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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兵丁多常驻京师，驻防外地者不到总额的一半。属于京旗的兵丁，只准在京居住。分授给他们的旗地，也在近京五百里内各县。这些旗地原系圈占汉人民众的耕地。“虽将民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取其租。”（《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八旗公产疏》）旗兵占有民地，并不是“亦兵亦农”，而是坐取地租和粮饷，不战不耕。京师八旗兵丁久居城中，疏于训练，甚至不能骑射。乾隆帝曾率领他们行围，学习技勇，给予赏赐，但兵丁希图安逸，并不乐从。乾隆帝曾慨叹说：“不肖之徒，不识朕教养满洲之志，反以行因为劳众，不无怨望。”（《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谕）又曾说：“升平日久，八旗子弟如鹰居笼；日饱肉，不能奋击。”（柳得恭《滦阳录》卷一）乾隆帝把八旗子弟比喻做不能奋击的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八旗兵坐享优厚的待遇，在京城中四处流荡。或三五成群，臂鹰架雀，在街上闲游。或结帮聚伙，在茶坊酒馆里消磨日子。或斗鹌鹑、斗蟋蟀。乃至嫖妓聚赌，变卖房地挥霍。震钩《天咫偶闻》评论说：“后生小子，既不知征役之劳，又不习击刺之法，下至束伍安营，全忘旧制，更安望其杀敌致果乎？”八旗兵丁逐渐变成浮荡子弟，骁勇善战的满洲传统日益丢失了。
驻防外地的八旗兵也是养尊处优，久不操练。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御史和其衷上疏，劾奏驻防旅顺口和天津的八旗兵海防水师营说：“该管各员，既不勤加操练，兵丁巡哨，不过掩饰虚文。即军营器械，半皆朽坏。似此怠玩成风，何以固疆圉而资弹压！”（《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和其衷《根本四计疏》）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至镇江（京口），较射而有弓筋落地者。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帝至杭州阅兵，八旗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人以为笑谈（《清仁宗实录》卷三十八）。盛京八旗兵丁在行围演武猎兽时，上缴的鹿多于吉林、黑龙江兵丁，但并非自行射猎，而是从汉民那里买来。乾隆帝大怒，训斥说：“盛京为我朝根本之地，兵丁技艺宜较各处加优，乃至不能杀兽，由汉人买取交纳，满洲旧习竟至荒废，伊等岂不可耻！……传谕福康安留心训练骑射，行围时将军亲自督率射猎，务令技艺精强，以复满洲旧习。”（《清高宗圣训》卷三○○）事实上，旗兵长期不事生产，荒废骑射，“恢复满洲旧习”，是不可能的。
八旗兵丁，如此荒嬉。各级军官，更加腐败。他们平日克扣军饷，优游享乐。遇有战事，沿途勒索，乘机中饱。作战时则拥兵自卫，不敢向前。不仅下级军官如此，朝廷钦命的领兵将军，也很少知兵善战者。大金川之战，经略大臣讷亲（清初名将额亦都后人），临战躲在帐内指挥，传为笑柄。三千兵士攻碉，遇敌即作鸟兽散。大学士温福领兵出征大小金川，只知在军中置酒高会，挞辱士卒。同行的四川提督马铨讥笑他是“空摇羽扇，无计请缨。”乾隆朝官至领侍卫内大臣的索伦人海兰察曾说：“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阿桂）一人而已，某安敢不为其下？其余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坛秉钺，适足为殃民耳。某安能为其送死也。”（《啸亭杂录》卷九）
满洲贵族将领多不知兵，八旗兵丁多不能战。乾隆帝在连年发动的边疆战事中，不能不调遣绿营兵和索伦、锡伯、达斡尔等各族兵，组成作战的中坚力量。清朝发展到乾隆时期，绿营兵额经常在六十万左右。据魏源《圣武记》统计，中外禁旅即驻防的八旗兵，共有二十万余人，其中一半在京师。八旗兵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在内，按照乾隆朝编制的比例，八旗满洲兵不过十二万左右。满洲兵虽仍保持着优越的地位，但已基本上丧失了战斗能力。汉人组成的绿营兵，这时已逐渐代替八旗兵，成为国家军队中的事实上的主力军。
三、八旗生计问题
满洲八旗兵丁不加训练，又不事生产，如此世代相传，不仅无力作战，而且家口生活也日益困窘。于是出现了所谓“八旗生计”问题，京帅尤为严重。
乾隆一朝对这一问题的产生，曾有过种种议论。归纳起来，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不事生产，收入减少。八旗兵丁久居京城，不事耕种，按照清朝规定，又不得经营工商，只靠朝廷发给粮饷和出租旗地为生。如果擅自外出谋生，即被视为“逃旗”，从重治罪。旗人长期游惰，靡费无节，粮饷不足即向佐领等官员借债（放印子）。再不足，便变卖朝廷地产和住房抵用。借贷放印子钱，钱粮即被扣还。土地变卖后不能再收取地租。房产卖后还要再出银租房。这样下去，收入越来越少。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不能不陷于困窘。
