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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和越南
暹罗和越南，处于中国和马来半岛之间，它们和中国的海上贸易，都至为密切。
中国和暹罗的海上贸易，至迟在十五世纪初叶便已发生。十六世纪以至十六世纪，开始有所发展。中国商人去暹罗者，日益增多。十七世纪中叶，中国侨民长期定居暹罗音，已达三千人。首都大城有唐人区，商商繁盛，成为“远东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
十八世纪以至十九世纪初，中暹两国民间海上贸易继续得到发展。十八世纪初叶，暹罗大米开始输入中国。这适应了中国封建王朝的需要，受到清廷的鼓励。到了十九世纪初，每年开往暹罗的中国商船，达到十八艘左右。从暹罗运来中国的货物，有大米、食糖、苏木、槟榔等，中国运往暹罗的，则有生丝、铜器以及各项杂品，“甚至和尚用的剃头刀，也从广东进口”。这个时候，曼谷的五十万人口中，有四十万是中国侨民，湄南河上的中国帆船，伸延达两英里以上。
中国和越南的民间海上贸易，在明朝初年已经不乏记载。十六世纪后半期，由于中国商人入境增多，在靠近广南的发福，形成了一个专为中国贸易而设的市场。十七世纪以至十八世纪，这里成为印度支那的一个商业中心。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居住在这里的华侨达六千人。他们经营从宁波、厦门等地运来的茶叶、生丝、药材、纸张、布匹、瓷器和铜器等，有时还从日本运来货物，在这里行销。同时又把越南的货物，如象牙、槟榔、胡椒、燕窝、藤黄、牛角以及黄金等，运回中国。进入十九世纪以后，两国民间贸易，发展迅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往越南的中国商船，年在百艘以上，共达两万多吨。一直到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占越南之前，中越贸易维持着顺利的发展。
南洋群岛
在苏门答腊和伊里安岛之间的南洋群岛，是中国商人海外贸易活动的主要地区。在这一片广大的海域中，几乎每一个岛上都有过中国商人的踪迹。其中苏门答腊、爪畦和加里曼丹，是三个贸易集中地。
苏门答腊邻近马来半岛，在宋朝是古三佛齐国的所在地，“诸藩水道之要冲”，也是中国商船经常来往之处。一直到十六世纪，荷兰殖民主义者入侵爪哇，在雅加答建立了殖民政权以后，南洋贸易重心才由苏门答腊逐渐移到爪哇。这时中国商人在苏门答腊的活动，也由岛东南部的巨港，转到西北部荷兰势力所不及的港口亚齐。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放海禁以后，每年都有十到十二只满载货物的商船由中国开来，中国商人不但出售货物，而且有时连船只也出让给本地商人，彼此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爪哇在苏门答腊东南，中国商人来到这里，可以上溯到公元九世纪。岛上西北角上的万丹，在明代已是中国商人和南海各地商人进行贸易的一个重要口岸。荷兰殖民主义者入侵爪哇以后，对中国商人的活动进行种种无理限制。但是，中国商人和当地居民的联系，仍然突破荷兰殖民主义者的阻挠，不断增长。一六一九年荷兰入侵时，雅加达的华侨不过四百，一七三三年增加到八万。这时从中国运载货物而来的船只，一年之中达到二十六艘，运茶达两万五千担。十九世纪初，中国商人在港口贸易之外，还亲赴内地向当地居民收购土产，同时供应居民迫切需要的食盐和其他进口物资。
南洋群岛中的最大岛屿加里曼丹，也和中国有长期的贸易传统和经济联系。岛上南部的马辰和西部的坤甸、三发，都是华侨和中国商人的集中地区。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中国侨民在这里不仅从事贸易，而且进行采矿，为开发加里曼丹岛上的资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菲律宾
中国和菲律宾的民间贸易往来，长期维持友好的关系。宋、元以降，中国商船不断来到菲律宾各岛，其中南部的苏禄和民都洛是两个贸易中心。一五七一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侵占吕宋以后，对中国贸易进行多方限制和排斥。一七一八年西班牙国王甚至下令禁止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丝绸进入菲律宾。但是，长期形成的经济联系，不是殖民主义者一纸命令所能禁止的。中国丝绸不仅为菲律宾人所喜爱，而且通过菲律宾，远航到墨西哥，受到广泛的欢迎。非律宾的华侨经济，也不顾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阻禁，仍然得到一定的发展。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吕宋的华侨已经达到四万。在马尼拉的华侨区“巴里安”里，中国商人“在几条街上都有贩卖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的大商店”。
中菲的民间贸易受到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影响。传统的中菲贸易中心苏禄，自西班牙入侵以后，形势即大为改观。十九世纪初，中国开往苏禄的商船已寥寥可数，而曾经和中国发生过密切联系的棉兰老，也默默无闻。虽然马尼拉的贸易仍然有所发展，但南部大片地区的贸易，却从此衰落下去。
三、华侨的海外活动
