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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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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朝自周延儒以下历任宰相以至大小官员,贪污纳贿,成为不可抑止的颓风。崇祯帝向官员们提出“文官不爱钱”。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说:“皇上平台召对,有文臣不爱钱之语,然今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纳贿得官),安得不以钱偿(贪污)?”他还说:“县令为行贿之首,给事(谏官)乃纳贿之魁。”(《三朝野记》)崇祯帝对臣下疑忌甚多,责罚甚严。有人弹劾,即或杀或逐。在位十七年间,任相者(内阁大学士)前后更换五十人,被处死和被流放的各二人。刑部尚书先后更换十六人。祟祯帝专擅自用,臣下多求避祸自保。明王朝中枢的统治,日益陷于土崩瓦解之中。
  军兵虚溃 万历天启以来,各级军将虚报兵额,贪污军饷,作战的精兵越来越少。一万兵额通常只有六千,另四千作为家丁的粮饷。家丁即军将私养的兵丁,成为军队的中坚。锦州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所领乓士,按册有八万,其实只有三万。三万人中只有三千可用,即是家丁。吴襄对崇祯帝说,这三千人都是“细酒肥羊”,“纨罗纻绮”,衣食华美。所以一年需饷百万,还嫌不足。(《绥寇纪略补遗》卷上)
  明初,各镇的主兵(正兵)即足以镇守其地,后来不足,增加募兵;又不足,再增加客兵。客兵越来越多,军饷也逐年增长。明初边饷约需五十万两。万历时,增加到二百八十五万六千两。天启时,又增加到三百五十三万七千余两。朝廷杂项开支,万历时不过三十四万;崇祯时已增加到六十八万。朝廷总开支共五百余万两,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即拖欠军饷不发。一六一○年至一六二七年间,京运银饷积欠达九百多万两。一六二八年,陕西兵饷积欠三十多个月。一六二九年(崇祯二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欠饷至三十六个月。朝廷长期欠饷,军官再从中贪扣,士兵每月仅得饷银五钱,而一斗米价银至六、七钱。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卢象升奏报说:山西的士兵饥寒迫体,“馁而病,僵而仆者,纷纷见告矣。”(《卢忠肃公奏议》卷八)这样的军兵,当然无法战胜强敌。迫于饥寒的军兵,或四出劫掠扰民,或哗变反抗。崇祯一朝,到处发生。官员奏报说:“今调官兵剿贼,本以为卫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贼,反以殃民,以致民间有‘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烈皇小识》卷四)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左良玉部至武昌,向宗室楚王索要兵饷二十万。楚王不应,左良玉纵兵劫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均逃奔山谷。官兵以“剿贼”为名,劫掠扰民。李自成针锋相对地提出“剿兵安民”的口号,被迫害的人民纷纷投向起义军。士兵大举哗变之事,自天启至崇祯时,前后有数十次。兵士哗变,明朝即重责官员,补发粮饷来平息。袁崇焕在崇祯二年的奏疏中即指出:“凡请饷之疏,俱未蒙温谕。而索饷兵哗,则重处任事之臣。一番兵哗,一番给发,一番逮治。哗则得饱,不哗则不得饷。”他还指出,“哗不胜哗,诛不胜诛。外防虏江,内防兵溃。”“如秦之大盗,哗兵为倡,可鉴也。”(《明清史料》甲编第七册)士兵逃跑之事也不断发生。
  山西巡抚耿如杞率领五千士兵入援京师,抵抗金兵。兵士到良乡,三日不得粮饷。五千人一哄而散,逃回山西。延绥镇的士兵也因缺饷哗变,逃回陕西。明兵“剿贼”,李自成军“剿兵”,互剿的结果是农民军越战越强,明兵越来越弱了。
  明军将领在对清作战和镇压农民起义中,稍有失误,即被崇祯帝兔官下狱,以至处死。乒部尚书王洽颇负时望。清兵陷遵化,崇祯帝责王洽事先侦探不明,下狱,瘐死。领兵总督自袁崇焕以下,前后被处死八人。巡抚被处死十一人。《明史·流贼传序》说崇祯帝“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责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明军作战屡败,军将或战死或被处死。增兵日多,而善战的将领日少。崇祯帝末年,文臣武将杀逐殆尽。虚弱腐朽的统治集团已经完全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
