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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压价采买原料的做法，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官营企业中。在专门供给宫廷缎匹的江南三织造局中，所用丝斤，名义上是按照市场价格向丝商采购，而且还规定了一个增加价格的幅度，以适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如果市场价格超过了这幅度，还有所谓由“织造官赔补”的办法。似乎要彻底杜绝压价收购的现象。实际上，这些规定并不起任何作用。在有价格记载的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上用”经丝的最高收购价格，每两合白银九分八厘；官用经丝的最高收购价格，每两合白银八分七厘；而市场价格则分别为一钱三分五和一钱二。“计比销价，每两贵至三分六、七厘”。至于织造官赔补之说，纯粹是欺骗。实际是织造官用种种盘剥方法取偿于民，最后完全落在蚕丝直接生产者的身上。
第二，在官营手工业中，还有一种委托经营的制度。这也是官府对民间手工业的一种榨取方式。在景德镇的官窑和民窑之间，流行一种承袭明制的“官搭民烧”法。官办的御窖厂只做瓷坯，然后搭烧于民窑，付给烧费。这种办法，看起来是“照数给值，无役派赔累”，实际上民窑的负担，并不减于役派。因为“凡搭坯入其窑，必陶成皆青品，有苦窳不青器，则另偿包烧者”。由于进御瓷器挑选严格，这就使御厂得以瓷色不纯为借口，用勒索赔偿的方式，向民窑进行无休止的盘剥。
丝织业中，清王朝榨取民间机户的办法，主要是以“领机给帖”的形式，控制和剥削机户。在这种制度下，织机为官局所有，机户通过领机对织局承担义务。遇有织造任务时，由机户负责向织局领取原料、雇觅织匠、进局织造，然后领取工银，按月经手发给所雇工匠。此外，在丝斤整染加工方面，还有所谓承值当差的办法。在这种形式下，承值的手工业者，一般不在织局内服役，而是采取包干的办法，在局外进行整染加工。无论哪一种形式，都是要民户替官局当差。官局名义上虽也给报酬，但其中的剥削十分严重。常常是“机户以织作输官，时或不足，至负官债”。前面提到的苏州丝织业在十九世纪初则的萧条，主要是由于织造局种种盘剥榨取所造成的。
第三，清王朝对民间工商业的控制和榨取，还通过所谓发放工本、官买官卖的办法。这在矿业、盐业、林业和对外贸易中，都有所施行。在矿业中，云南铜矿在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实行的放本收铜，要算是最早的事例。在这种制度之下，矿民入山，官厅发给工本，及煎炼成铜，除抽课外，下余铜斤全部让官厅收买，并从铜价中扣还工本。私自出卖铜斤，是犯法行为，一经查获，其铜入官，其人罚役。在盐业中，清初在云南井盐中实行的办法，也是官给薪本，官收官卖。不同的是，包括灶户役食成本在内的煎盐成本，在盐价中扣除以后，其余银额全为正课。在林业中，清初工部以各处营建需用大量木材，也一度实行招商预给工本，设厂采木的办法。同样，在对外贸易中，清初由于铸币的需要，内务府也曾采用“先帑后铜”的办法，招徕商人赴日本采购洋铜。
官放工本，显然是一付诱饵。它要达到的目的，是官买官卖，亦即贱价勒买，高价派销，求得最大的榨取。如前所述，云南铜矿在实行放本收铜以后，矿民不堪压榨剥削，生产一落千丈。同样，云南井盐在官府专卖时期，对于灶户则大戥称收，对小贩则小称短给。灶户因成本无着，则煎盐掺合泥沙；官府因官盐滞销，则勒令按户压派。受害的是小生产者和消费者。
在发放工本的对象中，除了小生产者以外，也有大商人。上述采木业和洋铜贸易中，由工部和内务府招徕的商人，就属于这一类。他们都是和官府关系非常密切、具有特殊身分和权势的官商。他们和官府通过发放工本，互相勾结利用，排斥中小商人，对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同样发生阻挠的作用。
此外，还有不须通过官放工本，而直接进行收购的垄断和榨取的。云南的茶业，向来是商民“坐放收发”。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总督鄂尔泰以商民盘剥生事为由，改由官府收发，官府设总茶店于思茅，所有茶户必须将茶叶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原来的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留复入者，具枷责押回”；“私相买卖者，罪之”。商民固然不再“盘剥生事”，但茶户所受的盘剥并未取消，而是由封建国家取代了。
第四，清王朝在工商业中利用专商制度，对一般中小工商业者进行榨取和排斥。
以官府和大商人相互利用，牺牲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专商制，在许多行业中都有所体现。
