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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土册——大约一三六八年建国时，明太祖就曾对一些地区的田上进行过丈量，为编制田籍作准备。一三八○年派国子监生武淳等到各地监督绘制土地册籍。土地丈量的重点是江南地区和北方各省，因为这两个地区的土地册籍，散失最甚，土地占有情况也变动最多。各地田土册的编制，至一三九三年才全部完成。
新编田土册，又称鱼鳞册，分为总图和分图两种。分图以里为单位，相邻田土按顺序编号绘图并记录各号田土的名称、类别、面积和四至，以及田主或管业人的籍贯姓名。总图以乡为单位，把分图合并绘图，置于分图之前，使阅者一目了然。然后再把一乡之图，合成一县之图。田土图形相接，有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图册编成后，官府可据以掌握土地占有及粮户情况，征收田赋。各地的田土所有权也由此得到合法的确认，有据可查。现存明初鱼鳞图册以小块田土居多，反映着农民战争诛除大户和明太祖迁徙豪富所带来的变化。
明初征收税粮按田亩计算。开垦荒地可以免税。夏税征麦，秋税征米。南北方粮产不同，可各以其地产供纳。以粮交纳者，为“本色”，以丝绢或钞交纳者，为“折色”。田赋率，大抵是“官田亩税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明史》卷七八），这是历史上很轻的田税。明太祖实行轻税，一是因为建国之初农业生产尚不发展，一是因为有意体恤农民疾苦，以稳定秩序。江南如苏松嘉湖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税率高于其他地区。亩税可加重到二、三石。洪武初，浙西地方，因其民富实，一亩田税相当二亩，征税加倍。江西某些地区的田赋也高于邻省。苏州府一年交纳的田赋曾达到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有人说：“苏州之田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三、屯田
明太祖在战争时期，已开始建立军事屯田。建国之后，为垦荒就业，恢复生产，在民间推行屯田，以后又发展为商屯。明初屯田，因而形成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类型。
军屯——又称卫所屯田，可分为边屯和营屯两种。边屯设在边境，守军进行屯田，谓之“且耕且守”，就地生产粮食，以供军需。营屯是内地卫所军的屯田，生产粮食，作为军粮。军屯制规定，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各地田土及生产条件不同，屯军受田数额不一，以五十亩为中制。军屯产粮，洪武初年一度免征粮税，一三八七年开始，征收屯粮，亩税一斗。洪武末改定税则：“每军屯一分，正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明会典》卷十八）每军屯实际交粮二十四石，较洪武初年的亩税一斗，增加一倍半左右。军屯是以军事管理为特点的屯田，屯军全家生计主要依靠屯粮收入，生活十分艰苦。明初原额军屯田土曾达到八十九万二千余顷。（《春明梦余录》卷三六）
民屯——明初，官府掌握了大量无主荒地，需要移民垦荒或募民屯种，因而实行民屯。屯户的来源是：一、强制迁移民户，二、召募的人户，三、犯罪迁徙户。
明初移民包括南北各地，人多田少地区的多余人户及流动人口迁移到人少田多的宽乡，湖、杭等地的无田人户到濠州屯种，由官府资助牛具种子，免征三年。同时又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一三七六年徙山西及真定民无田产者于凤阳屯田。一三八八年徙山西泽、潞二州民无田者去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处宽乡，设屯。一三八九年移两浙民，去淮河以南的滁、和等州屯种。移山西的贫民往大名、广平、东昌三府，分给田地达二万六千七十二顷之多。这一年曾有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自动申请屯田，被分给田地，赏赐财物，并受命回沁州召募居民，应募屯种。（《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元大都蒙古遗民三万余户，曾被安置在北平府管内屯田，历年官民罪犯都集中在凤阳屯田，多达一万余人。
民屯田上实属官田，各地根据屯户的丁力，分给田土，北方地区每人可分田十五亩，菜地二亩。在管理上，以屯分里甲，纳入府县行政系统。民屯赋税，大致上按官田税额征收。
商屯——是商人经营的屯田。明初为加强边防，常在边境地区设立军储仓，由内地召募商人运粮，输仓。官给粮价及运费。一三七○年山西行省商人向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人米一石三斗，发给淮盐引票一引（二百斤），商人凭引贩盐获利，以偿粮费。一三七一年“开中法”在各地实行。商人为多获盐引，依民屯办法在边地募民屯田，以获粮食，就近输仓，形成商屯。商屯地为官田，且多为新垦荒田。商人出资召募边地无田农民或流民耕种，供给牛具种子。此制推行后，内地盐商多来边地经营商屯。