中国与四邻国家的民间贸易，促进了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在加强这种相互的经济关系上，华侨在海外的活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首先，中国和友邻国家海上贸易的工具——中国帆船，在增进中外经济的联系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在唐宋时期已很先进。帆船出海航行，也具有相当规模。明清时期，对民间出海贸易虽然横加限制，但出海商船，仍然有所增长。在十六世纪末叶，民间商船每年出海数目，约有一百三、四十只。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则上升到三百只左右。另外，华侨在海外自制自有的帆船，这时大约在二百只以上。两者合计，当在五百只左右。每船平均吨位以三百计，共达十五万吨。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中国商人在海外自制自有的帆船，不但经营中国的对外贸易，而且还经营侨居国家的海上贸易。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华侨在暹罗投资制造的帆船，已达一百三十六艘，其中有五十四艘从事暹罗与越南、马来亚以及爪哇之间的贸易。新加坡与越南之间的贸易，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有四分之三是由越南的华侨进行的。华侨经营的船业，和当地保持友好和密切的联系。暹罗华侨经营的船只，有的由暹罗人和华侨共同投资，有的由暹罗水手和华侨共同驾驶。
清朝造船技术陷于停滞的状态，但华侨在国外打造的船只，推广了中国原有的先进造船技术。所造船只，船体坚实而造价低廉。十八世纪后期，加里曼丹的华侨打造一只五百八十吨的大帆船，只用去银币四千二百五十元，每吨造价七元多一点，这在当时其他国家中是找不到先例的。十九世纪初期，暹罗华侨打造的船只，每吨造价平均十五元，是当时东南亚各国最低的造价。毫无疑问，华侨的这些活动，对所在地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事实上，华侨推广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不限于造船一项。在农业垦植、农产品加工、矿业开采以及印刷和各种日用品的制造上，都引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对南洋各地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在这方面，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矿产的开采。
南洋华侨在从事农业垦植之外，有很大一部分从事矿业开采。加里曼丹的金矿，马来亚、苏门答腊的锡矿以及缅甸的玉石开采，都吸引了大量的华侨劳动。在十九世纪以前，南洋各地从事矿山开采的华侨，不但有熟练的劳动，而且有比较先进的技术，无不受到当地的欢迎。十八世纪初，苏门答腊的土官就专门派人到中国南部各省，招聘中国工人参加邦加矿山的开采，因为中国矿工的开采技术，比他们自己的“臣民所用的原始方法要优越得多”。
在华侨开发南洋矿业的历史中，以罗芳伯为首的广东籍华侨在加里曼丹的开矿活动，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页。
加里曼丹的三发，是这个岛上金矿的主要产区。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野。一七七二年，一批广东籍华侨在嘉应州人罗芳伯的带领下，来到这里。他们筚路蓝缕，从事金矿的开采。一七七六年，他们在坤甸的东万律，成立了一个以罗芳伯为首的兰芳大总制。在这个大总制之下，矿区所有成员，对矿区的收益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每一矿区，都向当地矿权所有者缴纳一定的租金和人头税。由于它对内、对外都作了这样一些公平合理的措施，所以获得了一个顺利发展的环境。从一七七二年起，四十年间，他们在这里开发了三十多个金矿，使原来“长林丰草，广袤无垠”的三发，成为三万华侨和一万二千泰雅克人与马来亚人的聚居地，其中单是金矿工人，就有一万之多。而在数十里以外的沙喇蛮，从事金矿开采的工人则达到两万。三发和坤甸，也成为两个重要的商业城市。
但是，华侨这一正当事业，却受到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百般迫害。他们先以所谓“收买”的名义，企图据矿产为己有，继则用武力进行压制，最后在一八八四年取消了兰芳大总制，扼杀了数万华侨历尽艰辛的创业。但是，存在了一百零八年的兰芳大总制，是十八世纪中国海外侨民的伟大创举。荷兰殖民主义者扼杀了它，总制取消了，金矿也随之废弃了，昔日繁荣的三发矿区，重新沦为穷困的荒野了。正如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大总制的“取消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人口的减少，对婆罗洲（即加里曼丹）的发展，是一个几乎无法复元的打击”。
荷兰殖民主义者摧残兰芳大总制，只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南洋华侨经济进行排挤打击的一个事例。这种打击虽然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却破坏不了华侨和当地人民通过贸易和经济联系而建立起来的友谊。西方殖民主义者压制华侨经济的措施，往往受到当地人民的抵制而无法实现。十六世纪