  加派赋税 天启时,因辽东战事,屡次加派“辽饷”。每亩增税银至九厘,共加派五百二十万两。崇祯时,朝廷入不敷出,军饷不继,又多次加派税银。一六三○年(崇祯三年)辽东军兴,在原增亩税九厘外,又增辽饷三匣,共加派税银一百六十五万两。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明廷命熊文灿围剿农民起义军,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称为“剿饷”。崇祯帝下谕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明史·杨嗣昌传》)一年之后,农民军更加壮大。明廷继续征收“剿饷”,只是饷额减半。一六三九年(崇祯十二年),廷议义以军兵虚弱,请练边兵。崇祯帝命杨嗣昌定议,边镇及畿辅、山东、河北四总督、十七总兵官,共抽练额兵七十二万余。郡县设练备、练总,训练民兵。练兵的费用,又加派到当地人民身上,称为“练饷”。每亩加税银一分,各地共增七百三十万两。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兵部通计各镇额兵一百二十三万八千五百二十四人,缺额十六万五千二百二十一人。“辽饷”、“剿饷”、“练饷”每年共征二千三百余万两。户科题本指出添饷之后,“究境(竟)旧伍空虚,未闻清核。新兵募练,未见充强。小民卖儿贴妇,剥肤敲髓之脂膏,徒为行间歌舞行乐、结交窟穴之具而已。”(《明清史料》乙编第五本)明廷一再加征税银,并不能强兵,而只是增加对人民的敲剥。广大农民再也不能生活下去,明朝也再不能统治下去了。
  烽烟四起崇祯时,中原有李自成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西南有张献忠和彝族起义,东北面临清军的严重威胁,东南沿海则有“海寇”出没。明王朝陷于四面受敌的危境之中。崇祯末年的形势是:
  东北和北方�;�;清国以辽东为基地,不断扩军。连年到山海关内掳掠入畜,深入到河北、山东。蒙古诸部也继续与明朝为敌。
  西北和中原�;�;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在西北建立大顺,控制陕甘。河南地区和湖北北部均为大顺军所占有。
  西南�;�;一六二七年,崇祯帝即位时,彝族首领奢崇明、安邦彦等再次起兵反明。九月,明廷任朱燮元总督军务,移镇贵阳。次年,奢崇明自号大梁王,安邦彦称四裔大长老,合兵十余万,据有鸭池,进兵永宁。明云南、四川驻军与贵阳军分路出兵夹击。八月,击败彝兵,奢崇明、安邦彦败死。安位降明。
  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初,张献忠农民军攻入四川。四月,在忠州击败明军。六月,攻下涪州,占领重庆。八月,攻占成都。四川州县均为大西军所占有。
  东南沿海�;�;福建、广东、浙江沿海自天启时,即有“海寇”在海上活动,阻截商船,并在沿岸登陆。所谓海寇多是无告的民众,纠聚在海上依恃强劫谋生,发展成为职业。他们多来自福建,主要在广东海上往来,也有少数人北至浙江沿海。江西南部的山中,多有反抗的农民聚集。福建“海寇”登陆和他们保持联络。大股的“海寇”拥有大船,并有火器。明朝的兵船不敢接近,只能严守海门,防止登陆。
  一六四四年初,当李自成在西安建制练兵,准备灭明时,明王朝已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能力。只有作为经济基地的江浙东南地区,还为明室藩王所统治。   
三、大顺推翻明朝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在西安建制练兵,经过月余的准备,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开始攻取北京。李自成派遣刘宗敏、李过领兵入山西,山西明兵多次哗变,军力空虚。刘、李军顺利攻占山西西南部的三十多个州县,为大军出师开辟了道路。二月初,李自成亲率儿十万大军由韩城禹门渡黄河,入山西境,迅速占领太原。
  大顺军在太原向山西、河南各地发出文告,揭露明朝:“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施;微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并宣布农民军“五年不征,一民不杀”,“贵贱均田”(《罪惟录·李自成传》)。又派遣士兵扮作小商贩到各地揭露明朝恶政,宣传大顺农民军“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乎买乎卖、蠲免钱粮,且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明季北略》卷二十)山西人民纷纷支持大顺军。
  大顺军兵分两路,攻取北京。李自成亲自统率主力军取道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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