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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均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河道总督靳辅说过这样一段话：“隐占田亩，唯山阳最多，有京田、时田之分。时田一亩纳一亩之粮，系小民之业。京田四亩纳一亩之粮，皆势豪之业。”隐占田亩山阳最多，这等于说别的地方也有，不过不如山阳那么厉害。靳辅的话，只有一半是符合事实的，即隐占田亩，并不限于山阳，但山阳并不一定是最多的地方。就在同一时间，同在江苏境内的苏州、无锡、太仓、常熟、吴江、昆山等州县，就出现过大量的田亩隐占。在这些地方，拥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徐元文、徐乾学一家，把自己的土地填入别人名下，每年拖欠钱粮，以势欺压，终不完纳。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小民之业，一亩纳一亩之粮，是根本得不到保证的。嘉庆年间，“江苏省有贫民，地无一廛，每岁纳粮银数两至数十两不等；有地只数亩，每岁纳粮田银十余亩至数十亩不等”。刁生劣监之米，即令“升合不足，米色潮杂，亦不敢驳斥”，而“良善乡愚、零星小户，虽加至五、六，而不敢违抗”。这种情况，当然也不限于江苏一省。在安徽的寿州、新分、凤台等地，在雍正年间，就己有“田赋淆混，等则莫辨”，“豪强兼并，愚懦包赔”等现象的大量存在。这里的“豪强”和“愚懦”，就是田多粮少的地主和田少粮多的农民。
至于均役，那就不但不见之于实际生活，而且在纸面上的条例中，也是不彻底的。康熙初期，虽然规定绅衿和民户“一律编入里甲，均应徭役”，实际上“绅衿户下地亩，不应差徭”。雍正时期，又正式恢复“绅衿优免本身一丁”。乾隆时，进一步规定“一切杂色差徭，绅衿例应优免”。事实上，即使一切徭役均按田亩多寡分派，也是徒托空言。因为由官来分，“将惟胥吏之操纵”；由民来分，“将惟豪右之指挥”。人所诟病的“田归不役之家，役累无田之户”，在一切徭役按地分摊以前，固然是这样，在按地分摊以后，仍然是这样。在绅衿有优免特权之时，固然如此，在所谓取消优免之后，亦复如此。
地主豪绅对赋税之包揽侵蚀及其与官府之朋比分肥，更是加派浮收的必然后果。在漕粮征收中，被称为“绅棍”、“衿匪”、米虫”、“谷贼”的豪绅地主，“挟州县浮勒之短，分州县浮勒之肥”，始则包揽挜交，继而讹索漕规，“或一人而幻作数名，或一人而盘踞数县”。各州县中，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竞有二、三万两，驯至“在征收钱粮时，置之号籍，每人应得若干，按名照给”，视为成例，以“乡里穷黎之膏血”，供“官绅胥吏之赃私”。
由于豪绅地主的包揽分肥来自清王朝的横征暴敛，所以对于这种现象，不是任之而不能禁，就是禁之而不能止。康熙三十四年（一六八五），曾一度严包揽纳粮之禁，对大户包揽钱粮，不容小户自封投柜之弊情，要地方官题参治罪。可是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却又明定附纳之例：“凡小户钱粮数在一两以下者，附大户投柜。”
二、商人
商业是为封建主利益服务的。地主和商人都是靠剥削直接生产者的剩余产品寄生的。他们需要把剩余产品在他们内部加以分割，这种分割当然不可能是和谐的。
封建王朝是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总代表，在分割这种剩余产品时，封建王朝处于主动和支配的地位，而商人则处于从属和受支配的地位。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商人是社会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资本的大量拥有者。他们具有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封建王朝在实现其分割剩余产品时，往往需要商人的帮助。在这方面，剩余产品的分割，又表现得颇为和谐。清王朝在赋税方面和盐商的关系，就是如此。清王朝的所谓“恤商”，有以下四项：
加斤——食盐的征课，以引为单位。所谓“加斤”，就是增加每引的重量。康熙以前，即曾有过加斤，但每次加斤，课税也随之增加。雍正以后，开始加斤而不加税。乾隆时期，加斤频仍。从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至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十五年中，两淮盐引，曾加斤四次，每次加斤，都不加课。此外，还有一项变相的加斤，即所谓增加卤耗，这也是乾隆时期一项经常的“恤商”措施。从乾隆二年（一七三七）至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二十年中，单就两淮而言，就进行过六次。以后商人借口卤耗加斤，更贿赂官吏重斤夹带。康熙时期，每引至多二百九十四斤，至乾隆而达三百六十四斤。加斤而不加课，这对商人自然有很大的好处。
