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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的困难和纸币、银币的滥发 水灾频仍，生产停滞以及官僚、贵族的大肆搜括，使官府收入日趋减少；对外战争连年不断，使官府军费与日俱增，金王朝财政出现了“所入不充所出”的窘境。
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章宗逐渐改变世宗时的做法，开始大量发行交钞。正如《金史·食货志》所说：“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一一九七年，因为交钞发行过多，民间常常拒绝使用票额在一贯以上的“大钞”，官府不得不以票额在七百文以下的“小钞”来回收部分“大钞”。承安三年（一一九八年）正月，金朝命令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凡是一贯以上的交易，必须使用交钞和宝货（银币），不准用铜钱。九月，因为百姓都把“小钞”换成铜钱，交钞无人愿意接受，规定亲王、公主、品官存留现有铜钱的三分之一，民户存留一半，其余限期十天换成实物。这时，还发行“三合同交钞”，强迫民间使用，官府只管发行，不管回收。直到一二○二年，金朝才允许百姓在交税时使用这种交钞，但以税额的十分之一为限。交纳铺马钱时，才允许税额的半数可以交纳这种交钞。由于统治者不断在钞法上玩弄花样，愚弄和剥削百姓，因此百姓“往往怨嗟，聚语于市”。泰和七年（一二○七年）正月，章宗面告御史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论钞法难行者，许人捕告，赏钱三百贯，”同时，规定官府以后不得支出“大钞”，民间现有的“大钞”可向官府换取“小钞”及铜钱。七月，又规定民间交易、典质额在一贯以上的，全用交钞，不得用钱。尽管金朝统治者对交钞柞了种种规定，但民间仍然不愿使用，甚至连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外出巡按，也认为大钞“难以支用”而让人换取现钱。对于这种胆敢不愿使用交钞的官员，御史以其“沮坏钞法”而加以弹劾，章宗更认为是“情不可恕”，给予严惩。
章宗时，交钞的发行总额和贬值憎况，记载缺略。但从一二一○年金朝用八十四车交钞作为军赏，可知交钞所值无几。《金史》的编者慨叹说：“兵衄（音nǜ）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
由于流通领域中铜钱不够使用和文钞发行过多，而官库中贮藏着价值一亿贯铜钱的金、银，所以从一一九七年起官府正式发行银币，称“承安宝货”，自一两到十两共五种，每两折铜钱二贯。这是汉武帝以来第一次正式发行银币。官府规定银币和交钞相兼使用。但发行不久，发现民间大批私铸的“承安宝货”，杂以铜锡，中都为之“闭肆”。于是又不得不在承安五年（一二○○年）十二月下令停止铸造和使用。
通检推排 章宗即位后，有十多年没有进行通检推排，女真地主和汉族地主乘机加紧掠夺土地。平章政事完颜匡除拥有由朝廷“拨赐”的“家口地土”外，还在济南、真定、代州等地攫取“上腴田”，百姓的“旧业”多被夺走。章宗宠妃元氏之兄仗势霸占大批水田。分散在各地的屯田女真贵族和猛安谋克上层分子也大多“包取民田”。他们凭借权势，逃避赋税。贫苦农民虽然仅有少量土地，却要负担繁重的赋税。加上西北边境少数族不断侵扰，金朝对女真猛安谋克户和其他民族的百姓调发频繁，“贫户”日益增加，纷纷逃亡。一一九七年十月，章宗不得不下令通检全国物力，规定：凡已经典卖物业者，只随物业“推收”（把原有物力钱数推割给典买者）；分家异居者，允许另立户籍；困弱者可以减免，新富强者适当增添。又规定：应一切从实，不必凑足原额；边境被侵扰的地区，暂时不实行推排。各路推排时，由朝廷差官一员，与各路提刑司所派官员一起进行。一一九八年九月，尚书省奏报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钱，共计二百五十八万六千多贯。原额为三百零二万二千多贯，这次对贫乏者减免了六十三万八千多贯，又对新富强者增加了二十万二千多贯。
