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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票号、典当业的资本，也很可观。康熙初年估计，全国典当业有两万二千多家。每家资本，最多达八万两，最少也有一千余两。全国典当业资本，按最低的估计，也在两千万两以上。钱庄、票号，在一些商业中心，也有很大的势力。上海在十八世纪初年，开始有钱庄的创设，至十八世纪末叶，则已超过百家。苏州也是一个钱业集中之区，十八世纪时，在一幅描写苏州市况的画卷中，出现了五十多个行业，二百三十余家铺面，其中钱庄、票号、典当，就有十四家之多。当时山东、山西、河南以及陕西、甘肃等处商人，每年来到苏州置办货物，最初均须携带现银，为数达数百万两。至十九世纪初，则改由汇票往来，专营汇兑的票号，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浙江的商业中心宁波，在十九世纪初期，钱庄已大批出现。这些钱庄拥有雄厚的资本，它们所发的钱票。有很高的信用，银钱交易，自一万至数万、十数万，只须在钱庄过账，不必银钱过手。
在一般商业中，也有不少商人拥有大量的资本。十八世纪时，江浙粮商在镇江、苏州、杭州、湖州等处，遍设粮仓，各仓经常积谷至数十万石。像这样大量地屯积粮食，没有巨额资本，是难以做到的。而这种情况，并不限于江浙两地。
第三，从投资活动看，这时投资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资本的流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域和行业的限制。广州的行商，是一个地域性比较浓厚的行业，但是不少著名行商的资本，就有来自福建、浙江乃至遥远的长江流域的。在两淮盐业中，主要的投资者，来自安徽的歙县，淮盐总商，就县恒居其半。四川井盐中，从事制盐的企业主，大多是湖南、湖北、陕西和广东的客籍商人，而租引行盐的行商，则主要为“陕西大贾”。在矿业中，云南铜矿在它的兴盛时期，厚积资本进行开采的，多为“三江、两湖、川、广富商大贾”，本省之人，反“不过零星伙办”。四川马边铜矿，地处偏远，而开矿之初，各处商人“挟重资而谋利者，不可胜数”。在福建产茶的山区，无论制造或运销，都有大批的外来商人参加。瓯宁茶厂，经营多外来大贾；武夷茶区，列肆皆他方客商。江西汀州及兴泉的大商人，运闽茶于广东、江苏；拥资巨万的山西容商，则贩运河南转销关外。在散处农村的造纸业牛，地处险僻的江西广纸厂，业者“率少上著”，挟资而来的富商大贾，多为安徽、福建的客商，甚至有的来自遥远的西北。位于山涧的广西容县纸篷，在康熙年间，就有“闽、潮来客”开始创建。乾隆时期发展到二百余槽的福纸，就是由福建商人的教作而得名。在采木业中，四川的木材产区雷波，在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江西、湖广商人来此设厂，雇工采伐。在陕西终南山区，到十八世纪末期，川、楚等省商人之就地设厂采木者，遍及四府七厅县，形成一个“五方杂处”的地区。
从以上的情况看，资本的流动相当活跃。它不但集中于通都大邑，而且也流向穷乡僻壤。但是这些资本，绝大部分是在流通过程中。投入手工业中的，估计只占很小一部分。清代《徽州府志》说：安徽歙县“百工之作皆备，而歙为巧，然仅仅足以偿其僦费而已，其能蓄以息之者，不十一焉。”（康熙《徽州府志》卷三）这就是说，连有精巧的手艺如歙县的手工业者，也只能勉强维持租赁固定资产的费用，能够进行积累以扩大再生产的，不到十分之一。
三、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劳动者
包括矿场在内的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线上的劳动群众，到乾嘉时期，已经是一支人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大军。
在手工业中，集中工人最多的是纺织、制茶、制盐和铜铁开采、冶炼这几个行业。举其大者而言，在棉织业中，苏州踹布工匠，在十八世纪初期，总数将近两万。十九世纪初，广东佛山的二千五百家织布工厂中，共有五万手工业工人。丝织业中，苏州的散处机匠，在十八世纪初期，人数在一万以上。南京丝织业，在十九世纪初期，据说有缎机三万张，每机即使用织工一人，也有三万机匠。同一时期，广东佛山“每年有一万七千名男女童工从事织绸工作”。在制茶业中，十九世纪以前，福建瓯宁一邑，从事制茶的劳动者，人以万计。云南普洱茶区，“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在制盐业中，四川井盐的劳动者，在十九世纪初，单是井工一项，估计近二十万人。从事海盐生产的劳动者，为数更多。以淮盐而论，在十八世纪中期，参加制盐以及捆盐等辅助劳动的人，估计在五十万以上。在铜、铁冶炼业中，云南铜矿在十八世纪中期，一个矿区的人数，可以达到数万、十数万乃至数十万。广东在十八世纪初期，单是从事煤、铁采冶的“佣工者”，就不下数万人。此外，在制糖、制瓷、造纸、木材加工和铁器铸造等业中，也集中了不少手工业劳动者。汉口的铁行，在十八世纪末，有铁匠五千人，而在此以前一个世纪，佛山炒铁炉房中的劳动者，就已达到数千。广西容县的纸篷，“工匠动以千计”。陕西终南山区，有数以万计的劳动者，分散在纸厂、木厂和其它各种工场中。景德镇瓷窑，在十八世纪中期，窑工至少在三千以上。制糖业如四川内江糖房，“平日聚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这种糖房，又分散在广大农村，则力作者之多，是可以想见的。
