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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渊学派的后继者，在江西和浙东讲学，浙东有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等人，号为明州四先生。但陆派心学在南宋并未取得官方的认可。理宗时，程朱学派诸人从祀孔庙，不列陆九渊。朱、陆两派长期争论的结果，朱学在政治上战胜陆学，为南宋统治者所采用。朱学的推行，也加深了南宋统治的腐败。
（四）金元理学的传播
和南宋并立的金朝，在它的建立初期，处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阶段，对于汉文化只是作为封建文明而逐步加以接受，还不存在提倡某一学派的问题。在长期战乱的年代，也没有出现什么“名家通儒”。金世宗、章宗倡导汉文化，奖励儒学，宋朝的经学和理学才又在金朝继续得到传播。霸州儒者杜时升在嵩，洛山中教授二程之学。《金史·杜时升传》说：“大抵以伊洛之学教人，自时升始”。易州麻九畴治《易》与《春秋》，并以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授徒。金朝末年，在学术上 有所撰述并在社会上有所影响的学者，是王若虚和赵秉文。
王若虚——真定藁城人王若虚，字从之，承安二年（一一九七年）经义进士。以县令进为国史院编修官，预修《宣宗实录》，曾奉使夏国，归为平凉府判官，转延州刺史。王若虚著《道学渊源序》，以为宋儒“使千古之绝学，一朝复续”。他推崇两宋理学家“推明心术之微，剖析义利之辨，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见”，但也指责理学“消息过深”“揄扬过侈”“句句必涵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名为排异端（佛，老），而实流于其中”。因此，他赞同叶适的评论，以为理学家是将六经之书牵合性命之论，茫然不可测识（《论语辨惑序》）。他在《论语辨惑》中，对周敦颐、二程、朱熹、张栻等人的注释，一一加以评论褒贬。指出朱注“删取众说，最号简当”，但有些注解则是“妄为注释”，“过为曲说”。王若虚以金人而论宋学，得免派别的纠葛，因而议论较为客观平允。但他所学仍以宋学为主，并未能独辟蹊径，成一家言。所著文章编为《滹南遗老集》传世。
赵秉文——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晚年号为“闲闲老人”，金哀宗时病死。生平研治《易》、《中庸》、《论语》、《孟子》诸经，兼善诗文。一时号为“斯文盟主”。赵秉文以程朱的道德性命之学自任，在学术上少有新创。晚年值金朝衰乱，又于禅学求慰藉。传世的著述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
蒙古灭金时期渐与汉文化有所接触。一二三五年，蒙古阔出军侵宋，攻下德安，俘儒生赵复。赵复字仁甫，德安人。杨惟中、姚枢携赵复至燕京，见忽必烈于潜邸。赵复与姚枢在燕京建周子祠（周敦颐祠），又建太极书院，讲授程朱理学。赵复带来程朱传注，尽付姚枢。《元史·赵复传》说：“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金末儒生早已有人品评程朱之书，并非始白赵复。但建立书院，广收门徒，则确是自赵复始，学者称复为“江汉先生。”姚枢将程朱书授予许衡。广平人窦默与姚、许一起讲习性理之学。姚枢、许衡、窦默，成为元初影响一时的名儒，并且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汉人儒士集团。元世祖忽必烈多次向他们访问治道，并延聘教授太子真金。在元朝初年，蒙古奴隶制与封建制，汉法与“回回法”的政治斗争中，姚枢、许衡等人无疑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学术上，他们对理学虽也有过某些评议，却没有多少建树可言。
元朝灭南宋后，在江南著书讲学的学者，则有邓牧、吴澄和许谦。
邓牧——浙江钱塘人邓牧，字牧心。南宋亡后，他拒不在元朝做官。元成宗时，隐居在余杭山中的洞霄宫，曾与宫中道士编集《洞霄图志》。他的著述，则收编于《伯牙琴》一书。书名寓意是知音者少，书中的论说也确是遇然不同于流俗。邓牧亲历南宋亡国之痛，深感南宋崇信空谈，集权专制，贪婪腐败所造成的祸害，著《君道篇》痛斥皇帝的专制，说：“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所好，聚人所争，慢藏海盗，冶容海淫，欲长久治安可乎？”又痛斥官吏的贪暴：“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他同情人民的反抗，以为都是由于官吏的剥夺而引起，说：“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以上并见《伯牙琴·吏道篇》）。邓牧还表露了他对君民名分不严的尧、舜时代的幻想，甚至主张“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在邓牧的著作中，有儒家“大同之世”的影响，也有道家太极阴阳说的阐述，但他自称“三教（僧、释、道）外人”，以表明他并非崇信某家旧说。他的论说只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统治秩序的愤嫉不平，从而提出强烈的抗议，产生虚幻的空想。这在理学纲常之说流行的年代，确是罕见而难能的。但邓牧隐居著书正如伯牙鼓琴，在社会上并没有多少反响。
