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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诗人，旧来都以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并称为四大家。不过尤表现存的作品，不很相称。杨万里（一一二四———二○六年），自号诚斋，早年学江西诗派，后来转而师法自然，创为一种清新活泼、平易流畅的“诚斋体”，写成了不少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抒发忧国忧民情感的诗篇。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年），号石湖，他出使金国时写的七十二首七绝，和晚年归隐石湖时写的《四时田园杂兴》，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佳句如“岂是不能扁户坐，忍寒犹可忍饥难”，确是优秀的作品。
陆游（一一二五——一二一○年）是南宋杰出诗人，字务观，号放翁，浙江山阴人。几时即遇金兵南侵，备受流离迁徙的痛苦。壮年目睹南宋统治者忍耻包羞，强烈要求抗敌复仇，收复失地。他在参加进士考试中，因喜论恢复而受到秦桧的迫害，秦桧死后才被起用。张浚北伐失败，陆游也因“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而被罢黜。其后，陆游宦游入川，先后入参王炎与范成大的幕府。他怀着以塞上长城自许的雄心，从军到汉水之滨，“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金错刀行》）。但是，南宋统治集团文恬武嬉，陆游的热望不免落空。他只能作为一个行吟驴背的诗人，在细雨中的剑门吟哦踯躅。一一七七年，陆游饱含悲愤地写下了《关山月》一首：“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自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对耻辱的和议与醉生梦死的统治者发出了有力的控诉。在四川逗留的八年是诗人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一一七八年，陆游被召回临安后，又作过几任地方官，很不得意，但坚持抗战的主张则始终不移，最后竟因此受到当政者的忌刻，罢官乡居。韩任胄当政时期，陆游曾短期出仕，为韩托胄撰写了《南园阅古泉记》一文，颇为反对派所讥议。其实为抗金而合作，是无可非议的。八十六岁高龄的陆游，在临终前还写下了七律《示儿》一首，渴望王师北定中原。《示儿》诗情思并胜，传诵一时，是罕见的名篇。
陆游诸体皆工而尤长七律，艺术风格雄肆奔放，明朗流畅。刘克庄称他“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下，故当为一大宗。”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作家，直到老年，还是以“无诗三日却堪忧”。他所保存下来的诗有九千三百余首，大部分是抒发爱国的情思。正如靳荣藩《读陆放翁诗集》所说：“卷中多少英雄恨，不是寻常月露词”。
和陆游同时，雄据词坛、两相辉映的，是辛弃疾。辛弃疾（一一四○——一二○七年），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廿一岁时，曾参加耿京所领导的抗金农民起义军。南下投宋之后，积极建议恢复。但是，腐败的南宋统治者，把他视为所谓“归正人”，予以歧视和压制。辛弃疾自青年时领兵抗金，“壮岁施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陆游称赞他“管仲萧何实流亚”，是能文能武的经国之材。然而，却长期充任无足轻重的地方官，壮志难申。“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诗人把他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一二○四年，他出任镇江知府，正当韩托胄紧张地筹划北伐，辛弃疾以廉颇自况，愿杀敌报国。他在镇江府任上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但是很快又被调离，空怀着规复中原的宏愿，抑郁而死。
辛弃疾的词，留传至今的有六百多首。刘克庄称赞为“大声镗，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他继承和发扬了苏词豪放的风格。周密在评论苏轼和辛弃疾时退苏进辛，理由是“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把不同时代的古人放在一起来比长短，未免勉强。苏词首创豪放的风格，其巨大成就是不容否认的。苏词的豪放表现为超逸。辛词继承并发扬了苏词的传统，其豪放则表现为激励风发；在内容上则紧密联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这是南宋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确是苏词所不能及。辛词也在更大程度上突破了词体格律的束缚，自由恣肆，语言也丰富生动，“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但过多用典，即有所谓“掉书袋”的缺点。他在词中往往议论纵横，也时有议论过甚的毛病，致有“词论”之讥（陈模《怀古录》引潘牥语：“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但是，内容与形式并盛，仍是辛词的一大特色。