在交通运输线上，也集中了大批的劳动群众。在内河航行中，单是漕运线上的运丁、水手、舵工、纤夫，为数就在十五万以上。民间运输，为数更多。江南浒墅，地当南北通衢，商船往来以千计。长江上游水运中心的重庆，每年聚散的纤夫达十余万。海禁开放以后，沿海和远洋又有所发展。每年从事运输的船只，为数三、五千不等，或者更多。每船所用水手，一般在二十人以上。整个从事海运的劳动者，当在十万以上。
陆路运输线上的劳动者，具体数目难以估计。但其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倍蓰于水运，是可以肯定的。
劳动者的流动，也具有一定的规模。本章第一节已从农业雇佣劳动的角度，提到破产农民的流动。事实上，成为劳动雇工的，并不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农民的全部，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逃亡进入城市，或者移入其它地区，从事各种“徒手求食”的工作。手工工场或作坊、矿场、盐场、山场以及交通运输各业，是这些“徒手”的人“求食”的主要所在。
流到城市的劳动者，相当大的一部分成为手工业工人。苏州踹布坊的踹匠，“皆系外来单身游民”。景德镇瓷窑的工匠人夫，大多是所谓“四方无籍游徒”。“京师刻木之匠，江宁南乡人居其大半”，这是劳动者由南向北的流动，昆明铜器作坊，各种铜器“皆江宁匠造之”，这是劳动者由北向南的流动。可见流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向城市以外的矿场、盐场和山场的流动，更引人注目。在矿场中，云南铜矿，从开采到冶炼所需矿工，“近在土民，远及黔粤”。“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广东铁矿中，有福建上杭等县游民“成群越境前来，分布各处山洞，刨寮住扎”。四川各矿砂丁，成千累万，皆为“无室可居，无田可耕”的乏产贫民。
在盐场中，四川井盐中，汲井、烧灶的劳动者，多系来自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的“无业穷民”。两淮盐场的灶丁，不断有流亡迁徙。那些被官方诬蔑为“匪类”的盐场劳动者，不少是外来的流民。
山场更是流民的集中地。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在深山中进行新的开垦，有的则成为山场中各类手工工场的雇工。在福建瓯宁茶山的制茶工场中，被称为“碧竖”的茶工，率皆“无籍游民”。山僻中的茶场，外来的“客氓”，是主要的受雇者。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各县，“山深地僻，箐密林深”，造纸“厂户繁多”，这些纸厂的佣工，十之七八，是来自江西、广东以及本省汀、漳一带的“无业游民”。在陕西终南山区的纸厂区，来自山西、湖广、四川等省的农民，或者“砍竹作捆，赴厂售卖”，或者直接进厂作工。这个地区以及四川西部山区的木厂，雇工“多系外省游手之人，无家属之相系”。
至于水陆运输线上的广大劳动者，更是富有很大的流动性，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大都是“无田可耕，无本可贾”，靠“代商异货，风雨无休”来维持半流浪的生活。
劳动者的流动，说明国内市场的一个方面，即劳动力市场，已开始处于萌芽状态。这种农业劳动人口向非农业劳动人口的流动，虽然还不是大量的、持久的，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已经带有新的性质，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必要组成部分。
四、城市和商品市场
商品市场的扩大和工商业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城市是商品市场的中心。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工商业的发展变化。
清代城市的发展有两个方面，一是旧城市的发展，一是新城市的兴起。
旧有城市由于历史、地理条件的变化，有的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上海的商业地位，在清代以前，不及苏州。但是进入清代，特别是开放海禁以后，上海商业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苏州。当时上海是南北沿海贸易的枢纽，聚集于上海的沙船，经常有三千五六百号。豆、米、南货等行业，都有很大的发展。由于款项进出之浩大，金融调度之频繁，上海钱庄在十八世纪初开始出现，至十八世纪末，已达百家以上。南京自明都北迁后，工商业随之衰落，原来著名的坊市如织锦坊、颜料坊、毡匠坊等，到明代末年，“皆空名，无复有居肆与贸易”。进入清朝以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