另一方面是满洲八旗人口不断增加。满洲八旗只有旗兵本人领取粮饷，旗丁分授耕地。百余年来，旗人生活安闲，家口不断增殖，生活负担也不能不随之增长。户部尚书梁诗正在奏疏中说：“而百年休养，户口众多，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是旗人穷乏的原因。（《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御史赫泰说，顺治初年到京的一人，现在已成为一族，“以彼时所给之房地，养现今之人口，是一分之产而养数倍之人。”（《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初集卷一四五）
满洲八旗人户生齿日繁，收入日绌，在乾隆朝已成为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乾隆帝的处置办法是：（一）增发赏银。以恩赏名义，发给贫困户赏银，以为赈济。又动用国帑，赎回旗人典卖给汉人的旗地，由宫府收租，将租金分赏给八旗兵丁。据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清查，赎回旗地一万四千余顷，岁征租银三十一万五千余两（《石渠余记》卷四）。这些赏银，对于贫困的旗户，虽然可缓解一时，并不能解决长久的生计。（二）增加养育兵额，“出旗为民”。雍正时设养育兵额四千八百人，乾隆帝扩大到二万五千人。八旗兵原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分，乾隆帝准令八旗汉军“出旗为民”，即脱离八旗兵籍，另谋生理。由此空出的兵额，改由满洲旗丁补充。如广州、杭州驻防汉军和福州水师汉军，各出旗一千余人，由京师满洲旗丁往补。驻防福州的八旗汉军步兵改设为绿营兵，另派京师八旗满洲兵丁二千余人驻防。
此外，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还曾迁移京师满洲八旗三千户去东北拉林等地开垦荒地，建房屯种。说是“但念现在京中满洲，生齿日繁，额缺有定，恃一人钱粮，供赡多口，终恐拮据”。“欲我满洲世仆，仍归故土，生计充裕。”前往人等，每户赏给治装银两，沿途给与车辆草束，到达后又赏给立产银并官房田地、牛犋籽种，每户约需银百余两。乾隆帝告诫说：“伊等至彼，各宜感戴朕恩，撙节用度，以垦屯为务。稍有余暇，勤习骑射技勇。”（《高宗实录》卷五○四）但是满洲“故土”的旗人，也并非“生计充裕”，典卖旗地，生计困乏的现象也在发展。据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宁古塔将军鄂弥达的奏报，吉林乌拉满洲兵丁三千，其中可称富户者仅二十一户。贫户一千一百八十五户，八千九百三十五口。赤贫户六百七十八户，两千八百九十四口。两者合计一千八百六十三户，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九口。其余为中户，共八百四十八户，八千八百二十九口（《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个典型材料反映出，当地八旗满洲兵丁中，可以温饱的中户还不足半数，绝大多数是贫困户以至赤贫户。乾隆帝迁往拉林的三千满洲户，实际上只有二千户前去。其中老幼约十分之一，壮年而不会耕作者有十之六、七，能耕作者不过十之二、三。因此，去拉林等地不久，便又相继逃回京师。留在拉林等地者，也多雇用关内流民代耕。所领旗地又通过典卖，渐归汉民所有。
广大八旗满洲人户从不耕不战到难以存活，显示着满族的统治危机，也表明满洲贵族与旗户的分化，日益加剧了。
（五）思想统治的加强
乾隆时期的清王朝，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统治。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渐染汉习，渐趋腐化，也日益加深着本民族内部的分化。表面的繁华掩盖不了统治集团的腐朽，武功的炫耀也不能掩盖八旗兵力的衰弱。满洲民族和清王朝一样，经历着由盛而衰的过程。
大抵一个王朝，越是处在强盛的时期，在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相反，一个王朝处在日趋衰朽的时刻，越是难以自保，越加偏狭疑忌，强化暴力统治。乾隆帝初即位，继承父祖盛业，力矫前期严政，宣示宽仁，标榜满汉一体，显示出有信心建立功业。大约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满族上下日趋衰弱，对汉人的疑虑也日益加深。由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对汉人的统治。
一、文字狱的迭起
康熙朝曾严厉镇压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雍正朝先后兴起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等大狱及吕留良、曾静案，指责语言文字之过，以镇压汉人反满思想，被称为“文字狱”。乾隆帝初即位，力图消除满汉朋党畛域，曾收到一定的成效。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处置胡中藻狱，又恢复了以文字之过惩治大臣的恶例。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的二十余年间，文字狱连年兴起，形成严厉的思想统治。与前朝不同，镇压的对象，既不是“复明”的志士，也不是结党的权臣，而是一般的汉人文士。见于记载的约七十余起文字狱中，六十六狱都是惩治举人、贡生以下的生员以至塾师、术士。兴起这些案狱，目的不在限制臣僚的结党擅权，而在于控制民间的反满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