吴澄——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与邓牧相反，吴澄继述程朱，传播道学。吴澄在元初被召入京师，成宗时在龙兴郡学讲学。文宗时病死，年八十五。吴澄历经元代七朝，多次入朝任讲官史职，晚年归家讲学授徒，学者称为草庐先生。吴澄讲学，祖述周、邵、程、朱，又企图调和朱、陆，对理学作通俗的讲解。如以“太极”为万物的总称，认为道、理、诚、天、帝、神、命、性、德、仁与太极都是一事。但他的基本论点，仍以为理是气的主宰。吴澄在元朝讲理学，与宋金对立时期已不相同，他不再讲“尊王攘夷”，而只讲伦常纲纪，以维护元朝的统治秩序。他说：“三纲二纪，人之大伦也，五常之道也。君为臣之纲，其有分者义也。父为子之纲，其有亲者仁也。夫为妻之纲，其有别者智也。长幼之纪，其序为礼。朋友之纪，其任为信”（《草庐精语》）。吴澄校定诸经，晚年著《礼记纂言》，注训古礼，但他在哲学思想方面并无新创。
许谦——吴澄以后，理学的传播者是金华人许谦。许谦，字益之，早年从金履祥学理学。仁宗时在东阳八华山讲学，有门人千余人，自号“白云山人”。元顺帝至元三年（一三三七年）病死，年六十八。仁宗是理学的提倡者，金华是理学昌盛之地，许谦讲学四十年，一时很有影响。黄溍为他作墓志铭说：“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复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又说许谦之学“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黄金华集》卷三十二）。许谦在《入华讲义》中说，人伦有五，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谓之五伦。人性也有五类，仁、义、礼、智、信，谓之五性。大抵许谦讲学，着重于伦常和修身之道，对哲学义理无多探讨。但朱嘉的理学经黄斡传至何基、王柏、金履祥，再传至许谦，在金华逐渐培育出一批信奉理学的儒生。明朝初年，金华文士形成以宋濂为首的集团，具有颇大的势力。
第二节 文学与艺术
唐代是文学艺术的极盛时期，在许多方面都为宋代文艺的发展奠立了基础。店宋之间，是封建的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宋代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新发展，不能不推动文学艺术也出现新的创造。宋代文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宋朝初年，承晚唐五代的靡丽之风，诗尚雕琢，文崇骈俪，文学上陈陈相因，很少新创。（二）仁宗以后，随着政治制度改革的尝试，文风也有较大的转变。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散文作家，上接韩、柳，重又开展了古文运动。散文成为议论政事的有力武器。诗风也转而趋于平易，并且由于赋予论议的内容而构成宋诗的特色。五代时兴起的词，原来只供席上花前，浅斟低唱。由于宋代词人为它注入了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使词一跃成为与诗文同样受到重视的文体。现存宋词，篇逾二万，作者千人。宋词彪炳一代，足以与唐诗比美。（三）宋朝南迁以后，抗金救国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诗与词都以表现这一主题而得到发展。由于南宋城市经济的发达，适应居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出现了话本与南戏等新文艺，为小说与戏剧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金代诗文并没有多少新成就，但诸宫调和院本的发达，却培育了元代的戏剧。元代戏剧创作极为繁盛，出现了不少思文并茂的名篇巨作，戏剧的发展盛极一时。唐诗、宋词、元曲（剧）汇为文学史上的三朵名花。
宋元时代，绘画与书法也具有时代的特色，涌现出不少名垂后世的书家与画家。
下面简略叙述宋元时代文学艺术各部门的发展概况。
（一）诗、词
一、北宋的诗词
北宋初年，文坛上仍然沿袭着晚唐、五代的颓靡纤丽的风气。北宋王朝“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官僚、地主奢靡成风。颇有作为的宰相寇准，有诗云：“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搏前听艳歌。”北宋官僚家中，大都蓄养歌伎，金尊檀板，纵情享乐。文风的颓靡纤丽正是这种社会风气在文坛上的反映。
北宋初年，在文坛卓然自立，有所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王禹偁（九五四——一○○一年），字元之，山东钜野人。他曾有志于改革弊政，三次遭到贬谪。他的诗文都很为当时人所推重。赵匡胤称赞他的文章是“当今天下独步”。著名的隐逸诗人林通也推崇说：“纵横吾宋是黄州”（王禹偁谪居黄州）。诗学白居易，能得其清不得其俗。他的《畲田词》歌颂劳动者的勤奋，语言平易通俗。当然，他造句也着意雕饰，如“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村行》），“随船晓月孤轮白，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