加价——对于商人来说，盐价的高低是盈利大小的关键。只要盐价提高，商人并不在意税课的加重。两淮盐商为了维持高价，在清王朝增引加课之时，甚至情愿带课而不行盐，可见盐价对商人利润的重要。对于食盐的价格，清王朝表现得非常慎重而不轻易增加。雍正帝说：“不得禁定盐价以亏商，亦不得高抬时价以病民。”乾隆帝也说：盐价增加，“困在贫民”；嘉庆帝对维持盐价的稳定，表现得更加坚决，说什么“宁可使帑项有亏，而断不肯朘民以益帑”。但实际上，食盐的价格仍在不断地上涨。汉口盐价，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曾议定每包（重八点二五斤）价钱时以一钱一分九厘为率，最贵不得过一钱二分四厘。嗣后递年增长，至乾隆五年（一七四○），每包加至一钱八、九分，至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达二钱九分，较雍正时期增长一倍以上。
缓征——一是预运引盐的缓征，一是盐课的带征。原来盐课一向分三次完纳，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商人借口运河挑浚，阻塞航道，须提前运盐，资金周转困难，于是始定凡预运引盐，缓征一、二两次课税，统于第三次一并完纳。后遂为成例。这项缓征，因为只限于预运盐引，数量不大，还不引人注意。缓征的主要部分是盐课的带征。所谓带征，是将当年应征而未完的课税延长上缴期限，延长五年叫做分五年带完，延长十年叫做分十年带完。这种带征，最初只限于正课，以后则扩大到盐商的报效、公捐的交纳和官款的偿还，最后形成巨额的积欠。
借帑——在盐商资本不继之时，清王朝常发库存帑银交盐商领借，以资周转。这种办法，也盛行于乾隆时期。乾隆一朝，仅两淮一处，就先后借帑十次，总数达二百一十多万两。以后按引酌借，视为成例。嘉庆六年（一八一○），规定每年以一百二十万两为限额，“垂为定例”。
清王朝对盐商的这些优待，当然不是白给。它从盐商那里，也曾得到回报。归纳起来，也有四项：
报效——盐商之报效，始自康熙而盛于乾隆。它的数目，是相当惊人的。乾隆一朝，盐商在军需、助赈、助工、备公的名义下进行的捐输，仅两淮一处，就有三十七起，总数达到二千八百五十多万两。这个数目，十倍于康熙时期全国一年的盐课收入。
帑息——清王朝对盐商发借库款，反过来盐商又付给清王朝以高额的帑息。有时盐商对官府的报效，又反过来作为官本，借给盐商，也收帑息。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清王朝命两淮盐政备银十万两，长芦盐政备银五万两，交盐商生息，以备乾隆帝巡游的挥霍。当时两淮没有余款可解，盐政吉庆献策说，淮盐众商情愿每年公捐银两十万，公领生息，以五年为期，每年息银归入本内，一并营运。期满之后，留银六十万两，永作本银生息，余银解交内库。一文不出，本息全收，算得是名副其实的无本生涯。
预纳——在盐引滞销之时，盐官照顾盐商，准其缓纳税款，分年带征；而在拨解紧饷，无法应数之时，盐商也往往成全盐官，由商凑款赶课，谓之“预纳”。这样，一方面暂时弥补了库款的亏虚，一方面又长久保住了盐官的考成，好处是明显的。
分润——官僚直接分润盐商的盈利，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康熙时，刑部尚书徐乾学就曾被人揭发私交银两给盐商做生意。乾隆时，山东济东道张体仁也被人揭发让子侄出面行盐，“居官牟利”。在乾隆朝做过户部侍郎的裘日修和嘉庆时的户部尚书戴衢亨，都是长芦盐商的儿女亲家。此后，形成“盐务一官，或与商人联姻换帖，或与商人伙本行盐”。官、商便成一体。
商人给官的这些好处，也不是没有回报的。例如预纳盐课，就不仅从官那里得到贴息，而且还可以得到减纳的优待。同时一经预纳，又可用手本开载预纳银数，呈官铃印，等到商人亏乏之时，即以铃印手本质钱，辗转抵押，纠葛不清，最后亏的还是库款。
盐商报效，名为“因公抒诚”、“岁助国用”，实际上以空数上报，而先由运库垫解，从无年清年款，以至最后逋欠累累，阴亏正课。占两淮盐商报效首位的军需捐款，在乾隆一朝为数一千四百八十万两，实际上商人交出的现款，不过一百万两，其余全由公库垫解。名为按年带征归款，实际一直挂在账上。
并不是所有的盐商都能同官府保持这样密切的联系，享受到这样优厚的待遇。无论是“缓征”、“借帑”、或“加斤”上的重斤夹带、“加价”方面的垄断盐引，所有这些好处，都首先落在大盐商的手里。至于和大官僚联姻换帖、伙本行盐、朋分盈利的，更是盐商的上层头面人物，获利自然更大。
在两淮盐商中，向有所谓“总商”或“纲总“的设置。他们的数目，由官府选定。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定为二十四人。雍正以后，增为三十人。这二、三十个人实际上掌握了整个淮盐的营运。他们一方面是“资重引多”，为散商所信赖的富商，所有贩运淮盐的商人，都必须附在一个总商名下，行盐迟早，惟总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