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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在一一三○年四月从海上回到越州，绍兴二年（一一三二年）正月，又返回杭州。早在一一二九年七月，高宗已把杭州升为临安府，作建都的打算。金兵退走后，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逐渐稳定下来。南宋王朝在临安建立起它的统治，控制着半壁江山。
三、南宋统治的确立
高宗建都临安，只图苟安江南，对外继续屈辱妥协，对内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镇压，以维护它的统治。
妥协苟安——金兵退走，高宗回到临安，不能不标榜“恢复”“中兴”，但随即大兴土木，修建明堂、太庙，明显地表示出苟安江南的企图。御史张致远说：“创建太庙，深失复兴大计。”殿中侍御史张洵更明白地指出：“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庙，是将以临安为久居之地，不复有意中原。”金朝立刘豫后，高宗更加放弃了还都东 京的打算。黄潜善、汪伯彦等放弃中原、苟安东南的主张，被高宗实现了。
一一三○年十一月，前御史中丞秦桧从金朝来到临安。秦桧在金兵攻下东京时，随徽、钦二帝和大臣们被掳走。何栗等在进入金界途中自杀。秦桧却一直跟到金朝，屈膝投降，又为金军南侵作参谋。秦桧自称从金军逃回，其实是金朝放他回来作内奸。这时，吕颐浩已出为建康府路安抚大使，范宗尹作右相。秦桧由范宗尹引荐，得见高宗。范宗尹进上秦桧代高宗拟好的一封向完颜昌议和的国书。高宗看后，说“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遂命刘光世向完颜昌通书致意。高宗任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升任参知政事。秦桧自称，他有两策可以耸动天下。一一三一年七月，范宗尹罢相。八月，秦桧受命作右相兼知枢密院事。一一三二年五月，秦桧网罗南宋投降派官员，设置修政局，准备修改南宋的政治、军事体制，以适应降金的需要。七月，左相吕颐浩回朝，与秦桧不和。秦桧抛出他的两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即不但放弃中原，而且把抗金投宋的河北人、中原人全部交还给金朝和刘豫。八月，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植党专权”。吕颐浩也向高宗竭力揭露秦桧。高宗说：“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是北人，该归到哪里？”命兵部侍郎綦崈礼（綦音奇qí，崈同崇）起草制书，谴责秦桧，罢免相位，并告谕朝廷永不再用。秦桧为相一年，遭到朝臣反对而罢相，但放弃中原，偏安江南，仍然是高宗既定的国策。
镇压农民——金兵南侵、高宗逃窜的过程中，宋朝的溃军乘机四处劫掠，城市乡村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舒蕲光黄镇抚使李成、蕲黄镇抚使孔彦舟等各领兵数万人，占据州郡，到处杀掠，变成残害人民的盗匪，最后又去投降金朝或刘豫，往来窜扰。御史韩璜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叛，不绝如丝。”南宋王朝暴露了投降逃跑的面目，官吏、兵将和盗匪一样地劫掠刻剥。在此情况下，各地农民纷纷举行了武装起义。
高宗小朝廷把起义群众看作是比金朝更危险的敌人。反对秦桧的吕颐浩也主张“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金兵退后，高宗随即把几个领兵的大将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以及张俊统卒下的岳飞等部，都从前线调离，大力平定“内寇”。几年之内，他们屠杀的农民，竟达几十万人。对待金朝的“外侮”一意屈辱妥协的高宗小朝廷，就这样在农民的血泊中，建立起黑暗统治。
诋毁王安石——北宋末，钦宗即位，就下诏说：“今日政令，唯尊奉上皇诏书，修复祖宗故事。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之正道，察（王）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随即起用程颐最得意的门生、程学的继承人杨时，作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祭酒。杨时立即上书攻击王安石，说“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请钦宗“毁去（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像，使邪说淫词不为学者之惑”。钦宗下诏罢去王安石孔庙配享，改为从祀。当时太学生多崇信王安石的学说，纷纷起来反驳杨时。御史中丞陈过庭等也上疏对杨时进行弹劾。杨时终于在反对声中被罢免。
