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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党的纷争
一六八八年，明珠党败后，户部尚书管兵部事梁清标（正定人）与礼部尚书、满人伊桑阿并任大学士，原任刑部尚书江南丹徒人张玉书为兵部尚书，徐乾学为刑部尚书，吏部侍郎李天馥为工部尚书，组成新的年阁。
徐乾学是江南昆山大族地主，又是著名文士。康熙九年会试一甲第三名，称探花。弟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状元。弟徐秉义是康熙十二年探花。时称“昆山三徐”。昆山徐氏在顺治末年的江南奏销案中曾遭株连。康熙帝亲政后，徐乾学入值翰林院，考试第一，声名大震。康熙一朝，历年科举取士，江浙人都很多，据统计，约占三分之一以上。翰林院的江南汉人官员以徐乾学为首，形成集团号为“南党”。南党接近皇帝，草拟诏令，具有一定的权势。高士奇为康熙帝所倚信，也属南党。
徐乾学、高士奇，不久也遭到弹劾。一六八八年春，审讯张研贪污案，张汧供出曾向徐乾学行贿，并涉及高士奇和工部尚书陈廷敬（山西泽州人）。康熙帝命止质讯，“戒勿株连”。徐乾学上疏称“为贪吏诬构”，请“放归田里”。五月，康熙帝准徐乾学罢任，但仍领修书总裁。高士奇、陈廷敬亦上疏请归田里，康熙帝命解任修书。徐乾学罢任后，弟徐元文为左都御史，进为刑部、户部尚书。江南常熟人翁叔元为工部尚书。次年，徐元文撰任大学士。南党在朝，仍是一大势力。熊赐履于一六七六年被索额图纠劾，夺官。一六九○年，复起为礼部尚书，值经筵，是南党以外身居显要的儒士。
郭琇弹劾明珠后，一六八九年充经筵讲官，为左都御史。郭琇，山东即墨人，不属南党。九月间，上疏劾高士奇与原左都御史王鸿绪（江南娄县人，康熙十二年榜眼）植党营私，招权纳贿。高士奇在一六八九年春曾随康熙帝南巡，仍得倚信。郭琇劾高士奇在随从南巡时，受纳文官馈送万金。郭琇疏上，康熙帝命高士奇、王鸿绪“休致回籍”。十月，右都御史许三礼（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进士）上疏弹劾徐乾学，“乘修史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招摇纳贿”。徐乾学抗疏自辩。许三礼再上疏，列举徐乾学及徐氏家族，科举考试舞弊，纳贿置产等罪状九款，说京师三尺童子都知道“四方宝物归东海（徐乾学），万国宝珠送澹人（高士奇）”。大学士徐元文上疏为徐氏家族辩解，并说许三礼在考选之后曾请执弟子礼被拒，数日之间又来诬告，殊难臆测。康熙帝对许三礼严加申斥，免予处分。徐乾学给假回籍，编修会典。
徐乾学一再受到非南党汉人言官的参劾，康熙帝对徐乾学一再优容，实际上是对南党和江南地主土大夫的优容。徐乾学回乡后，昆山县徐氏家族称霸一方，操纵官府，子弟横行乡里，更加肆无忌惮。现存档案中，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间，徐乾学一家被控横行不法的事件即有二十余起（《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明珠案中，两江总督傅拉塔（满洲镶黄旗人）曾被指为与明珠交通。一六九○年，傅拉塔上疏弹动大学士徐元文与解任尚书徐乾学放纵家人“招摇纳贿，争利害民”，列罪十五款。巡抚洪之杰“趋炎附势”。康熙帝命徐元文“休致回籍”，洪之杰降调，不再审理。一六九一年四月，因明珠案被免职的尚书佛伦，被任为山东巡抚，追究前任巡抚钱珏包庇潍县知县朱敦厚贪污案，查明朱敦厚曾请托徐乾学密函钱珏疏通。徐乾学被夺职。郭琇在一六八九年冬曾被钱珏反控托荐私人未果，挟嫌诬劾，被降五级调用。次年，郭琇休致。
徐学乾失势，北党起而报复。朝中党争愈演愈烈。
一六九一年十一月，康熙帝诏谕吏部，说：“乃近见内外各官，间有彼此倾轧，代异党同，私怨交寻，牵连报复。或己所衔恨，而反嘱人代纠，阴为主使。或意所欲言，而不直指其事，巧陷术中。虽业已解职投闲，仍复吹求不止，株连逮于子弟，颠覆及于身家”。“朕总揽机务已三十年，此等情态，知之最悉”。“倘仍执迷不悟，复踵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交结朋党之罪”（《圣诅实录》卷一五三）。康熙帝致力消弭朋党，仍继续贯彻争取江南士大夫的执政方针。一六九四年，又召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等进京修书。适徐乾学病死，诏复尚书官职。王鸿绪入京，授为工部尚书。高士奇入京，仍直南书房。
三、诛索额图与庞太子
在索额图与明珠党争中，太子胤礽是索党的支持者，明珠党则是反太子派的结合。明珠败后，索额图再被起用。一六八九年，索额图率领使团与俄国谈判，身负重任。一六九○年以后，又连年领兵与噶尔丹军作战，屡立战功。原来被革去的爵位，又全恢复。一七○一年，以年老乞休，但在朝中仍拥有强大的势力，并且是太子胤礽最倚信的支持者。朝臣中索额图党逐渐演为太子党。康熙帝对太子时疑时信。围绕着太子的废立，酿成长期的纷争。
