订出各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统一各路的通检标准。
一一七五年，离第一次通检已经十年，赋役仍然轻重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