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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饷者，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故商人回澳，征水陆二饷（船税与货物税）外，属吕宋船者，每船更追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征”。（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除漳州外，广州、宁波、厦门等处也同时输入西班牙银货。葡萄牙和荷兰人也用白银购买中国货物，使巨额白银流入中国。此外，日本、暹罗、安南等国也向中国输入白银，以换取商品。
国外大量白银的流入，加强了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地位，也扩大了中国商品的出口，从而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国内市场白银流通量充足，还有利于市场金融的活跃和资本的积累。
（四）城市集镇的发展
一、城市的分布
明代的南京和北京仍然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是政治中心也是南北经济的枢纽。北方和西北、东北的省会和州县，以北京为中心，形成北方城市经济体系，江南、东南、西南的省会和州县，则以南京为中心，形成南方城市经济体系。都会城市大多是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在经济上都有各自的独特发展条件。北直隶除京师外，以河间、保定二府城“商贾多出其途，实来往通衢”，这是因为二城是北京通往全国的重要商路，它们在经济上占有要冲地位。河南的开封，仍然是南北交汇的都会城市，因为它北通京师，东沿汴、泗，可达江、汉，是商贾聚集之地。明代的陕西西安，仍是西北重要城市，这里的商人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山西太原是省会，但富饶不如附近的平阳城。蒲坂州富庶尤甚超过太原，是山西新兴起的城市。自南北大运河开通后，运河沿岸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清江浦、济宁州、临清州、天津卫、河西务等。清江浦地处南运河要道，据说“自故沙河以上开运后，凡货舡悉由清江过坝，内之运河，外之黄、淮河舳舻毕集，居民数万户，为水陆之孔道”。（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七）河西务，在万历时有布店一百六十余家。临清州有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杂货店六十五座。可见这些运河城市的经济繁盛状况。（《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一，赵世卿《关税亏减疏》）
其他都会城市如湖广的武昌、四川的成都、浙江的杭州、江西的南昌、福建的福州、广东的广州等都保持着传统的经济地位和城市间商路的畅通，推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南镇的兴起
嘉靖时期，在古老城市之间及其周围，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中小城市。这些中小城市由于还不完全具备传统城市的条件，只能称之为“市镇”，但是它们却有着旺盛的发展能力。有些市镇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居民点，或仅仅是一个荒辟的渔村，或是一个乡村的贸易集市，但在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下，人口急遽集聚、商业、手工业较快地发展起来，社会经济面貌有明显的改观。
这类市镇，大都是商贾聚集之处，当时贸易之所曰市，市之至大者曰镇。所谓“市”可能指交易市场，商业活动中心。而所谓“镇”可能已具有一定的城市规模。
新兴的市镇，大部分集中在江南的苏、松、杭、嘉、湖地区。这里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丝织业、棉纺业十分发达，具有比较稳定的商品市场、消费市场和个别的劳动力市场。苏、松、杭、嘉、湖五府辖两州、三十二县，人口众多，土地不足，但当地人民有从事手工业、商业的传统，出外经商打工，成为常事。所以人民生活水平也较他处为高。这里是田赋的重赋区，但商税与他处持平，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苏州府吴江县兴起的盛泽镇，明初还只是只有五六十家居民的乡村。嘉靖年间成为江南绫绸纺织业的中心。梨里镇、同里镇、八斤市等都是在成化至嘉靖年间兴起的商业市镇，百货并集，无异城市，居民成倍增长。庉村市，原是小村，嘉靖以后，聚集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遂称为市，成为以铁器制造为主的专业市镇。