诛索额图一六九○年至一六九七年间，康熙帝两次亲征准噶尔部，留太子胤礽在京师执政。一六九七年九月，康熙帝返回京师，认为太子改变素行，将内务府总管海喇孙及膳房人花喇拿问处死。所谓改变素行，据康熙后来所说，主要是指皇太子所用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制，都与皇帝相同。康熙帝这时实际上已怀疑是出于索额图指使。对太子胤礽和索额图日益疑虑。
一七○二年九月，康熙帝巡视河南，阅视河工。十月，皇太子至德州称病不行，康熙帝召索额图前来视疾。十六天后，康熙帝下谕回銮，阅视河工改在来年。留胤礽在德州调理疾病。十一月十六日，皇太子胤礽病愈回京。一七○三年春，康熙帝再次南巡，至杭州。三月，返抵京师。五月间，据索额图家人的告发，下谕斥责索额图“背后怨尤，议论国事”，说“伊之党类，朕皆访知”。举出阿朱达、麻尔图、额库礼等多人，指斥“伊等结党，议论国事，威吓众人”。并说：“至索额图之党，汉官亦多。朕若尽指出，俱至灭族”。命索党“与索额图绝交，将所行之事举出”，否则“必被索额图连累致死”（《圣祖实录》卷二一二）。随后又谕刑部将索党麻尔图、额库礼等锁禁。阿朱达因是年老旧臣，得到宽恕。又传谕索额图说：“尔家人告尔之事，留内三年，朕有宽尔之意，尔并无退悔之意，背后仍怨尤，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尔背后之言，不可宣说，尔心内甚明。”又说：“朕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尚念尔原系大臣，朕心不忍”，着交宗人府拘禁（同上书）。索额图之子并家内要人俱交拘禁。索额图死于狱中。后来康熙帝曾称因索额图助太子“潜谋大事”，“将索额图处死”。索额图出身满族贵族，两代俱为辅臣，朝臣中党羽甚众。索额图被处死，朝野震动。
废太子康熙帝诛索额图后，依然疑虑重重，常常举措失度。五年之后，一七○八年五月间，率领太子胤礽与长子胤禔、十三子、十四子、十五子、十六子、十七子、十八子等，巡视塞外。八月，至鄂尔多斯。十八子胤祄重病。九月初，行至蒙古布尔哈苏台地方。初四日，康熙帝命太子胤礽跪见。诸王大臣齐集行宫之前，斥责胤礽对胤祄患病“毫无友爱之意。因朕加责让，伊反忿然发怒。”决意废太子。宣谕说：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在廷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探听”，“有将朕诸子不遗噍类之势”。并说：“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令胤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弘业”。宣布将胤礽废斥拘禁。康熙帝废太子，显然是出于对索额图党的疑虑。同时又宣布，将索额图两子及胤礽的亲随四人正法。是日，胤祄病死。
康熙废胤礽后，仍然疑虑重重，惴惴不安。九月十一口，对满族大臣说，“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实不胜愤懑。至今六日，未尝安寝”。两天后，又宣谕内大臣等：“近观胤礽行事，与人大有不同。……语言颠倒，竟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回京后，将胤礽幽禁在上驷院旁的毡帐之内，特命皇长子胤禔和皇四子胤禛（雍正帝）看守。康熙又对诸皇子及领侍卫内大臣、满族大学士、尚书等宣布：“今胤礽事已完结。诸阿哥（皇子）中，倘有借此邀结人心，树党相倾者，朕断不能姑容也”。但是，胤礽废后，太子虚位，围绕太子废立的党争，更加不可遏止。
（二）理学的提倡与西学的传入
一、理学的提倡
康熙帝面对着清朝内部的重重矛盾，在他的晚年越来越着意研究程朱理学（道学），从中寻求维护封建统治的权术。
康熙帝自幼即学习汉文化，研读经史。亲政后任用儒臣，实行汉制，目的仍在于争取汉人地主阶级的支持，以巩固清朝的统治，并未把汉儒的理学作为执政的指导思想。“三藩”反清战争时，儒臣魏象枢谏阻用兵，力主招抚，康熙帝弃而不用。台湾郑氏降服后，理学名臣李光地建策弃地不守，康熙帝仍采施琅策统治台湾。噶尔丹之乱，李光地谏奏，依《易》经卜卦，出兵不利。康熙帝平乱后，说：“汝辈汉人说予向征噶尔旦（丹）时，不必如此穷黩。”“噶尔旦边衅一动，兵疲于奔命，民穷于转饷，欲休养生息，得乎？所以予不惮亲征，去此大害。今而后庶可言休养生息四字”（《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八）。噶尔丹败亡后，各地战事大体平定，康熙帝转而整饬内政，日益倡用程朱理学。
一六九七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向法皇路易十四报告说：“康熙皇帝是儒教的教主，这个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