和辛词风格相同的词人还有陈亮、刘过和韩元吉等。他们政治思想上的共同特点是坚持抗战，并因此而受到压抑和排斥。与之相反，姜夔、吴文英、张炎、周密这一派人则极力回避现实，沉浸于词本身的艺术追求。这种词风的产生也是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联系的。屈辱的对金和约使南宋小朝廷终于稳定了偏安的局面，同时也腐蚀了恢复旧疆的积极精神。举朝上下都沉醉在苟安旦夕，纵情享乐的风气之中。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正是南宋统治腐败靡烂的写照。在达官贵人的酒宴席上，出现了一批吟风弄月的帮闲文人。姜夔、吴文英就是这批文人的代表。姜夔长于音律。他自制谱曲，无不协律，很讲究形式、音律和词藻的美，上承周邦彦而发展为后来以音律为主的格律派。过去评论姜词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王国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戈载）。“南渡一人，千秋论定”（冯煦）。这主要是指他长于音律说的。他的词句，造语奇警。如“波心荡，冷月无声”。“冷香飞上诗句”，“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也得到人们的赞赏。最负盛名的《暗香》《疏影》，其中说：“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又《同潘德久作明妃诗》：“虽为胡中妇，只著汉家衣”。也还是有所寄托的，比起吴文英等人要高明得多。人们批评吴文英的词说：“梦窗（吴文英号）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张炎）。“用事下语太晦”（沈义父）。说明他的作品象一个漂亮的肥皂泡，就外表的音律和词藻看，五光十色，瑰丽非常，思想内容却十分空虚。为了强求形式，甚至可以不顾辞义。张炎的父亲张枢，“每一作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有一次，他发现自己同中有“琐窗深”一句中的“深”字不协，便改为“幽”；还是不协，最后改为“明”，才算协律。“深”与“明”在意义上是相反的，但为了协律，便可以任意换置。晚宋的词家对一个字严格到要求辨四声、五音，分别阴阳，而思想内容则可以置之不顾。在这样一种形式主义的追求下，词的生命力也就要完结了。
在诗的领域里，南宋后期江西诗派进一步风行，诗风颓靡，形式上生硬拗捩，一派衰败的气象。永嘉四灵（徐照字灵辉、徐玑字灵渊、翁舒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他们都是永嘉人）起而反对江西派，但因为思想内容与艺术功力都比较浅狭，不足以矫正时风。四灵派的推广，成为所谓江湖派（陈起能辑诸家诗，题为《江湖小集·后集》）。这些人都是江湖游士，品类复杂。其中比较出色的有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刘克庄在词上继承辛派词人的豪放风格，是南宋后期能独树一格的重要词人。
南宋末年，蒙古南侵，在南宋的危急关头，文天祥毅然奋起，高举抵抗的旗帜。他也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他兵败被俘后，在《过零丁洋》诗中，慷慨誓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充分显示了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同时的文人如谢妨得、谢翱、汪元量、郑所南、林景熙等也都和文天祥有共同处。他们的诗，悲愤苍凉，表现了诗人们的气节。
三、金元的诗词和散曲
金元的诗词，从风格上讲，大体上是两宋诗词的延续。金初的诗人，多是被拘留的宋朝使者，其中著名的有字文虚中、高士谈和吴激等。他们被迫留仕金朝，但又索情故国；不满忍辱事仇，但又无所作为，只是抒发哀思，很少有积极的情绪。
金世宗、章宗时期，党怀英、赵讽、王庭筠等活跃在诗坛。他们的作品很少触及社会矛盾，在形式上则大都模仿苏轼和黄庭坚。刘祁说：“明昌间，作诗尚尖新”。金中叶的诗风基本上是崇尚江西诗派。当时，金和南宋都崇江西诗派，但表现各有不同。金人追求尖新奇峭，南宋崇尚使事用典。换句话说：金人着重于以俗为雅，而南宋人则以故为新，各执江西诗派的一技。章宗明昌以后，作家益趋于雕章琢句，追求形式的新巧，呈现一种多华而少实的风气。科举考试的文章也要求拘守格法，苟合程式，十分平庸陈腐。赵秉文、杨云翼出，思有以矫正，于是提倡唐宋古文。金宣宗初年，赵秉文在省试时录取李献能。李献能所作的赋“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于是举子大哗，以为“大坏文格”。这种文风是与金朝的衰败相一致的。
金宣宗南迁以后，一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前的一段时期，北方处在战乱之中，沦于蒙古贵族统治之下。元好问的“丧乱诗”就是这一时期的记录。元好问（一一九○——一二五七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人。他的创作生活，前半是随金室南迁汴梁，后半是在蒙古统治下度过。他的诗，“奇崛而绝雕判，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金史》本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