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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商品价格的规定。在广州开关贸易以后，进出口商品价格，原来是由行商公同酌议。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虽然规定行商与外商公同议定价格，实际上“中国商品按什么价格出卖”，仍然“由公行来决定”。一直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在价格的议定方面，中国行商还有相当的主动权。在很多场合中，外国商人不得不听从行商的议价。但是，在七十年代以后，行商破产开始增多，公行组织一度解散，商品议价的主动权逐渐从行商手中失去。八十年代中，中国的官方文件已经有这样的记载：外商与行商交易时，“临时定价，任意高下”，以致行商“亏本借贷”。八十年代以后，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也经常出现中国行商在规定入口商品价格方面，屈从于外商的事例。如乾隆五十二年（一六八七），行商要求降低进口哔叽和铅的价格，就以得不到东印度公司的同意而不能实现。嘉庆三年（一七九八），东印度公司在进口铅和锡的价格上，坚持铅价要提高，锡价要维持原状，虽然明知中国商人要亏本，也不让步。中国行商虽然表示了异议，但是没有效果，最后还是依了东印度公司的条件。嘉庆九年（一八○四），东印度公司又提高进口毛织品的价格，甚至威胁中国行商，如果不同意，就要降低中国工夫茶的价格。中国行商屈从了他们的决定，换来的仅仅是一个毛织品质量不降低的空洞保证。这只是见之于记载的少数事例，但是它足以说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广州贸易中商品价格的决定权，已经开始旁落外国商人之手。
第三，关于贸易份额的分配。在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开关贸易之初，广东官府曾规定“各处商人来广，务各照货投行”，即按商货类别投行买卖，原无所谓在行商中分配贸易份额的规定。外国商人在各行商之间进行份额之分配，大约开始于十八世纪后半期。七十年代起，进口份额的分配，开始发挥“维持”行商的作用。为了取得或保持份额，中国行商对外国商人的贸易条件，不得不曲意逢迎。嘉庆十四年（一八○九）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透露过这样的情况：原来“夷货到粤”；向系行商自行承办，“不致彼此多寡悬殊”，而“近年夷商司事者，竟随意分拨，售卖内地。行商因其操分拨之权，曲意逢迎，希图多分货物，转售获利，而奸夷遂意为肥瘠”。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也透露了同样的情况。中国行商为了保证他的份额，不惜在商品价格上屈从于外国商人。上述乾隆五十二年行商之所以对哔叽价格的让步，主要是由于他们只关心“在本季度的进口中能保证自己的份额”。而嘉庆三年行商在锡价上的让步，也是为了得到份额上的保证。在清王朝的上层官僚中，也有人赞成这种办法，认为可以免去行商“垄断居奇，贱买贵卖，苦累夷人之弊”。这是本末倒置。在外商分配贸易份额的条件下，真正起“垄断居奇”作用的，只能是行商所“曲意逢迎”的外国商人。
第四，关于交易方式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以前，行商在与外商的交易中，尽管在商品的价格和贸易的份额方面，已经开始受到外国商人的制约，但是他与外国商人，仍然是独立的买卖双方。他在交易中，仍然保持独立的商人身份。尽管这时有些行商，由于资金不足，靠外国商人借款周转，他的所得，实际已近于中间人的经纪费，但是整个说来，行商仍能保持独立和主动的地位。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初期，这种地位已明显地发生变化。新的一代行商，已开始实行代理推销、收取佣金的办法，把自己从独立的商人降为掮客和买办的地位。嘉庆十五年（一八一○），当过通事的行商谢嘉梧，“打破了百年的传统”，第一次按照固定的价格，为东印度公司专门推销羽纱。他所做的生意，完全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大班的“指导和监督之下”。“他担任的角色，实际上是公司的掮客”。到了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这种推销办法，已经由羽纱推广到哔叽，由一个行商发展到许多行商。这一年，东印度公司以支付百分之三的佣金，委托行商代销哔叽的货值，达到十九万九千多两。以前东印度公司极力反对公行的垄断贸易，现在却掉过头来要求行商“垄断”他们的贸易，不过要在新的基础上，即他们的指导和监督之下，成为他们的“独家经纪人”。