在对外贸易方面，顺治和康熙初期，广州、福州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都是有势力的大商人。“他们都靠这一个或那一个高级官吏，维持他们的地位，小商人显然不敢和他们竞争”。康熙中期，广州、宁波、厦门还出现向朝廷纳贡的所谓“皇商”，他们一来，“本地商人就吓得不敢再出面做生意”。康熙末期以后，在西方商人势力集中的广州，所有对外贸易，完全操于行商之手，主要进出口商品，全部由行商经营，禁止行外散商参加。在上述中国对日本的洋铜贸易中，乾隆初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所谓额商，他们自愿先铜后帑，不但不要先领帑本，而且愿意代偿原有官商的旧欠，条件是其他商人办铜，必悉附额商名下。显然，他们是拥有厚资的大商人，对他们说来，垄断权的获得比官本的领取重要得多。
同样，在食盐的运销方面，有些重要盐区（如淮盐）有所谓总商的设置。散商如果不附在一个总商名下，根本不能行盐。而侥幸得以行盐的散商，也得承受总商的摆布。行盐迟早，唯总商是听；摊派多寡，也唯总商是命。甚至在一些不甚引人注意的行业如上述采木业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些由工部招来的商人，都是和官府关系非常密切、极有权势的官商，对于他们所承办的业务，别人是不能染指的。当然，他们的这些优惠待遇，只有在填满官吏私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
（三）行会与工商业
行会是封建社会工商业的一种组织形式。中国行会组织的雏型，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演变，进入封建末期的清王朝，行会组织已普遍存在于大小工商业城市以至农村集镇。清王朝统治时期，它又经历了一些变化。
一、各地行会概况
清代行会组织，在全国普遍存在。在传统的工商业城市中，商业和手工业的各行各业，几乎都有行会。大城市如苏州、杭州、宁波、汉口、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行会组织有相当强大的实力。苏州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至少有一百六十多个。杭州的各种手工业行会组织，在清代以前，就已有自己独立的行规。所谓“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入清以后，有些行会组织还加以“拓新”。宁波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之交，商业行会已经十分强大。行会商人在经营对外贸易方面，经常采取联合行动。汉口在同一时期，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各行，以及在汉口经商的云、贵、川、陕、粤、西、湖南等省商人，均各有自己的行会组织，即所谓“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广州在十九世纪初期，每一种职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彼此划分的行业，各有其本行的规章惯例”。上海在同一时期，单是各地商民在这里建立的行会会馆，就有十三处。北京的工商会馆，在清代前期也有近四十处之多。有些中等城市，也有相当完整的行会组织。如长江中游的沙市，运河线上的临清、济宁，都有专门的行业街道。沙市在明末清初已“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巷”。临清、济宁也都有专行的行街道和独立的行规。内地小城市和边远地区的城市中，出现行会组织的，也相当普遍。四川汉州（今广汉）各行各业，“入铺出铺，各有礼仪”。大足县中，缫丝、瓦木、染色、成衣等业，都有行会。地处塞外的归化城，在十八世纪初，工商各业已形成十二行，各行各业都有定名为“社”的行会组织。集镇亦复如此。大的手工业集镇如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镇和江苏的盛泽镇，都有悠久的行会历史。一般农村集镇中，也不乏行会存在的迹象。在安徽、四川的一些小集镇中，行会壁垒森严，不下于城市。在广东，甚至在农村中，也有会馆的设置。
从清初至嘉庆，行会组织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在苏州行会组织的会馆或公所中，已知其创建年代的，有机业公所等三十九所。其中创建于清朝以前的只有三所，创建于道光以后的有九所，其余二十七所，均为康、雍、乾、嘉四朝和道光初年所创立。上海行会中，实力很大的商船会馆和海州帮商的高宝会馆，也都是清朝初年创立的。这些会馆或公所的创建时间，不一定就是行会的成立时间，有些行会的成立，可能早于会馆或公所的创建，甚至会早得很多。但是大批会馆或公所的创建，说明行会的力量，在有清一代有所发展。
清代行会组织在工商业中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在现存的一些手工业行会规条中可以看出，从清初到嘉庆时，行会关于学徒、帮工的限制，非行会手工业者的排斥，产品价格、工资水平的统一和原料分配、销售市场的限制等等，都有十分严密的规定。一直到道光年间，许多行会在排斥非行会手工业者方面，仍然规定外来客师新开店铺，须出牌费“入公”；在限制学徒和帮工方面，仍然规定客师“不得蒙混滥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