四、商税
明太祖为重建社会经济秩序，对商业采取低税政策。明朝建国前对商人征收“官店钱”，税率是十五税一。建国后放宽到二十分取一。不久又放宽到三十税一。对于民间生产工具、生活资料、文化用品以及嫁娶丧祭物品等的贩卖，并予免税。
明初商税分为两种，一为营业税，即三十税一的商税；一为通过税，即商品通过关津渡口时的关税。一般是按比例抽取实物。县设税课局，府设税课司征收商税。统由京师税课司管理。
商人赴各地经商要取得官府验发的“商引”，商引载明贩卖货物的种类、数量，及贩运道里远近。无“商引”者，被视为“游民”治罪。京师城内由兵马指挥司管理市场，每日校准市场度量衡器，检查商人活动及物价情况，京师及其他大城市设有官办货栈，称为“塌房”。商人在塌房存放货物，就地征税。
五、大明宝钞的发行
元代开始广泛发行纸币，称为“宝钞”。元顺帝时，宝钞无限制地大量发行，造成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带来社会经济的崩溃。明朝建国后，大量铸造铜币“洪武通宝”钱，民间贸易都采用为价值标准，币价相当稳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三七四年，设立宝钞提举司，又开始印造纸币。名为“大明通行宝钞”，次年由中书省正式发行。“宝钞”以桑树皮造纸印制，高一尺，宽六寸，质地青色。面值分一百文、二百文、
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和一贯六种。每钞一贯准铜钱千文、白银一两，四贯主钞准黄金一两，（《明太祖实录》卷九八）民间交易百文以上用钞，百文以下用铜钱。商税钱钞兼收。官员禄米也发给宝钞。
大明宝钞发行后，由于不设钞本，宝钞不能兑换金银，而且发行量过大，所以发行不久，即逐渐贬值，重蹈了元末的覆辙。洪武未年，两浙民间钞一贯只折铜钱二百五十文，尔后又下降到一百六十文，加以伪造宝钞充斥市场，钞值难于稳定。不少地方的商品，不得不以金银定价。宝钞只是在颁赏、俸禄或估产计赃等官方活动中使用，在社会经济中则被视为“劣币”而被排斥。
第二节 疆域的奠立与国都迁徒
（一）惠宗削藩与燕王夺位
一、惠宗的统治
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病逝。临终前颁遗诏说：“今年七十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惧，惟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国榷》卷十）
明太祖建国称帝时，立长子标为皇太子。一三九二年四月，太子标病死。九月，立朱标次子允炆为皇太孙。明太祖死后，允炆（南明追谥惠宗）奉遗诏即帝位，年二十二岁。改次年年号为建文。兵部侍郎齐泰受太祖顾命辅政，进为尚书。东宫伴读、太常寺卿黄子澄兼翰林院学士，同参国政。
明惠宗生长深宫，幼读诗书，并无执政和作战的实际经历。明太祖定制，军政大权集中于皇帝和朝廷，新即位的年轻皇帝不得不肩负起不堪承受的重担。惠宗即位时朝野状况是：（一）经过明太祖三十年的猛政，开国名臣，相继死去。朝中文官武将，声威与才干都远逊于前朝，中枢渐趋虚弱。（二）明太祖分封诸子为王，以辅翼王室。诸王权势日盛。为防御蒙古，北边藩王，得拥军兵，权势尤重。明惠宗与诸王，国中为君臣，族内为侄叔。诸叔王分据各地，是新王朝难以控驭的威胁。（三）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是朝廷财赋的重要来源。江南地主在农民战争中遭到严厉的打击。明太祖迁徒豪富，重赋东南，更招致了江南地主的嗟怨。
明惠宗即位后，企图从两个方面建立起他的统治。一是宣告实行宽猛得宜的维新之政，以争取朝野的支持，一是削夺藩王权势，以减除朝廷的威胁。
维新之政——惠宗在即位诏中即宣告：“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国榷》卷十一）。所谓“宽猛之宜”，实际上是以宽矫猛。所谓宽，主要是宽刑与宽赋。
当年七月间下诏行宽政，赦免罪犯，捐免逋（欠）租。十二月，又下诏说：“朕即位以来，小大之狱，务从宽减，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岁天下田租之半”（《国榷》
卷十一）。此后，一四○○年二月，又诏均江浙田赋。太祖时江浙赋税独重，悉与减免，每亩纳税不过一斗。同时废除江西、浙江、苏州、松江等地人不准在户部任职的规定，仍得在户部为官。
惠宗维新之政的另一内容，即所谓“更定官制”。惠宗即位后任名儒宋赚之弟子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参据《周礼》更定官制。此事自建文元年正月起陆续进行，至四月大体告竣。所谓更定官制，其实只是某些官员品级的改定、机构的调整和官职名号的更易，并非制度上的实际改革。如六部尚书由正二品改为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