古老的中国行商，已经证明不是大英帝国垄断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对手。然而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作为英国新兴工业资本开拓殖民地的重要工具、以代理行号为主体的散商，已经大规模地涌向中国，代替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国扩张东方势力的急先锋。这些属于“第二代”的所谓“自由商人”，是从来不“照着中国人的告示做生意”的，“他们采取了进攻的态度”，并且“要达到想望中的空前扩张”。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东印度公司停止了在中国的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侵略者的撤退。相反，新的一代加紧了他们的步伐，中国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更加严重的入侵威胁。
（三）中国与友邻国家的贸易和经济联系
清王朝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友邻国家的贸易，加强了中国和友邻国家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和友邻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
一、陆路贸易
中国西部和中亚细亚接壤。中国和中亚细亚的陆路贸易，有长期的历史。位于伊朗、阿富汗和中国之间的撒马尔汗和布哈拉，是中国和中亚一带友邻国家进行贸易的两个中心。在清朝以前，这两个地方经常有中国商人带来丝绸、宝石、麝香、大黄等物和伊朗、阿富汗以及印度等国商人进行贸易。清朝统治时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侧的两条主要商道上，北路的吉昌，“店铺栉比，市衢宽敝”，“繁华富庶，甲于关外”。南路的莎车，“货若云屯，人若蜂聚”，成为当时对外贸的大城市。
中国和西南诸邻国的陆路贸易，也有长久的历史。在西藏，以札什伦布为枢纽，有两条传统的国际商道。一条西向，经拉达克以至克什米尔。一条南向，经不丹以达孟加拉。西向的商道，要越渡拉克达的无数高山和急流，然而在十七世纪每年都有商队用三个月的时间，跋涉这条“经常需要攀附悬挂两山之间的绳索才能通过”的商道上。克什米尔人用西藏羊毛织成的披巾，为西藏人所喜爱，而西藏的特产麝香、茯苓、大黄以及著名的眼药猛迷郎（即黄连），则是克什米尔商人回程携带的主要货物。
由札什伦布南向，是一条主要的商业孔道。在十七世纪中叶西向的商道受到阻滞以后，这条商道显得更加重要。十八世纪中，在这条商道上，除了尼泊尔、不丹和西藏的直接贸易以外，还有从孟加拉输入的棉花、皮革、烟草、染料、珍珠、珊瑚以及剪刀、眼镜一类日用品。由西藏输出的，则以岩盐、金砂、硼砂、麝香为大宗。远离海洋的西藏人，把珍珠、珊瑚看成是“最宝贵的珍饰”，而西藏出产的金砂，经由尼泊尔流入印度，也使尼泊尔享有黄金之国的盛名。
在中国和中南半岛上的越南、暹罗与缅甸诸邻国的陆路贸易中，缅甸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从云南的大理到缅甸的八莫，是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的商道。尽管在八莫和大理之间横着怒江和澜沧江，两江之间的海拔相差一千七百英尺，道路艰险，但是沿着这条商道的贸易却没有中断过。
西南地区，到十八世纪中叶中缅发生冲突止，两国之间维持了将近百年的和平局面，贸易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这时运载生丝和其他货物到缅甸的商队，常常需用三、四百头公牛，有时使用马匹达两千只之多。
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中缅发生战争，清王朝封闭了边境贸易。但民间贸易往来，并未完全停止。战争经历三年，边境“尚有市肆”。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两国恢复通商。这对缅甸的统治者，正是著名的雍籍牙王朝。缅甸的史学家认为：“在整个雍籍牙王朝期间，中国对缅甸的关系，一向很尊重，把缅甸当作一个平等的国家”。从而“中缅两国的贸易关系，就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中缅之间的商路和交易的商品，都有所扩大和增加。中国商人在原有的商道以外，又沿着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