高宗刚一建立南宋小朝廷，就又起用杨时为工部侍郎兼内殿侍讲。一一三一年八月，秦桧拜相的第二天，追赠程颐直龙图阁。高宗在制书中称赞程颐是“老师大儒”，“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高明自得之学，可信不疑”，又攻击王安石等变法派是“曲学阿世”：说褒显程颐，是为了表明“上之所与，在此而不在彼”。范宗尹为相，高宗对他说：“人欲明道见礼，非学问不可”，“正心诚意，率由于此”。范宗尹说：“人主尤以此为先务”。吕颐浩、秦桧作相，高宗又对他们说：“人主之德，莫大于仁。”吕、秦说：“圣学高明，以诚、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齐天下有余裕矣。”高宗大力提倡“正心诚意”的程学，崇信程学的儒生都得到任用。士大夫想作官得利禄，便“托其说（程学）以自售”。一时程学大兴，成为作官的捷径。
在高宗和范宗尹、秦桧等倡导下，程颐的门徒，展开了对王安石的围攻。宋朝以科举取士，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在太学生和青年文士中有着广泛的影响。钦宗时杨时曾奏请销毁“三经新义”，这时又写出《三经义辨》，从学术上向王安石进攻。一一三五年，杨时病死。高宗特诏褒杨《三经义辨》，又赐其家属银二百两、帛二百匹，作为对杨时反王安石的酬赏。攻击王安石的另一个办法，是篡改历史。高宗任命范冲（范祖禹子）重修《神宗实录》，杨时也著《熙宁日录辨》，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事实肆意篡改。再一个办法，是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代表作就是邵伯温（邵雍子）的《邵氏闻见录》。邵伯温假托苏洵的名义，伪造《辨奸论》，说邵雍听到杜鹃的叫声，就预测到王安石作相“天下将乱”。邵伯温还编造说：王安石平日不梳头，不洗脸，前生是个獾（音欢huān），儿子王雱死后下了地狱等等。以荒唐的谩骂，对王安石肆意诋毁。
高宗、杨时等加给王安石的最大罪状是：徽宗、蔡京的亡国和宋朝的南逃，都是由熙宁变法造成的。这当然是自欺欺人。明代的陈汝锜曾反驳说：今史牒具在，凡蔡京所逢迎，“蠹国害民非一政，然何者为熙宁之政？”凡蔡京所交结，如童贯、李彦、梁师成、朱勔、王黼、白时中、李邦彦等等，“何者为熙宁之人？”高宗集团把徽宗、蔡京的亡国，归罪于王安石变法，显然是想借以掩盖投降逃跑的罪责，继续苟且偷安。
控制将帅——高宗狼狈逃窜过程中，不得不允许抗金将帅“便宜从事”。将权日重，就又引起高宗的疑忌。一一三○年五月，崇奉程学的御史中丞赵鼎奏说二“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太祖和赵普讲明利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民政已坏”。“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手”。高宗会意，下侣限制将帅转移财用和任免官员的权力。六月，又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废除南逃时设立的御营司。北宋以来，政治和军事分立两府。仁宗以后，宰相不兼枢密。高宗用宰相兼领军事，说是为了“收兵柄，一赏罚，节财用”。中书舍人季陵又上奏说：“张浚在川陕，区处军事，安置从臣。偏于太专”。一一三一年二月，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大意说：“诸将过失，不可不治”；将领只能听命，不应参预谋划，议论政事；“自古以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不早图之，后悔无及”：他建议“渐销诸将之权”，能驭将才能“弭盗’”‘遏敌”。高宗既要依靠诸将镇压人民起义和抗御金兵，又担心将领功高权大威胁他的统治，陷于难以解决的矛盾当中。北宋建国之初，太祖收兵权，意在防止割据，反映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之争。南宋建国之初，主降的文臣力求控制主战的将帅，意在防止将帅专权抗敌，实质上是反映了投降派和抗战派的斗争，和北宋初的收兵权，性质完全不同。高宗对金朝“且守且和”，对将帅且用且疑，处在重重矛盾之中。
（三）钟相、杨太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南宋小朝廷自重建以来，面对金兵的南侵，从河南逃到江南，从江南逃入大海，不惜对金朝屈辱妥协，只求荀安江南，压迫人民大众。广大农民陷入金兵掳掠，官军抢夺，官府、地主加紧压榨的重重迫害之中。一一三一后，江西安抚大使未胜非描述他所看到的情形说：“来自桂岭，陆行一千七百余里至临江军，所见道上居民及近路村落：自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入袁州界，则人屋俱无。”遭受残酷掠夺的广大农民，不断举行起义，以反抗南宋的黑暗统治。
钟相、杨太起义
一一三○年春，洞庭湖畔的鼎州爆发了钟相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鼎州武陵人钟相领导的起义军原来曾是一支人民抗金队伍。一一二七年春，高宗在南京（商丘）号召各地军兵“勤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