一二○一年八月，章宗下诏推排西京、北京、辽东三路人户的物力。泰和二年（一二○二年）闰十二月，章宗认为，推排物力时，官府既要询问人民的浮财物力，又要核实分等，事繁期迫，难以得实，命令尚书省拟订“人户物力随时推收法”，让民间典卖产业时，随时“推收”物力钱。一二○六年十一月，下诏制定各州府“物力差役式”。一二○八年九月，再次派吏部尚书贾守谦等十三人，分别与各路按察司官员一起推排民户物力。章宗召见十三名使臣，指示他们在推排时，对“新强户”增加的物力不要添足，要“量存气力”，对“销乏户”也不要销而不尽，否则留下一些物力，仍旧负担不起。
括田 由于对北方鞑靼等族战争的屡次惨败，金朝大臣们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女真屯田户土地太少，无以养赡，不免饥寒，因而缺乏斗志。他们主张再次括刷民间逃税的土地，分授屯田户，以鼓舞士气。一一九一年，章宗下令各地属于官府的闲地，百姓已租佃者仍旧，未佃者即交给屯田猛安谋克户。一二○○年，又命枢密使宗浩、礼部尚书贾铉佩带金符，行省山东、河北、陕西等路括籍被百姓“冒占”的官田，共得地三十多万顷。女真屯田户在领取官田时，多冒名增口，或者“包取民田”，使百姓“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莒州刺史某人在括田时，指使其奴婢控告临沂百姓冒占官地，前后发出赏钱三百万，先付给官钱，然后向百姓征取，百姓苦不堪言，纷纷逃亡他乡。括田的过程中弊端百出，所括之田不仅包括百姓冒占的官田，还有大批百姓的私田。参知政事张万公曾向章宗上书极谏，反对括田，指出：“夺民（田）而给与军，得军心而失天下心，其祸有不可胜言“。”又说：实在不得已，就把括到的田地，招募百姓种莳，以所入田租供养军队，则军队有坐获之利，而百姓无被夺之怨。章宗不予采纳。由于北方战争的失败，女真族猛安谋克屯田军陆续南迁，官府经费枯竭，就把括田当作封建国家维持猛安谋克屯田军生活和筹措军费的主要手段。
猛安谋克的衰落 章宗统治的二十年间，女真族基本完成了封建化。在此期间，猛安谋克军事组织的名称虽然依旧保留，但由于其内部生产关系的变化，猛安谋克部实际上变成了封建国家的职业军队，猛安谋克变成了披甲的封建地主。
女真贵族、官僚和猛安谋克上层分子竞相兼并土地，招募农民佃种，掠取地租。但长期不劳而获，生活腐朽糜烂，既不会生产，又不会打仗，完全变成一批“不耕不战”的寄生虫。这是不利于金朝统治阶级“长久之计”的。因此，金王朝多方限制女真屯田户出租土地。章宗在一一九0年三月规定：女真屯日军户所受的田地，只许自家耕种，实在劳力不足的，才允许出租，只随地所产交租。如佃户愿意折钱交租，要根据佃户自愿。如果人户不愿承佃纳租，也不准强迫。但是，在女真族内部，租佃关系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一二0四年九月，章宗不得不放宽对女真屯田户出租土地的限制，制订“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它规定，女真屯田户在所拨授土地十里以内，每丁必须自种四十亩，多余的土地方许“便宜租赁及两和分种，违者钱业还主”。准许女真屯田户出租定额以外的土地，租佃方式由出租者决定，或者采取主、佃分种即分成租制的办法。这就等于是宣布了女真猛安谋克户出租土地的合法性。
从很少的有关史料中，已经反映出这一时期女真猛安谋克户在转变为地主后，穷凶极恶地掠取地租。元好问撰赵雄飞墓碑记载，长垣县百姓租种女真“镇防军”的土地，即使遇到水灾，土地被淹淤积，不曾耕种，镇防军依然“恃势征租，不少贷”。佃农无处控诉，听任其欺压，有的甚至被抢走了耕牛。
女真上层分子转化为地主后，逐渐失去原来慓悍善战的习性，普遍变得游手好闲起来。有些人则崇尚汉族文化，吟风弄月，舞文弄墨，以考取“进士”为最大荣誉，把世袭猛安谋克这一军官职务看成是有失自己高贵身分而去充当纠纠武夫的一种莫大耻辱。上京人赤盏尉忻本应世袭父谋克职，但他不愿做谋克，却一心去投考“策论进士”。象赤盏尉忻这样的女真族上层分子并不是个别的。章宗在明昌初年首次允许猛安谋克参加进士考试，考试的科目有策论和射击，以此来决定科甲的高下。但章宗对猛安谋克投考进士并不十分鼓励。太傅徒单克宁曾经对章宗说：“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便。”章宗以为至当不移。
章宗时，猛安谋克普遍骄横不法，军纪松弛，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