松江府的震泽镇，元末一度衰落，只有居民数十家，明成化年间突增至三四百家，嘉靖时人口又突增一倍，成为江南一大镇。平望镇是明初以来著名的商业市镇，但自弘治以后，发展很快，成为江南运河线上与震泽镇并称的商业重镇。其他如双杨市、严墓市、梅堰市，都是松江地区新兴的“市”。三处原都是小小村落，居民甚少，嘉靖以后都很快发展为商业市镇。另有檀丘市，成化时是一个以冶铁业为主的市镇，嘉靖时发展为“铜铁木枟乐艺诸工皆备”的小型专业城市。
嘉兴府所属七县，兴起一些手工业、农产加工业、运输业、商业等专业市镇。手工业专业市镇有专营丝织业的濮院镇、王江泾镇、青镇、王店镇、新塍镇。棉织业有魏塘镇、风泾镇、王店镇。陶瓦业有陶庄市。五金业有炉头镇。
农产加工业有榨油业发达的石门镇，专营蚕桑、缫丝业的青镇。半逻市、皂林镇、陡门镇则以运输业、旅店业为主。至于乍浦、澉浦等镇则以港口运输和对外贸易为主业。
广东的佛山镇也是嘉靖至万历时逐渐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城镇。佛山在明初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堡，万历时与汉口镇、景德镇、朱仙镇并称为“天下四大镇”。佛山镇的制锅业，大约在正统年间就已兴起，同时兴起铁锅贸易。正德时，各地的铁商运铁到佛山，利用其技术铸造铁钟、铁器。嘉靖时，佛山的冶铁业在技术上有显著提高，成为全国铸造业的中心地之一。石湾镇以制瓷业著名，生产的甜白瓷器，驰名国内外，全由民窑生产，产品绝大部分投入市场。
传统的大都市和新兴的市镇，商业交易都很发达，居民衣食需用，大都仰给于市场。北京城“贫民不减百万，九门一闭，则煤米不通，一日无煤米，则烟火即绝”（《去伪斋集》卷一）。南京居民“薪粲而下，百物皆仰给于贸居”（《客座赘语》卷二），苏州民间，“好费乐便，多无宿储，悉资于市”（正德《姑苏志》卷十三）。杭州“米珠取于湖（州），薪桂取于严（州），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广志绎》卷四）。嘉定县盛产棉花，但“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江南”八）。嘉兴府濮院镇“四方商贾，负赀云集”（金淮《濮院所闻记》卷一）。王江泾镇是蚕桑业丝绸业集中之地，但是丝货绸缎要向邻近市镇的商贾收买（《石点头》卷四）。石门镇民间棉织业的原料，也是得之于市场上的棉花商人。
三、集市贸易
集市贸易在中国有古老的历史，明代更趋繁荣。所谓集市，是一种民间的贸易活动，一般都是定期进行，交易而退。这种集市贸易是民间主要的交换活动，南方称为墟、场，北方称为集市。它沟通城市与乡村，或乡村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商人买卖商品的基地，也是民间互通有无的场所。
北京城内有不少定期定点的集市，西城的都城隍庙市，每月逢初一、十五及二十五日有定期集市，商品陈列可达三、四里之长，有食品、绸缎、瓷器、书画、纸张等。东城有灯市，每年正月十一至十八日开放，各地商人届时到此市销货。东华门内每月开三次“内市”，货物都是古玩玉器、金玉珠宝、高档衣料等，专供豪门贵族派人选购，有时皇宫内的后妃人等也派人来挑选如意的名贵商品（宋起凤《稗说》卷四）。州县一级的集市每个月大约有五、六个集日，乡镇每个月有二、三个集日，府城则每日一集（嘉靖《河间府志》）。有些地方如河间府的啵菝磕晁脑录渚傩幸┩趺砘幔馐且恢执蠊婺５纳唐方灰谆幔踊匆员保亟远⒋蟆⒓弧⒘芍畋吒鞣缴碳珠苏湟觳⒉疾乃谥簦氤俏小；崞诙臁７比偌惺堑笔鄙唐肪梅⒄沟慕峁＜写俳伺┐寰玫幕钤荆┎飞唐坊峁┝斯憷氖谐 �
（五）对外贸易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明代的对外贸易原有“朝贡贸易”和私人经营的私商贸易两种形式。前者是由朝廷独占经营，兼有政治目的。外国的贡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明廷以“赏赐”的名义，给以相当价值的回报。“赏赐”的价值往往高于“贡品”的价值，两者的差额实际上是保持朝贡关系和名义的代价。各国朝贡使臣随带一批随行的商人，以入贡为名，运来私售货物，朝贡完毕，被允许在会同馆附近的指定地点进行民间交易。外国使臣和随从商人也被允许采办一批中国商品，如瓷器等物，运回本国。（《万历野获编》卷三十）
朝贡贸易在永乐、宣德时期，甚为兴旺。郑和出使海外诸国，实际上是这种朝贡贸易的扩大。洪熙时停止下西洋宝船，不再增加新的朝贡国，削减赏赐数量。明初一度繁荣的海外朝贡贸易逐渐衰落。
私人的对外贸易活动，明初受到海禁政策的限制，不能发展。尔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商大贾”或“湖海大姓”的海外走私活动日益活跃。这些海商或舶主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必要的海船、水手，以经营出口丝绢、瓷器、铁器，进口香料、珠宝和东西洋特产为主。他们投商入股，载货出洋。靠盘剥入股商众，谋求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东西洋考》卷七）。
嘉靖以来，沿海的商品经济有长足的发展。福建地区“凡福州之绸丝，漳（州）之纱绢，泉（州）之盐，福（州）延（平）之铁，福漳之桔，福（州）兴（化）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蒲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王世懋《闽部疏》）一些沿海商人，私造双桅大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